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紐約，發源於北美殖民地的一個小小的貿易前站，但依靠其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在當地荷蘭裔移民的商業精神的催化下，它逐步成長為一個繁榮的都市。華爾街也正是從這裏起步，走向世界舞台。然而在美國開國元勳傑斐遜的眼裏，紐約卻一直是“人性墮落的大陰溝”……
譯者導讀
你也許不會想到，紐約最終成為一座世界性的商業都市和金融中心，竟然與17世紀荷蘭的“鬱金香泡沫”有一種無法分割的必然聯係。
作為人類曆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著名投機活動，荷蘭的“鬱金香泡沫”昭示了此後人類社會的一切投機活動，尤其是金融投機活動中的各種主要要素和環節：資產價格的迅速上漲引發了公眾對財富的狂熱追求，資產價格被進一步推高，使得更多的人更加瘋狂地投入，直至理性的完全喪失和泡沫的最終破滅，千百萬人傾家蕩產，流離失所。此後的人類曆史不斷上演金融危機的大戲，循環往複，無休無止。可以說，一部金融的曆史，也是一部投機的曆史和金融危機的曆史。
但是，人們往往隻看到“鬱金香泡沫”投機狂熱的破壞性，卻忽視了荷蘭人可貴的商業精神。當和其他歐洲人一起飄洋過海來到北美洲這片新大陸時，荷蘭人將他們的商業精神帶到了紐約——那時它的名字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在新大陸的各個殖民地中，紐約最好地繼承了荷蘭人的商業精神，包括他們的投機文化。除了紐約自身的地理條件外，這種至今仍在紐約的大街小巷無所不在的商業精神，或許是成就紐約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和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
荷蘭人早在導演和參與“鬱金香泡沫”時練就的投機技術，很快就被運用到了北美新大陸。發生在這塊處女地的第一次金融投機活動是針對當時原始的貨幣——貝殼串珠進行的投機，這次金融投機揭開了北美350年的金融史——同時也是350年的投機史的序幕。這些投機技術在以後的曆史中被反複應用，投機者們沉溺其中，樂此不疲。
18世紀下半葉，兩位曆史人物開始登場，他們不同的理念和他們之間的鬥爭對美國這個當時還處於繈褓中的新生國家的發展路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影響了華爾街的未來。他們同是美國的開國元勳，一位是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另一位是托馬斯·傑斐遜。漢密爾頓推崇市場的作用，扶持和鼓勵商業活動，主張政府要在建立金融體係和維護經濟秩序中發揮積極作用。而傑斐遜則憎惡任何投機活動，他把充斥著各種投機行為的紐約稱為“一條人性墮落的大陰溝”。此後數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幾乎在每一個重大事件裏，你都會依稀看到漢密爾頓和傑斐遜的影子，看到他們各自的追隨者們在捍衛著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理念。
除了具有無數其他鮮明特色之外，紐約還有一點與眾不同，那就是，它是美國唯一曾經被圍牆包圍起來的大城市。
到1650年，在新阿姆斯特丹（Nieuw Amsterdam）的英國殖民者對它垂涎三尺。1652年爆發的首次英荷大戰更是威脅著新阿姆斯特丹的未來。
這塊殖民地的荷蘭統治者彼得·斯特文森陡峭的懸崖，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城牆設有兩個大門，一個建在東河口，是船隻卸貨的地方；另一個建在與百老彙街的交彙口，是向北的主要陸地通道。
當彼得將修築城牆的預算單呈給剛剛成立的市政委員會（成立於1653年2月2日）要求其撥款時，委員會猶豫不決。那些剛被任命的自以為是的委員們認為築牆的費用應由該殖民地的所有者——荷蘭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負擔，而不應由市政委員會支付。直到彼得同意上繳酒稅作為補償後，委員會才批準了市長築牆的預算。
