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講述的故事涵蓋350多年的曆史：人類經濟活動的主體從使用鐵犁的農民變成了使用電腦的白領；人類對外層空間的觀察工具，從伽利略手工製造的兩英寸望遠鏡變成了半徑10米的成對凱克天文望遠鏡，觀察視野也從尚不能清晰辨認土星的光環，擴展到了距地球120億光年的太空；人類的信息從以馬車的速度傳遞發展到以光速傳播。因此，這是一部時間跨度巨大的曆史，而這樣的一部曆史，其內容必然隻能涉及偉大的人物、偉大的主題，以及世界強國（great powers）。
經典政治學給世界強國所下的定義為：“其利益必須被其他國家所考慮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處於經濟困境中的俄羅斯依然是一個世界強國的原因，沒有人膽敢不考慮一個軍火庫中存有千百萬核武器的國家的利益。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探究世界強國是否必須是一個國家，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中世紀的羅馬教廷肯定是一個世界強國，盡管它隻控製相對較少的領土和人口。的確，教廷的“王國”固然是宗教性質的，但其影響絕不僅限於此。同樣，早在1818年，當法國不得不向銀行舉債來償還戰爭欠款時，路易十八的首輔大臣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感歎道：“在歐洲有六大強國：英格蘭、法蘭西、普魯士、奧地利、沙皇俄國，以及巴林兄弟銀行。”他說的並不是一句戲言。
如今，金錢的威力比其在19世紀初期遠為強大，而國家控製世界經濟——也就是金錢的能力卻被大大削弱，所以，不要懷疑華爾街已經成為一個可與世界強國比肩而立的金融帝國。雖然在地理上它並不占有多大的麵積，僅僅是位於“一塊墓地和一條河流之間”的6個狹窄街區，但長期以來，“華爾街”一直是紐約金融市場的代名詞。當人類邁進第三個千年時，這個市場已經成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跳動的心髒。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市場，乃至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密切關注華爾街，否則必然會遭受損失。
然而，這條其貌不揚的小街如何成為這樣一個強大金融帝國的象征？而紐約——這個除了在18世紀末期短暫的一段時間以外一直默默無聞，沒有成為美國的首都，甚至未能成為紐約州首府的城市，又是怎樣在世界金融體係中占據了像太陽係中太陽一樣的地位呢？回答這些問題，正是本書的目的所在。
紐約的崛起緣於它眾多的天然優勢，它擁有北大西洋最優良的海港，也秉承了荷蘭移民世俗愛財的傳統，但是它成為金融中心卻並不是天生注定的。曆史總是充滿了千鈞一發的轉機——威靈頓公爵關於續簽美國銀行許可證的提議的話，那麼今天的電視播音員在晚間財經報道時就可能會說：“今天在切斯納特街（Chestnut Street）上……”；如果他的侄子德·威特·克林頓（De Witt Cliton）州長沒有力排眾議說服立法機構通過修建伊利運河的議案，今天的紐約也可能隻是美國東海岸的幾個主要城市之一，而不會成為西半球最偉大的城市。
美國很幸運，它建國於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的同一年，而《國富論》是人類曆史上一部開創性的係統的經濟學研究著作。作為一個新生國家，美國沒有那些古老社會裏難以消除的特權對生產力的束縛。有人曾經估算過，在大革命爆發前的法國，如果一個人要從法國的魯昂運貨到馬賽（盡管現實中永遠不會有人願意這樣做），他將不得不繳納多達50種以上的稅賦，這些征稅權是由王室一次一次地分別授予各地貴族和領主的。1787年的美國立憲大會，使得美國有機會成為一個巨大的共同市場，而美國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美國從建國之初就禁止對貨物的跨州流通征收任何稅賦或是設置其他限製。
不僅如此，正如工業革命為西方文明的進步提供了經濟基礎，亞當·斯密的偉大著作也為政府不幹預經濟的理念提供了哲學基礎，從而使得美國經濟和華爾街的發展受益於政客們最小程度的幹預。在現實生活中，政客們和資本家們差不多一樣自私自利。
然而，華爾街之所以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並不是隻靠運氣。
在數學意義上，一個自由市場準確地說就是一個博弈場，而每一種博弈——從撲克遊戲到世界大戰，都有參與者、博弈策略和計分規則。但是與撲克遊戲不同，自由市場的博弈並不是一個零和遊戲。在撲克遊戲中，之所以有贏家，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因為有輸家。而在自由市場的博弈中，如果其參與者是完全理性的，並擁有完備的信息，那麼博弈的結果有可能是所有的參與者都是贏家。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完全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信息完備也隻是理想狀態——這種狀態可以接近，但卻永遠無法達到。當然，這對於曆史學家們來說可能是一種幸運，因為，可以想象，在一個完美的世界中，一切都可以完全預測，那將是多麼沉悶和令人窒息。因此，現實世界的不完美，也就意味著事實上自由市場總會有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