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伊利鐵路的股權爭奪戰充滿了硝煙和血腥，股市操縱者們肆意囤積股票，立法官員們則與他們狼狽為奸，而當時社會屢見不鮮的政府腐敗和證券法規的嚴重缺失，使這一切仿佛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誰能責備他們——他們隻是做了他們愛做的事而已”……
譯者導讀
範德比爾特和德魯集團的遭遇戰是圍繞著伊利鐵路的控製權展開的。在這個時期的美國，紐約中央鐵路、賓夕法尼亞鐵路和伊利鐵路共同支撐著從美國中西部到紐約市的陸路運輸，範德比爾特希望在這3條相互激烈競爭的鐵路之間尋求妥協，以維持價格同盟。可是，對鐵路運營毫無興趣、一心隻想靠操縱股市大發橫財的德魯控製著伊利鐵路，使得範德比爾特的如意算盤每每落空。被德魯慣用的欺騙伎倆徹底激怒的範德比爾特最終下決心再次動用他那曾橫掃千軍的百萬美元——在華爾街收購伊利鐵路的股票。這揭開了伊利股票囤積戰的大幕。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19世紀中期美國政府的腐敗是多麼徹底。當時美國最為富裕並且人口最多的城市紐約更是如此。由於證券法律法規嚴重缺失，在股市中興風作浪的投機商無一例外地都豢養和控製著忠實於自己的法官，而後者則竭盡所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影響股票價格的漲落，為其主子的投機活動效力。事實上，股市投機者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場腐敗的立法官員競相訂立和隨意篡改股市規則的遊戲。股市博弈的結果，更多地取決於立法官員們侵害公權的無恥程度和技巧高下。
範德比爾特開始大量購進伊利股票，同時指使他所控製的法官頒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總量。而德魯和他的盟友在範德比爾特還渾然不知的情況下，已經指使他們控製的法官下達了完全相反的法令，並把大量伊利鐵路的可轉債券轉成了股票，同時還印刷了數萬張嶄新的伊利股票。範德比爾特控製伊利股票的美夢徹底破碎了，在他反應過來之前，德魯和他的盟友在市場上全數拋出了他們剛剛“製造”的“摻水股票”，成功席卷了700萬美元後逃離紐約。但這場戰鬥並沒有結束，在隨後的數月裏，雙方都繼續瘋狂地賄賂立法機構以使勝利的天平傾向自己，最終，兩敗俱傷的範德比爾特和德魯達成了妥協。
硝煙過後，當人們重新審視這個被瘋狂的投機者和腐敗的立法者搞得混亂不堪的博弈場時，終於意識到需要訂立法律來健全上市公司的股票發行製度，盡管相關的法律還需要經過更多的股市陣痛才會真正來臨——直到1929年股災後，美國才於1933年頒布了《聯邦證券法》，不過，這已是70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在華爾街曆史上再也不會有第二家公司能像伊利鐵路一樣受投機者歡迎了。伊利鐵路債台高築，資本結構混亂不堪，政治化的路線設計，毫無章法的內部管理，公司誠信更是無從談起——而在現代社會，公司誠信是任何公司的立身之本。伊利鐵路的幾個主要投機天才充分利用了伊利鐵路的這些特點，一次又一次地把天真的投資者誘騙到伊利鐵路這個圈套裏來。
