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問題是，一個政府在國際關係上不得不成為強硬的利益追逐者，這種方式是否也必須完整地延伸到國內政治？對於從來都是利益集團政治的國家來說，這種問題根本無須考慮。爭取利益集團的利益不分對內對外，目的都是一致的。契丹、西夏、金國、蒙古以及當時的歐洲國家，在等級製度下，個個都是利益集團政治，可以說，他們從來都不考慮這個問題。對於他們來說，很多時候，由於利益集團政治引發的內部矛盾，甚至可以通過向外奪取利益而化解。比方說號召民眾支持戰爭，理由隻有一個：打勝了就能發財。這種狀況在中國曆史上，隻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過，或者在文化上較為落後的少數民族從事戰爭的時候出現過。以宋朝的軍隊來說，立功也會受賞，但是賞的是宋朝自己的東西，而非搶來的東西。
因此，在國際關係上，當中國不能使對方臣服的時候，就必須把自己的國際定位變成一個利益爭奪者。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安石把宋朝政府變成一個維護自身利益的強大機器，也是有道理的。王安石之後一係列麵對國際政治而誕生的權相，在這個問題上，與王安石也都有一致。因此，王安石富國強兵的理念有它的必然性；王安石要求政府官員統一思想的做法，至少在對外問題上也有必然性；王安石希望國庫豐盈、軍隊能戰的改革目標，也是基於國際關係的現實選擇。
中國近代以來被外國勢力不斷欺侮、淩辱，中國委曲求全、試圖“天下為公”的寬宏大量，遭遇了一群無法理喻的強盜，中國的利益受到極大傷害，使得中國不得不變成一個維護自身利益的利益國家，從而懷疑自己長期以來所堅持的超利益集團的立場。在國內政治中必須施行的“天下為公”的理念，在國際政治中不得不走向反麵。因為，“天下為公”的理念在國內要求政府隻做一個平衡者，自己無須得利太多，即便得利也屬於國民。但是，在國際環境中，如果不能製服挑戰者，政府就不得不做一個自身利益的維護者、爭奪者。這也是我不願徹底否定王安石的根本原因。
王安石的問題在於，由於需要在國際上變成一個利益的強硬爭奪者，他便把政府在國內的行為也塑造成一個利益爭奪者。當決策者把在國際上爭奪利益的政策，完全延伸到國內政治時，會發生什麼問題？很顯然，如果一切都是利益至上，百姓自然會問一個問題：打仗對我有什麼好處？打贏打敗，對我的利益有什麼影響？說實話，當遙遠的西北邊疆發生戰事的時候，身處京師或江南的百姓，未必能感受那些遙遠的戰爭與自己的利益關係。這是政府以利益為第一原則必然導致的民眾心理。當民眾感受不到戰爭與自己的利益關係時，在西北發動的對西夏的戰爭隻能變成政府唱獨角戲，而不能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持。
蔡京主政時期，童貫對契丹用兵，從政治上說這是一個不錯的時機，契丹朝廷正發生內亂，契丹北方的女真人也願意響應北宋。但是，純粹從利益原則出發，中國的軍民還是要問：就算契丹皇帝荒淫殘暴，推翻他對我有什麼好處？不去打仗推翻他，我還少交點錢；打仗即便推翻他，我除了給朝廷多交錢，還能有什麼好處？況且童貫發動對契丹的戰爭，從道義上說，還是北宋首先背盟。當北宋政府放棄“天下為公”的理念，轉而改為在國內國外一切以利益為原則的時候，投降北宋的契丹叛軍郭藥師部也隻在利益之間挑三揀四。當北宋給的利益大，郭藥師就投靠北宋；當金國給的利益大，郭藥師就投靠金國。北宋的命運就在他人利益的權衡中被決定了。
美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戰爭，麵臨的是同樣的問題。國內民眾要問：我們為何要打仗？國際合作者要問：我們為何要支持你？薩達姆、拉登等，從美國的盟友變成敵人，原因也在這裏。換句話說，如果你自己一切以利益為先，又如何能責怪別人也把利益擺在首位？王安石變法時，蘇軾對宋神宗說：國家存亡在道德，不在強弱，其原話為：“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蘇軾的這番話，其實歐陽修以前就說過：“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我們今天理解這些話，不應該簡單地將其理解為唯道德論。蘇軾的話針對的隻是王安石觀念中缺失的一部分，並對此加以強調。在辯論的時候，對立的一方其實難以做到中庸，常常隻能用矯枉過正的方式。因此，要完整地理解歐陽修和蘇軾的話，還需要加上對立麵的一部分觀點：即便在國家關係中，道德也應該是最後的把關者。它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來理解。首先，在對外關係上，如果不得不要打仗，一定要占據真正的道德優勢。隻有如此，才能師出有名，正義之師才能堂堂正正。我不得不承認，這一點現在西方人也開始學習了，但他們隻學到了皮毛。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打第一槍”似乎成為戰爭道德優勢的一個具體標誌。就好比中國平民百姓發生爭執的時候，評判者總要問：誰先動的手？在此之前，歐洲人的戰爭基本上不講這一套，想打就打，不用什麼理由，偷襲往往還容易成功。實在不好意思的時候，製造點假象，搞點苦肉計，也屢見不鮮。即使到了今天，美國攻打伊拉克的理由，也完全建立在一個謊言基礎上。但是，靠謊言把薩達姆政權滅了，又怎樣？900多年前，歐陽修和蘇軾的話，意思是說，國際上的戰爭，如果沒有道德依托，打勝了也沒意義。這番話的含義其實是政權的超利益性與捍衛自身利益的折中。當別人無理地侵犯我的利益，我便具有了道德優勢，就必須還擊。這是維護自身利益的表現。反過來說，如果我的戰爭沒有道德優勢的支撐，勝了也沒意義，也會失人心。這又是超利益的表現。因為，對於利益集團政治來說，戰爭是最高的政治，隻要能獲利，道德上的失分並不重要。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近代曆史上，幾乎每一次戰爭，其結果都以利益為體現。至今，經常發動戰爭的美國依然如此。所以，不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口號喊得多好聽，從他們的戰爭動機和成果就可以得出明確無誤的結論：他們依然是利益集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