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的公務員製度，已沒有基層公務員義務勞動的現象，現代公務員製度也沒有截然的“官與吏”之分，更接近於漢代的製度，這是一個好的方麵。但是，當今中國的公務員製度，在中低層次上卻依然存在宋朝所說的“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現象。在很多地方政府，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裙帶關係、利益關係、人情關係並不少見，甚至比較普遍，也常常成為腐敗源頭。對此，適當的回避製度是需要的，公務員能出能進的考核製度，也是解決吏治頑症的方法之一。由此，我們也不得不佩服早在900多年前，王安石就清醒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雖然王安石的解決方式有很多問題，但是，它確實是現代公務員製度的源頭。
武力是最後一道鋼鐵長城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在王安石之前的100多年間，宋朝曆史上沒有嚴重的宰相擅權，王安石之後，宰相擅權頻頻出現。北宋時期，以蔡京為代表，擅權的宰相很多，以南宋為甚。從一開始的秦檜，到此後的韓胄、史彌遠、賈似道等。王安石變法時的一係列做法，也成為這些擅權的宰相爭相效仿的對象，例如統一思想、排除異己、鉗製輿論、充實國庫等等。為了保證權力的穩固，王安石變法時期，由宰相任命台諫官，目的是減少來自政府內部的批評，這一做法被後世權臣沿用；王安石在思想教育領域提倡“一道德”，秦檜的宅第被宋高宗賜名“一德格天”，兩者隱含一種不易被察覺的聯係。北宋時期，蘇軾因為在詩中表達了對變法的不滿，從而坐了4個月的牢，此類事件在南宋的權相執政期間屢見不鮮。秦檜擅權期間，此類事例頗多。當然，反對秦檜而受迫害的人，不一定像蘇軾那樣是反對變法，而是反對“議和”。幾乎每一個權相都與王安石一樣，為了實施自己的政治主張，結黨營私，朋黨鬥爭熾熱。
王安石知道自己的變法會遇到阻力，便想辦法將反對變法的人趕出朝廷，從而騰出位子，提拔一批支持變法的年輕人，其中不少人成為“火箭幹部”。
對此，司馬光曾經說，破格提拔未嚐不可，但必須得服人心。然而，王安石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提拔人才以政策路線為劃分標準，造成兩個後果：一是不再避嫌，親戚好友、門生故舊，隻要支持變法，都可委以重任；二是，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很多都是經濟政策，因此，選拔人才以理財才能為主，官員的德與才發生傾斜。
王安石以前，宋朝對於貪官有“棄市”的嚴厲懲罰，但在王安石之後，對於貪官的懲罰力度降低了，原因在於政府的主導力量要求為政府理財、生財，而能為政府實現這一目的的官員，都可被視為人才。與財富向政府大量聚集相比，理財人才若是自貪一點，又算什麼？因此，王安石任命的官員很多都是重利輕義的小人。王安石自己也被他提拔的官員反咬一口，這不能不說是王安石在人才製度上重才輕德的結果。王安石的這些行為嚴重影響了日後擅權的宰相，例如宋徽宗時期蔡京擅權時，一批貪官隻要能為政府聚斂財富，就能安然無事。南宋時的權相在經濟問題上也幾乎個個都不幹淨，秦檜、韓胄、史彌遠等人，個個都有萬畝良田。聯想到王安石與司馬光時期，司馬光隻有很少的個人土地，而王安石至少有良田3000畝，也可看出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及個人作為對後世權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