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蘇軾、歐陽修等人的區別也在於此。王安石在戰爭問題上的主張，容易導致過於強調國家利益，而忽略背後道德原則的傾向。事實上，北宋時期反對王安石的人也是支持戰爭的，例如王安石最主要的反對者司馬光。他在治平元年（1064年）給宋英宗上疏，其中說到，若能治軍有方、戰備充分，“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趙諒祚又名李諒祚，是李元昊的長子，史稱西夏毅宗）而製其命，有何所難”！隻不過，在對待戰爭的具體條件上，雙方有著較大的分歧。這個分歧不完全是指對外的態度，更是自身內部對於戰爭的認識。這就要說到戰爭的道德原則的第二個層麵。
宋朝有一個很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強烈的愛國主義。南宋的愛國主義精神比北宋濃烈得多，嶽飛、陸遊、辛棄疾、文天祥是重要的愛國主義人物代表。南宋的最後時刻，十餘萬將士誓死不降，集體崖山蹈海的慘烈景象，在幾百年後還強烈地震撼著我們。為何在南宋會出現這種現象？前麵說過，在利益政治主導下，百姓一定會問：打仗對我有什麼好處？尤其當利益原則灌輸到每個人的頭上，個人主義與利益至上結合在一起，朝廷或權勢人物比百姓更容易、更多地得利的時候，那就真成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興亡與百姓何幹？因此，愛國主義就是把個人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結合在一起。在這個問題上，王安石恰恰沒有做好，他沒有讓百姓感受到自己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是有必然關聯的。相反，在王安石主導下，一大批追逐利益的專業理財高手占據官位，老百姓隻覺得自己的利益受損，而無法感受犧牲一部分個人眼前利益的必要。
我們不能強求王安石，說他應該調動民眾的愛國主義，因為，即便有愛國主義這種維護共同利益的觀念，也要看是誰在引導愛國熱情的方向。因此，在愛國主義這一問題上，再次回到了宋朝政治的基本原則：隻有超利益的政權，隻有一心維護所有本國百姓利益的政權，它所引導的愛國主義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否則，被利益集團引導的愛國主義，百姓很容易成為被騙、被愚弄的犧牲品。因此，不管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戰爭，背後的道德原則，一方麵在於對外政治的堂堂正正，另一方麵在於對內政治的問心無愧。王安石隻做到了前麵一部分，而沒有做到後麵一部分，前者是他的合理性，後者是他的遺憾。更糟糕的是，由於王安石急於建功，行事過於匆忙而不周全，致使以後繼承他主張的人，有的連前者都做不到。宋徽宗對契丹遼國開戰，怎麼看都不夠光明正大，更何況宋朝學者屢屢指出的“失民心”。
南宋湧現的愛國主義，在中國曆史上是少見的。戰國時期的屈原雖然也被列入愛國主義的淵源之一，但是，屈原並沒有完整的理念。南宋時期形成的愛國主義理念，簡單說就是家國一體。從政治製度上說，國家政治是家庭的延伸；從利益上說，國家利益也與個人的家庭利益一致。隻要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它所爆發的精神力量是無限的。但是，南宋為何在愛國主義熱情高漲的情況下，依然被蒙古打敗？它有三個方麵的原因。
首先，國內基於“天下為公”的愛國主義理念已經開始形成，但在具體的國內政治實踐中，家國一體的利益關聯並沒有完全形成。尤其是南宋的多位權相，都有嚴重的利益集團色彩，他們未能協調好“家國一體”的利益關係。於是我們看到，在南宋抵抗蒙古人南進的戰爭中，有義無反顧的烈士，也有唯利是圖的投降者。而且，有些投降者還是相當關鍵的人物。雖然“漢奸”在任何時候都難以徹底避免，就如同任何時候都會有人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但是，愛國主義占據主流更主要的不是教育，而是政權的自身行為。宋朝的“忠烈”名單裏，有很多趙姓宗室的成員，這些平時養尊處優的特權人物，在危急關頭，慷慨激昂地以身殉國，其實是一種最基本的家國一體。如果宋朝隻是趙家的天下，普通百姓難以感受家國一體真正的利益關聯，愛國主義就容易成為被利用的熱情。南宋末年，這兩種情況無疑都存在。本質上說，還是國內政治沒能真正貫徹“天下為公”的後果。從時機上說，蒙古人的入侵，給理學留下的時間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