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寫作依然斷斷續續，由於它與某項基金有關，所以它又是調和的產物，盡管基金的錢十分有限。但畢竟在二、三年前我經濟最困難的時期，為我解決了一些諸如購書、複印資料的困窘。在此我對“青年社科基金”的諸位評委表示真誠的謝意。存這裏我還想感謝華藝出版社的金麗紅同誌和黎渡同誌。我想他們願意出版本書，並不僅僅是基於我們之間的友情，更主要的是出自他們對九十年代新的文學現象的關注。他們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動向經常保持高度的敏銳，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我還想說明的是，本書並不是一本論文集，它一開始就有一個整體的構想。本書的寫作本來是想寫成一個理論性強些的東西．寫過二本純理論的書之後，理論的疲憊和寂寞還讓我心有餘悸。我想逃到曆史敘事中去，想以史帶論來理解“後新時期”的文學現象。然而，一些現時的興趣和任務使我又退其次，以專題的方式進行研究。其中主要的章節拆開來作為單篇論文發表過。現在連成一體，也許它顯得具體，文學評論的色彩較強。它較之我過去寫的東西顯得平易通俗。本書可能對那些熱衷於指責“後批評”不進行具體作品分析這一說法，作了回應。本書至少比較詳盡地分析了近百篇（部）作品，以我的方式進行讀解。或許是我孤陋寡聞，在我的印象中，那些指責者，從未認真像樣地具體分析過一篇作品。也許會有一類讀者喜歡本書。但我畢竟先犧牲了理論，隨後又丟棄了“曆史”。
這是我所痛心的。在某種程度上，我的這本關於九十年代文學現象和文化的書，如同我所談論的對象一樣，不由自主為這個時期的事務所裹脅，我的寫作方式，寫作態度和它最後的形狀，這是我必須檢討的。我不得不說這本書是改告別式的寫作。
本書還有一個缺憾是沒有展開談論那些處於重要位置的代表作家。例如王蒙、王朔等影響卓著的作家。乇蒙在九十年代的寫作具有非同凡響的意義，它無疑是一個最具象征性的超級文本，不管是對以往曆史的重寫，還是王蒙本人造擇的敘事方式的變化都表明一個文學時代的巨大的變異。此外，我也沒有從整體上論述賈平凹、張承誌和張煒，他們都是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文學符號。盡管我一再聲稱我傾向於關注那些邊緣性的，不太起眼的文學現象。但作為對一個時期的理解，它無疑有片麵的地方。我唯一能為自己開脫的是，關於他們的研究汗牛充棟，人們可以閱讀其他大量的資料來了解這個時期的文學主潮，我能引以自慰的，還在於，我下本書可能會大量涉獵到這些重要的文學現象。這也是我寫作的通病，我總是在一個階段的寫作中，眺望下一個階段的工作，並且為之激動不安，這使我總是急於完成手頭的工作，一些很好的主題和構想就被輕易地處理了，本書的副題稱之為“九十年代的文學敘事與文化危機”．多少有些差強人意，九十年代才過去數年，它顯然是個初步的嚐試，目的在於拋磚引玉，隨著時間的推移，肯定會有更加厚實全麵的關於九十年代的文學和文化研究著作問世。
近些年我招致了不少批評，大部分是善意的。與當今時髦的“唯我獨尊”的獨斷論者有所不同，我深知自己離真理十分遙遠，我隻是一個追尋者和行走者。我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和相對性。坦率地說，我從來沒有陶醉在自己製作的印刷符號裏，相反，我總是不滿和反省。我說過這是一次告別式的寫作，一次寫作就是次告別。但所有的寫作都沒有這次的告別這麼徹底，告別一種姿態，一種方式，一種心境。
陳曉明1995年12月6日於北京望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