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以此簡單否定王安石也有失公平，王安石的政治理念與權相的誕生有著另一種必然的關係。這種關係也產生於王安石政治理念中一個最為令人困惑的地方。王安石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富國強兵”，它的合理性更多地在對外關係上。當我們以大量的篇幅講述政府應該是“超利益集團”的存在時，實際上，這個觀念更適用於國內政治，那麼，它是否適用於國際政治？王安石提出“富國強兵”，他鼓動年輕的宋神宗吞滅西夏、契丹，並實施對西夏的大規模戰爭，當然，在王安石眼裏，這是統一中國，恢複漢唐舊境。這場戰爭獲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沒有最終獲勝。我們無法預料，如果宋朝徹底打敗了西夏結果會怎樣，因為我們無法預料為達此目的，宋朝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從曆史軌跡看，西夏、契丹可以視為是唐朝藩鎮割據後，未能解決的曆史遺留問題，從而在文化心理上，可以將其看做是為了實現統一的國內問題。但在當時的現實政治上，至少在法律層麵上，宋朝與契丹是平等的國與國關係。因此，北宋與西夏、契丹，南宋與金國、蒙古，實際上都處於國際關係的範疇。由此，我們看到王安石與宋朝日後多個權相的內在一致性：
王安石征服西夏沒有成功；蔡京時期，宋徽宗任用童貫大肆用兵，也沒有成功；秦檜與女真金國也處於敵對狀態，雖然在政策形態上，秦檜不主張抗敵，但是在國際環境上，秦檜麵臨的處境也是麵對強敵，方式不同而已；韓胄也主持了對金國的“北伐”，並且失敗；權相史彌遠基本上是秦檜的翻版；南宋最後一位權相賈似道甚至還實行了與王安石變法類似的改革，目的是充實國庫，與新崛起的蒙古進行大戰。由此，我們看到王安石政治理念與權相的必然聯係，它的基礎就在於對外關係。那麼，我們今天如何理解王安石的這一政治理念？
“超利益集團”的政治模式對於一國政府來說，在其政治權力能夠有效覆蓋的範圍，確實是一個優秀的政治理念。但是，在其政治權力覆蓋範圍之外，是否也應該做到“天下為公”？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古代政治的確有這種傾向，即在國際關係上不太斤斤計較，而以忍讓為主。這種傾向有其合理性，尤其當周邊國家在文化和經濟上都比較落後，忍讓能夠換來和平，也能換來周邊落後國家向中國學習先進文化的時候，一國之內的“天下為公”可以通過文化的逐漸傳播，達到完整的“天下為公”。因此，在宋朝以前，隻要能夠接受中國的文化，實現和平相處，中國便會在財富上對周邊國家讓出一些權利。
所謂朝貢貿易是把經濟手段當成政治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朝貢貿易的實質，是把“天下為公”的理念運用到國際社會中。在這種理念下，如果周邊有個別國家靠朝貢貿易、和親等和平方式也不能安撫，那麼，隻能用武力教訓一下，最終目的還是讓其服膺於中原文化。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中國就是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國家關係，並實現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在理念和行為上的一致。例如令人無比向往的漢唐時期。但是，宋朝的國際關係局麵與漢唐時期已經不同。西夏、契丹不再是與中原實力相差懸殊的小國，而是實力相當。契丹、金國、蒙古都有入主中原的野心，體現“天下為公”的朝貢貿易在這一平等關係而非藩屬關係中，難以發揮作用，等於是說在國內可以實施的“天下為公”，在國際上遭遇了挑戰，無法順利實施。
北宋與遼國因澶淵之盟而實現了100多年的和平，但這掩蓋了一個問題。
契丹也忌憚宋朝，為了維持自己的利益，契丹大力支持西夏，因為契丹懂得唇亡齒寒的道理。有一個不斷鬧事的西夏鉗製北宋，契丹才是安全的。契丹也打過西夏，那隻是在西夏太過分的時候教訓它一下，並不是要想吞並它。由此，以國家來說，北宋、契丹、西夏對其他兩方都有利用和打壓，各自成為利益追求者和維護者。因而，在國際關係中，當勢均力敵開始出現，甚至自己成為弱方的時候，國內政治的“超利益性”已經無法有效實施。在平等的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必須將追求自身利益、維護自身利益為首要原則。由此，我們就能理解王安石為何要將北宋政府變成一個最大的利益集團，因為這是國際政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