但是就像那個時代的很多軍人一樣，彼得在製定新阿姆斯特丹的防禦方案時忘了將海上的威脅考慮進來。當英國人最終在1664年攻打該城時，他們並沒有如彼得所擔心（並嚴加防備）的那樣從北部的陸地發起進攻，相反，一支英國艦隊從南邊駛向這個港口，將全城置於炮火之下，從火力上完全壓倒了新阿姆斯特丹城堡的守軍。
彼得絲毫不為所動，準備誓死保衛該城。但是城裏的商人，包括他自己的兒子，卻不是這樣想的。他們聯名寫了一份請願書，懇求市長開門投降，以免城堡和他們的財富都在炮火中毀於一旦。猶豫再三之後，彼得最終同意了他們的請願。第二天，他所深愛著的新阿姆斯特丹被命名為新約克郡（New York，簡稱紐約），以此作為獻給約克公爵［Duke of York，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Ⅱ）的弟弟及繼承人］的生日禮物。
荷蘭人早年在紐約為防禦英國人入侵而修建的“牆”。它的存在並沒有實現保護紐約的初衷，但牆邊的一條街道（“牆街”，Wall Street，音譯為“華爾街”）卻成了華爾街名字的起源。
彼得留在了紐約，一直生活在遠離城市的北方莊園裏，直到1672年去世。他的莊園南北貫穿今天的第5街到第17街，東西橫跨公園大道到東河，這個巨大的莊園足以使他的後裔到19世紀還依然富有。
而那道城牆，此時已毫無意義，它很快就被荒廢了，並於1698年被拆除。這一年，最早的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開始修建，它就建於該牆的西端。即使那道牆能保留到今天，它也不過是曆史的一個微不足道的腳注。但是緊接著牆後的一塊30米長的空地被保留下來用於軍隊調動，不允許建造任何建築。隨著交通逐步成為曼哈頓的一個難題（直到今天，在紐約，交通依然是個難題），這塊空地很快不可避免地被改建成一個十字街口，而緊挨圍牆的這條街也不可避免地被命名為“牆街”，也就是華爾街。這條小小的街道，得益於另外一個和荷蘭有關的紐約傳統，並將從這裏起步，最終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通衢之一。
這個傳統就是紐約繼承的荷蘭人的商業精神。早在17世紀初期，荷蘭人就發明了現代資本主義製度。盡管資本主義製度的許多基本概念最早出現在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但是荷蘭人，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市民是現代資本主義製度的真正創造者。他們將銀行、證券交易所、信用、保險，以及有限責任公司有機地統一成一個相互貫通的金融和商業體係。由此帶來的爆炸式的財富增長，使荷蘭這個小國迅速成為了歐洲的強國之一。
荷蘭人發明了最早的操縱股市的技術，例如賣空（short-selling，指賣出自己並不擁有的股票，希望在股價下跌後購回以賺取差價）、“洗盤”（bear raid，指內部人合謀賣空股票，直到其他股票擁有者恐慌並全部賣出自己的股票導致股價下跌，內部人得以低價購回股票以平倉來獲利）、對敲（syndicate，指一群合謀者在他們之間對倒股票來操縱股價），以及逼空股票（corner，也稱殺空或坐莊某一隻股票，或囤積某一種商品，指個人或集團秘密買斷某種股票或商品的全部流通供應量，逼迫任何需要購買這種股票或商品的其他買家不得不在被操縱的價位上購買）。
同樣也是在荷蘭，曾經爆發了“鬱金香泡沫”，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有記載的金融泡沫。16世紀中期，鬱金香被從土耳其引入西歐，不久，人們開始對這種植物產生了狂熱。到17世紀初期，一些鬱金香珍品被賣到了不同尋常的高價，而富人們也競相在他們的花園中展示最新和最稀有的品種。到17世紀30年代初期，這一時尚導致了一場經典的投機狂熱。人們購買鬱金香已經不再是為了其內在的價值或作觀賞之用，而是期望其價格能無限上漲並因此獲利（這種總是期望有人會願意出價更高的想法，長期以來被稱為投資的博傻理論）。