“狂熱似乎占據了每個人的頭腦，”《弗雷澤雜誌》在1869年這樣描述當時的投機狂潮，“一貫傳統的商人們拋棄了他們一生遵從的原則，孤注一擲，一舉買下好幾百股；白領階層厭倦了收入的緩慢增長；小職員們已無法忍受那僅夠維持生計的工資；牧師也不滿足於那少得可憐的津貼。他們全都蜂擁而至，甚至在一個經紀行的廣告中打出了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此吸引女人也參與到伊利股票的投機中。”
1872年，投機者們正在讀股票自動報價機上的股票價格。借助大規模的債券發行和證券投機，美國南北戰爭迅速擴展了華爾街的規模，而股票自動報價機的發明則大大提高了華爾街的影響力——它可以在毫秒之間將股票價格傳遍整個國家。
恰好，人們對於伊利鐵路的狂熱正好出現在一項極其重要的新技術——股票自動報價機剛剛被引入市場的時候。電報使得股票價格在全美範圍內快速傳播成為可能，但電報的兩端都需要有熟練的報務員發送和接收。1867年，愛德溫·A·卡拉漢（Edwin A. Calahan）發明了第一台股票自動報價機（stock ticker）。這是一個機械裝置，能夠把從交易所大廳通過電報傳過來的股票價格自動打在紙帶上。此前，全美國的經紀人通過閱讀定期收到的股價報告來了解交易大廳裏發生的情況，現在他們可以直接跟蹤每一筆交易的實況。伊利鐵路投機戰即將爆發，他們很快就會有很多“戰況”要跟蹤了。
至此，伊利鐵路投機中最重要的投機商是丹尼爾·德魯，他同時也是伊利鐵路的董事。即使在那個年代，德魯在伊利之戰中的所作所為也是一個“傳奇故事”。福勒這樣描述德魯：
伊利鐵路在他手中就像單弦的中國豎琴，他在上麵隻彈兩個音調：當伊利股票價格高漲時，他就會高唱：“誰來買我的伊利股票啊，誰來買我價值連城的伊利股票啊。買吧，快買吧！”
當伊利股票價格走低時，他也會高唱：“誰賣給我伊利股票啊，誰來賣給我一錢不值的伊利股票啊？賣吧，快賣吧。”
於是整個華爾街都被他甜美的嗓音所打動，他們以高價從德魯那裏買進伊利股票，然後又以低價賣給德魯。每天晚上德魯大叔都會夢到巨大的錢袋，而第二天他總是夢想成真。隨著他的單弦琴響起，財富滾滾而來——它們都來自伊利鐵路。
成為德魯犧牲品的不僅僅是那些入市不深的投機商。1864年秋，約翰·托賓和倫納德·傑羅姆開始逼空伊利股票，他們從德魯手中借錢購買股票，德魯也向他們許諾，當股票在某一價位之上時，他不會賣出。11月上旬，伊利股票價格是每股102美元，但隨後價格就開始下跌了。到了第二年的早春，它已經跌到了每股80美元。推動股票價格下跌的是一連串的賣空，這是誰幹的？還能是誰——就是丹尼爾·德魯，他正興高采烈地撕毀他給托賓和傑羅姆的承諾。隨後，德魯遊說了一個與其私交甚密的法官，後者發布了一條禁令，不許伊利股票發放股息。接著，他又突然要求收回他給傑羅姆和托賓的貸款，迫使他們以很低的價格賣掉股票來償還貸款。
對於伊利股票的全麵恐慌爆發了。“格蘭特和謝爾曼在猛敲裏士滿的大門，”福勒寫道，華爾街上的“又一次大逃亡開始了”。“……那些當初以每股80美元買進伊利股票的投資者一度以為自己撿了便宜，現在卻不得不以每股45美元的價格賣出，覺得它每股可能還不值20美元。市場上隨處可見5000股或者1萬股的賣盤，股價稍有抬升，巨大的賣壓又立刻把它打下去。股價最終在每股42美元觸底。”
範德比爾特很討厭這種欺騙伎倆，他在1865年辭掉了伊利鐵路的董事職務。但是，範德比爾特對紐約中央鐵路的興趣卻越來越濃，1867年底，他成了這家公司的總裁。隨著他旗下的鐵路擴展至五大湖區，他開始以一個更開闊的視角看待紐約州的鐵路。他本能地意識到鐵路本身是一個以量取勝的行業，鐵路有很高的資金成本，而且不管是空載還是滿載，火車都必須按照時刻表運行，經營鐵路就意味著必須每時每刻去爭取生意，否則就會走向破產。在19世紀，鐵路行業的價格戰是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出於同樣的原因，現在正在放開管製的航空領域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而避免價格戰的唯一辦法是形成同盟，即卡特爾。
