學家，難道他不知道朝代的興亡，並非理想之絕望嗎？說王國維自殺也不因為“一人之思想”，又反駁了王國維和羅振玉的個人交往。羅對王國維有恩，但也有怨，恩怨相加，已不堪忍，由恩至怨，更不堪忍。王國維乃性情中人，因友人的恩怨而死，似乎也說得過去，但陳寅恪不同意此說，把它否定了。陳寅恪否定“殉清說”，又否定“恩怨說”，並非為朋友護短，陳先生是什麼人，可說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大丈夫，他是不會、不肯、不屑為友人作曲筆的。他的見解是，王國維的自殺，隻因為“獨立自由之意誌”。那麼這獨立自由之意誌，又體現的是什麼呢？是學問嗎？當然不是，因為彼時正是王國維學業上爐火純青之時！是學問之道嗎？顯然也不是，王國維的學問探索，並未遇到無可逾越的困境。而且他死時虛歲53歲，實際上不過51周歲而已。51歲，正是社科研究的黃金時期。此時此刻，王先生撒手人寰，論其學問之事，可說殊不可解。而且他死前十分平靜，他自殺前三天，與朋友說到頤和園，還說：“今得幹淨土，唯此一潭水出。”自殺前一天，學校放暑假，他還參加了放假前的師生惜別會，晚上寫好遺書，然後“熟睡如故”。世界上自殺者多，然而在自殺前，能熟睡如故的能有幾人？王國維一生，頗不平靜。早年喪父，中年喪妻，老來喪子。家門是不幸的，然而他沒有死；他一生朋友不多，關係最重的朋友，竟至反目，也是他人際關係的不幸；他擁戴王室，堅信修、齊、治、平的儒學理想，然而，這理想已然沒有多少希望；他熟讀深知叔本華，但這叔本華又是一個基督教者。凡此種種，都在他內心深處種下了自殺的種子，待到某個時機，便釀成了這學界人生的一大悲劇。然而，上述雲雲，也不過是後人的一種分析而已。更有眾多的自殺者，連分析都無從分析，留給後人的隻是一團謎團，一聲驚歎。何況說，自殺本身，往往成為悖論。至少對相當一部分自殺者而言，自殺是一種悖論。其表現特征是，凡真的自殺者，都把自殺作為自己內心一種絕對的秘密，他一定不對第二人言。自殺是不能說的，一說，就自殺不成了。或者說，一說，就成了情緒的定性，然後——就不死了。比如，那些動輒大叫跳河、上吊、吃安眠藥、拿快刀抹脖子的自殺者，其實不過是一種情緒表現罷了，他的本意，並不在自殺本身。自殺還表示了另一種悖論。照理說，人世之間，死是最難的最苦的，如果這個道理成立，那麼試問一切自殺者，你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活嗎？要特別強調的是，對於古代人而言，自殺的原因或許多在於外部；他自殺，因為他窮，因為他苦，因為他沒有了生路；而對於現代人而言，在正常的情況下，自殺的原因卻大多隻與自身相關，特別是與其精神因素相關，換言之，他自殺是因為他病了，比如，患上了嚴重的憂鬱症。憂鬱可以成病，也是古代人難以理解的，例如，你讓梁山好漢理解什麼是憂鬱症，怕是有點難度。但在現代生活中，卻是一種常見的病症，而越是發達國家，這病症似乎越具有廣泛蔓延的趨向。而且憂鬱症患者，常常是那些生活狀態還很不錯的人。他們憂鬱，並非因為生活困苦，或者生存壓力太大，或者遇到了某種無法抗拒的不公正。憂鬱症在相當程度上，乃是一種所謂富貴病，甚至在旁人看來，他是樣樣皆好，然而，他的精神卻是苦悶的、無奈的，甚至無法自拔的，白天精神倦倦，夜晚久久難眠。憂鬱症非常痛苦，這痛苦常常具有莫名其妙的性質，而莫名其妙的痛苦才是更深層次的痛苦。其極端的表現，即自殺行為。因憂鬱症而自殺的行為，乃是雙重的悲劇。從而也應該得到社會的更多關注與同情。從這個角度看，對於自殺，既不應該抱著任何神秘感的態度去看待，也不應該抱著任何道德感的姿態去審視，如果非要追究其自殺後麵的死亡價值的話，那價值就在於，它是對於不健全的社會與精神保護環境的一個警示，一種反叛，一種代價巨大的生存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