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那些處於邊緣的、朦朧而曖昧狀態的文化現實，讀解其中隱藏的非常規意義，這是我持續不斷的職業愛好。我知道這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然而，我的天性，我置身於其中的環境，使我別無選擇。
八十年代後期，我埋頭於《無邊的挑戰》一書的寫作，那時我的工作受到多方質疑。師友們對我不厭其煩去談論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表示大惑不解。那本書的出版延擱了多年之久，後來等我的書出來時，當年的無名之輩已經蜚聲文壇。這並不是說我有什麼先見之明，或者以韜諱之計謀取象征資本，我隻是想表明這是出自我的職業習慣。但是，盡管如此，由於時間的錯位，由於先鋒派成為文壇一個無法忽略的現象，還由於我的那本書的豐要章節，以及一些相關論題的文章在1989年以後陸續發表，它居然給一些居心叵測的人製造了口實。個別人唯恐天下太平，試圖製造“南北評論家”的分裂，這還不夠，還要讓大家重新瓜分所謂“先鋒派”的勝利果實。聳人聽聞的說法試圖證明“北方的”評論家是1989年6月以後從南方評論家手裏奪過“先鋒派”的果實·這個時間標記表明“北方評論家”摘桃子借助了曆史之手，這就不是一般的摘桃子，這就是“合謀”！現在，“合謀”成為一部分人的殺手鐧，隻要把對方指認為“合謀”，那就足以消滅對方的存在。“合謀”不過是以政治優先性的原則否決學術的合法性，這並不是什麼刨舉。稍做一些實事求是的資料工作，當不難發現，“北方評淪家”（按照一些人的劃分法，自然我也包括在內）關於先鋒派的評淪文章，有不少是發表於1989年6月以前和12月以前。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學術刊物發表文章的周期。這就是所謂“所史的”態度，人們早已失去了基本的公正和良知．顛倒事實的攻訐居然星在正視當代文學批評“存在的問題”，這也令人稱奇。
攻訐和辯解是我最為厭惡的學術活動方式，坦率地說，我崇尚從容啟示式的讀解，闡釋、拆解、發掘那些人所未知的要素，對謎一般的真相的追蹤……這種工作會讓我快樂，這就是我選擇這項職業的最大誘惑。我承認這項職業遇到危機，這並不僅僅是來自個人生存的危機，這是一種文化的危機。
先鋒派是當代中國文學變革的最後景觀，隨後的刨造都不可能有這樣的曆史背景作為依托，能提供真實的反抗曆史壓力的場所。這使我所關注的九十年代的邊緣文學將難以成為一個完整的曆史潮流。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走向個人化的結果，也就表明它徹底的邊緣化。很多人在寫作，以各自的方式，以不同的效果，勉為其難去製作這個時代的文學奇景——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泡沫奇觀。
泡辣也是一種奇觀，也有它的美感，正如我們時代的經濟一樣，它是曆史所必要的和無法避免的精神自慰。確實，人們現在對文學提出了各式各樣的不滿，這種責難在很大程度上帶著關於文學的古老夢想。在這個視覺符號帝國急度擴張的時代，文學已經走到它的盡頭。如果說文學有什麼過錯的話，如果說文學真的不行的話，那不是因為它用盡了自己的力氣，而是它生不逢時。這並不表明我就是現存文學的辯護者，這是我們理解現時代文學必要的前提，否則，我們這些文學的末路人隻有長歌當哭，還有什麼必要花費精力去指出什麼不足。文學在這個時代不再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的。它退到了社會的一隅，做它力所能及的事情，這就是用語言書寫符號給人們提供一個想象性的替代空間。即便如此，“想象性的替代空間”也是一個有必要加以限製的概念，鳥托邦也是一個想象性的替代空間，因而我使用了“剩餘的想象”這種說法。它不再是那種宏偉的敘事，不再是那種與曆史具有共同的起源性的元敘事。它就是植根於個人記憶的一種有限的想象情境。
因此，九十年代的文學就難以形成實際的持久的中心，也不會有真實的曆史潮流。在某種意義上，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潮流被注定了是製造出來的。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文學潮流都是虛假的，而是說，與過去的文學那種宏偉的元敘事不同——它是曆史情勢表達出來的曆史實際的要求，那種意識形態推論實踐植根於曆史的實在之物；而現在，意識形態其實已經終結一一也就是說它的那種絕對而持久的精神支配力量實際已經不存在了，隻是相當多的人還懷有對意識形態的眷戀，因而意識形態的生產還很活躍，但那都是沒有實際的曆史所指的能指。從實際的曆史活動中產生出來的精神幻想已經為更為務實的“生活需要”所替代。在這一意義上，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學也不會像新時期文學那樣懷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衝動創造了一係列的曆史願望，文學上的各種派別、主義和旗號都與時代的總體要求密切相關。而九十年代，隻有純粹的文學要求，隻有理論自身的推論實踐。基於貧乏的恐懼和對平庸的逃避而製造各種理論現場和文學奇觀。在某種意義上，九十年代創造的那些五花八門的“新……”（新狀態、新體驗、新市民、新都市、新鄉土……等等）並不僅僅是出於對“後”的拒斥，或是辦刊物的黔驢技窮而作出的招牌，在它那蠱惑人心的困窘姿態底下，也包藏著對平庸時代的逃避與躲閃——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文學在視覺符號帝國，在後工業化時代對人的想象力不斷縮減的曆史前提下，所作出的負隅頑抗。大多數人看到它的卑劣，看到它的無能。然而，我卻看副它的可愛與天真，看到它奮起搏擊的“後悲劇”精神。製造出某種潮流，一種自欺欺A的泡沫奇景，這也許是文學在這個時代保持最低限度的創造性的特殊力式，也是剩餘的想象力給予人僅有的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