三條鐵路支撐著從美國中西部地區到紐約的商貿活動（此外還有不堪重負的伊利運河）：紐約中央鐵路、伊利鐵路和賓夕法尼亞鐵路。其中，紐約中央鐵路在範德比爾特的掌控之下，毫無疑問會處於良好的管理和高效的運營之中。在托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領導之下的賓夕法尼亞鐵路也以“把投資者利益放在首位”而著稱。整個牌局中最變化無常的就是伊利鐵路。隻要德魯我行我素，這三條鐵路之間達成的任何協議都隻會是一紙空文。基於這種形勢，範德比爾特下定決心要在1867年10月8日舉行的伊利鐵路董事會選舉中，占據董事會一個重要位置。
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盟友，尤其是從來自波士頓的一個集團中——他們控製著足夠多的伊利股票，能夠輕而易舉地把德魯從董事會名單中剔除出去。但是，德魯在蒸汽船時代就和範德比爾特打過交道，因此對範德比爾特非常了解。德魯登門拜訪範德比爾特，並且使範德比爾特確信，他留在董事會是範德比爾特最好的選擇。他發誓要成為範德比爾特最忠實的利益代言人，並且向範德比爾特保證他要反過來幫助範德比爾特監督波士頓集團的所作所為。範德比爾特信以為真了，但由於範德比爾特在華爾街上說過很多德魯的壞話，因此他們一同設計出了一個方案，既能反映範德比爾特立場的轉變，又能為他保留麵子。
德魯在董事會選舉中很自然地落選了，但第二天，新當選的董事利維·安德伍德（Levi Underwood）就辭去了董事的職務，德魯被重新選舉成為董事來替代安德伍德。德魯甚至還重新擔任伊利鐵路的財務主管，而他早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就失去了這個職位。同時當選董事的還有華爾街人前所未聞的2個人，幾家報紙在報道的時候甚至拚錯了他們的名字，他們是傑·古爾德與詹姆斯·菲斯科，但他們默默無聞的時間不會太長了。
傑·古爾德。他可能是曆史上這場遊戲中最聰明的玩家了。
古爾德比範德比爾特和德魯年輕一代，他出生於紐約州北部的一個農場。他身材瘦小，也不怎麼健康，一位追蹤古爾德的記者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道：“我看到他一頭紮進了薩拉托加的土耳其溫泉。他的胳膊很細，肚子癟癟的，黃褐色的臉，還有他的腿，那麼細！我從來沒有想到，這麼一頭出名的‘公牛’，在現實中長著這麼可憐的‘小腿’。我不敢肯定，你是不是能將餐巾環套在他的腳上，然後推到膝蓋。”但是，無論他的身體有多少缺陷，他的智力和意誌力都足以彌補他身體上的不足。他唯一的願望就是發財，他將用他短暫的一生全力以赴，實現他的願望。
詹姆斯·菲斯科則完全是另一番模樣。他異乎尋常地強壯，即使用19世紀並不苛刻的標準來衡量，他的體重也嚴重超標。他的一生隻追求一件事情：玩得好，過得好。“無恥！無恥！”當菲斯科還活著的時候，福勒就這樣描寫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厚顏無恥，無人可比，無人可及，無恥透頂！”
