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於這種觀念，我對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的文學現象作出我的闡釋。基於我的理論視野，我把這段曆史時期稱為“後新時期”，在八十年代末期，我寫作的多篇文章中反複使用丁“新時期後期”這種說法。1992年5月，我寫下一篇題為《新時期的終結》的文章，該文發表在《文彙報》當年7月8日。1992年秋天，在北京大學由謝冕教授主持召開一個關於“後新時期”的研討會，明確提出“後時期”這個概念。與會的代表有新時期的主帥主將王蒙、劉心武等諸多名師大家。與會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八十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社會意識與文學發生的變化，盡管“新時期”這個概念未必得到一致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新時期”這個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套文學理論術語和價值觀念難以理解和解釋八十年代後期以來的現實。
直到現在為止，還有不步人對“新時期”懷有無庸置疑的眷戀，有些人一邊在攻擊現在的先鋒文學與先鋒批評與當下的意識形態合謀，卻對“新時期”頂禮膜拜。這種思想邏輯令人奇怪。對於我來說，並不是說哪一個時代比另一個時代更偉大或高明，應該看到它們之間的差異．而在我看來，之所以宣稱“新時期終結”，是指那種狂熱的自明的意識形態統一實踐的曆史形勢發生變化。文學不再依靠意識形態的推論實踐來確立自己的主題並釀就流派和思潮，而不得不退回到文學自身。從此以後，文學不再是引導人們前進的火炬，而僅僅是給人以想象性滿足的書寫符號。不承認這一點，還要降大任於文學，並要文學做出驚人之舉，那就無異於要拔著頭發離開地球了。至少在從今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和平與發展”是國際社會的主題，中國也不會例外。和平與平靜時代的文學，注定了不具有驚心動魄的性質。就從中國的現實來說，它遭罹的災難和動亂太多，對和平與發展的渴求當是比其它國家來得強烈。在這樣的曆史階段，文學也許是生不逢時，也許是幸運的。這就要看人們對文學基於什麼樣的理想化期待了。
總是有大多數的人習慣於從理想化的角度去談論文學，對文學的現狀表示強烈的不滿，貶抑不合乎傳統規範的任何現實。對於我來說，理解一種曆史情境，再審視文學在這種情境中所達到的可能性——這就是文學在這個時期的創造性。也許使用“創造性”這種說法都顯得誇大其辭，不管如何，總有一部分人在批評和指責，也得有人作些發掘工作。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於我來說，與其為貧困所窒息·不如就在在腳下開墾一塊土地；與其拔劍投箸四顧茫然，不如就在荒野裏走過去。基於這種態度，我對“後新時期”（九十年代）的文學現實，給予了必要的理解和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