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宋徽宗時期奉行王安石做法的蔡京，他在統一思想的道路上走得更遠。麵向社會的廣泛性的科舉製度，由於參加科舉考試的人來自社會各階層，多樣性便是客觀公正的保證之一。自從王安石把個人著作定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後，蔡京更進一步取消了科舉製度，完全采用從公立學校選拔人才。這種做法使得思想非標準化的人才，便難以獲得出路。事實上，歐洲從中世紀開始實行的學校教育，便是仿照蔡京的做法。現代西方為了避免這種統一思想造成的不利因素，采取了一個通融的方式，即教材的多樣性。但是，在利益集團政治中，教材的多樣性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不符合利益集團要求的教材，也很難進入學校教育體係。例如，美國在上世紀60年代就將一本《自由的土地：美國曆史》清除出了中學教科書的範圍。原因是這本教科書“貶毀了美國”，同情共產主義，“沒有能夠宣揚美國的偉大傳統，例如愛國、強烈的個人主義、敬畏上帝、尊重私人企業……”
宋徽宗時期，蔡京當上宰相後做了幾件大事，一是將此前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大臣，包括文彥博、司馬光、蘇轍、蘇軾等190人的名字刻石樹碑，史稱“元黨人碑”，實行打擊報複。後又將“元黨人”的名單擴大到309人，改稱“元奸黨碑”。宋徽宗和蔡京兩個大書法家還過了一把展示書法技藝的癮：皇宮裏的“元奸黨碑”由宋徽宗親自書寫，蔡京書寫的則頒示全國，在各州縣刻石立碑。宋徽宗還下詔禁毀“元黨人”的著作，不得“聚徒傳授”。司馬光撰寫的《資治通鑒》因為有大力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撰寫的序文才幸免於難。被列入“元黨人”名單的人，子弟不得重用，移出京城，並受到歧視。與此同時，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與顏回、孟子並列，王安石的兒子王也在這時成為孔廟中被祭祀的對象。此後，崇寧三年（1104年）廢除科舉製，完全由學校選拔官員。
王安石為了變法而統一思想的做法，到了蔡京時期終於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王安石為國家理財的做法，也被蔡京等人完全接受，民間的財富大量湧入京師，百姓的生活卻日益貧困。蔡京廢除科舉17年後，至宣和三年（1121年），由於不得人心，科舉製重新恢複，但此時為時已晚。6年後，北宋滅亡。
1905年，清政府匆忙廢除科舉。1911年，辛亥革命打響了第一槍，立即一呼百應，清朝覆滅。
從今天的角度看，科舉製度的確有不少缺陷。但是，在古代社會，它是社會開放的重要體現。所謂民心，常常是由這些來自於開放社會的各級知識分子決定的。因此，廢除科舉製在古代就等於關閉了社會的開放之門，除非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取代，否則就是社會災難的先兆。而在蔡京時期的17年間，科舉廢除了，社會處於“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狀況，官辦學校裏的教科書都是王安石的著作，學校也未能成為社會開放的立足點，史稱“失民心”，確然。
王安石新法施行7年（1069-1076），此後，王安石下台，宋神宗將新法做了些改動，繼續施行8年（1077-1085）。宋神宗去世後，元時期，司馬光、高太後廢除新法7年（1086-1093）。高太後之後，宋哲宗再行王安石新法6年（1094-1100）。宋哲宗死後，宋徽宗在位25年（1100-1125），前期有所搖擺，絕大部分時間依然實行王安石的政策。換句話說，從宋神宗到宋徽宗，共推行王安石新法約40年，北宋末位皇帝宋欽宗已無力回天。如果把北宋覆滅怪罪到司馬光等人反對改革的頭上，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
現在一些學者因為要肯定王安石，又無法回避蔡京大量沿襲王安石的做法導致北宋滅亡的事實，便解釋說，王安石的政策到了蔡京時期已經大大走樣。對此，我們應該認識到，正是因為王安石解除了“天地人”對最高權力的約束，才會導致宋徽宗、蔡京的為所欲為。從王安石時期開始白熱化的“黨爭”，實際上並不像西方現代社會那樣是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之爭，而是中國模式的觀念之爭。利益集團隻要在利益上能夠平衡，可以不管觀念如何，隻要實現了利益便能妥協。但是，當利益集團政治影響了大多數無法直接介入政治的普通人的利益時，觀念之爭是不能妥協的，“天下為公”依然應該是最基本的觀念。因此，在王安石新法占據主導的時候依然存在的“黨爭”，實際上就是“天下為公”的理念依然存在，依然與利益集團政治進行著鬥爭。宋朝是一個學術繁榮的時代，現代學者有的以“宋學”這個名稱囊括當時各種各樣的學派，其中，尤以王安石的新學最受爭議。王安石的新學，也稱臨川學、荊學、荊公學派。自王安石主政後，新學就長期一統天下，王安石的著作長期都是科舉和學校教育的教材和標準答案。學術上如此，以學術劃分的黨派政治也如此。變法派當政，便利用行政力量，對其他學派進行壓製和打擊，這不能不說是王安石的一個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