1635年，一種叫Childer的鬱金香品種單株賣到了1615弗羅林（florins，荷蘭貨幣單位）。17世紀早期的荷蘭的一頭公牛（與一輛拖車等值）隻值480弗羅林，而1000磅（約454公斤）奶酪也隻需120弗羅林。可是，鬱金香的價格還是繼續上漲，第二年，一株稀有品種的鬱金香（當時的荷蘭全境隻有兩株）以4600弗羅林的價格售出，除此以外，購買者還需要額外支付一輛嶄新的馬車、兩匹灰馬和一套完整的馬具。
但是，所有的金融泡沫正如它們在現實世界中的名稱所喻示的一樣脆弱，當人們意識到這種投機並不創造財富，而隻是轉移財富時，總有人會清醒過來，這個時候，鬱金香泡沫就該破滅了。在某個時刻，當某個無名小卒賣出鬱金香——或者更有勇氣些，賣空鬱金香時，其他人就會跟從，很快，賣出的狂熱將與此前購買的狂熱不相上下。於是，價格崩潰了，成千上萬的人在這個萬劫不複的大崩潰中傾家蕩產。
正是在曆史上創造出如此局麵的一群人在北美洲哈德遜河口建立了這塊小小的殖民地，從一開始，這塊殖民地就有別於那個時期在北美洲東海岸建立起來的其他殖民地。新英格蘭的清教徒（Puritan）、賓夕法尼亞的教友派教徒（Quakers）和馬裏蘭的天主教徒（Catholics）都是為獲得宗教自由而來到這個新大陸的。對這些殖民者來說，他們每到一地所能想到的，也是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山丘上修築金碧輝煌的教堂和城市，建立一個其虔誠和美德為別人所追隨的首善之區。
可是當荷蘭人在他們新的——可以說是全新的殖民地開始經營的時候，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賺錢。他們如此全神貫注地追逐財富，以至於在17年內都沒有建造一座合乎體統的教堂。當最終修建了一座教堂時，他們將它命名為聖尼古拉（St. Nicholas）教堂，從此聖誕老人（Santa Claus）成為了紐約不太為人關注的守護神。
紐約這種獨特的文化淵源和氣質，使得它一開始就與其他殖民領地的關係很緊張。即使隨後紐約向北的擴張止於市政公園旁的聖保羅教堂，極其憎惡紐約的托馬斯·傑斐遜，也還是把紐約稱做“人性墮落的大陰溝”。這種緊張關係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稀存在。對美國的其他地方而言，紐約經常是邪惡與危險的象征。而對紐約人來說，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充斥著自命不凡的衛道士，並且，最要命的是，他們都裝模作樣，非常無聊。
剛開始，荷蘭人非常成功。許多新的殖民地是由合資公司來建立的，這些合資公司是為了建立殖民地而專門成立的。很快，所有這些公司都破產了，而他們建立的殖民地被王室接管。但是荷蘭西印度公司卻經營良好，它通過蔗糖和奴隸貿易大發橫財。公司隻花了2萬荷蘭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這塊殖民地，而從新阿姆斯特丹運回的第一船毛皮就價值4.5萬荷蘭盾，投資回報率是125%。
荷蘭西印度公司的暴利時代並沒有持續多久，這主要歸功於往往是無能的政府——紐約從它的荷蘭祖先繼承下來的一個不夠幸運的遺產，但是殖民地的居民卻比該公司的命運好得多。新阿姆斯特丹，這塊由已經學會一心經商與和平共處（live-and-let-live）的荷蘭人建立起來的純商業領地，很快具備了一個世界性都市的特質。當彼德·斯特文森市長——一個荷蘭改革教堂（Dutch Reform Church）的虔誠會員試圖將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和教友派信徒驅逐出境的時候，西印度公司明白無誤地告訴他不要多管閑事，於是猶太人和教友派信徒便留了下來。17世紀40年代，一個法國牧師來到這個人口不到1000的小鎮時，發現街上的人說著18種以上的語言，他們到這裏來的目的隻有一個——賺錢。很快，除了毛皮，各種各樣的物品，例如麵粉、奴隸、木材和無數其他商品，都開始在曼哈頓進行交易。而這裏的商人已經和歐洲的市場密不可分了。很快他們又開始在地中海、西印度甚至印度洋等更大的範圍內尋找買低賣高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