菲斯科出生於佛蒙特州南部的一個小販家庭，同古爾德一樣具有久遠的新英格蘭血統。在十幾歲的時候，他就全麵接管了他父親的生意，並把生意迅速做大，而他的父親反成為他的一名雇員。到南北戰爭爆發時，他剛剛20歲出頭，那一年他賣掉了自己的店鋪，開始為波士頓的喬丹-馬什（Jordon，Marsh）紡織品公司打工。憑著出色的推銷談判能力，他成功地與聯邦政府簽訂了許多合同。而他最擅長做的事是突破聯邦政府的禁運令，把棉花走私到北方供他自己的公司使用。
戰爭結束的時候，菲斯科離開了喬丹-馬什公司，公司以6.5萬美元買斷了他的股份，這在當時不是一筆小錢。盡管在股票方麵沒有一點經驗，但他還是在寬街38號開了一家經紀公司，正好位於新建的紐約證券交易所大樓對麵。他施展出當初在華盛頓拉攏軍火采購官和政客的手段，然而，華爾街不是華盛頓，這裏的大佬們吃他的大餐，喝他的香檳，卻把他帶到了破產的邊緣，他很快就輸得精光。
但菲斯科不久就卷土重來。他施展出色的談判技巧，成功地把德魯正在虧本的蒸汽船“斯托寧頓號”（Stonington）以230萬美元的價格賣出去。德魯為此非常高興，把他雇為自己無數的經紀人之一，幫助他在華爾街重新立足。
詹姆斯·菲斯科。“無恥，無恥，”一個和他同時代的人寫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厚顏無恥，無人可比，無人可及，無恥到頂！”他以無窮無盡的興致參與到華爾街的大遊戲中，直到在一場三角戀愛中被槍殺。
很明顯，古爾德和菲斯科是在選進伊利董事會時才第一次見麵的。他們簡直是天壤之別。福勒這樣描寫菲斯科：“他總是不停地開玩笑，好的玩笑，壞的玩笑，還有一些極其無聊的玩笑。”而古爾德的侄女這樣描述她叔叔：“他沉默寡言，但他說的每一句話都經過慎重考慮，在任何場合他都舉止得體。”他們倆都是如此的精明，以至於他們一見麵就立刻意識到對方身上具有自己所缺乏的東西。他們的結合後來被證明是華爾街上最“出色”的組合。
格蘭特（Grant,1822~1885）和謝爾曼（Sherman,1820~1891）是南北戰爭時期北方聯邦軍隊的將領，裏士滿是南方邦聯的首都，這裏借此描述華爾街上的“戰鬥”。—譯者注
這裏的意思是諷刺古爾德的腿非常細。——譯者注
僅僅3個月之後，德魯就違背了他對範德比爾特的誓言，他和其他董事使用範德比爾特最痛恨的伎倆——聯合坐莊（pool），一起來推動伊利股票價格上漲。由於他在投機方麵有著毋庸質疑的天分，他經常被當時的報紙稱為“投機導演”——他在投機操作中扮演總指揮的角色。在1868年1月，伊利股票的價格剛剛上漲到每股79美元，但隨後就立刻跌到每股71美元，這意味著背後有人在賣空。新聞界人士毫不懷疑誰是幕後的操縱者，《紐約先驅報》報道說：“投機導演的爪牙一整天都在竭盡全力地製造恐慌，散布比平時多得多的各種關於股票的謊言，尤其是關於伊利股票的謊言。”
聯合坐莊集團裏有一個會員，德魯曾資助他購買伊利股票。這個會員心存疑慮，偷偷調查了他買的股票出自誰手，他驚恐地發現這些股票都是來自他自己集團的一名經紀人。他找到德魯，要求德魯按照他承諾的那樣把股價拉上去。
“我已經賣掉了我們所有的伊利股票，賺了一筆，”德魯平靜地回答道，“現在正準備分錢。”
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和他的弟弟亨利合寫的《伊利歲月》（Chapters of Erie）是早期新聞調查的傑作，他們這樣解釋德魯的所作所為：“投機集團的大佬把錢借給了其中一位會員，讓他有財力購買集團所有其他會員的出貨，這樣就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他套了進去，然後，大佬在集團內分配利潤。他也會很平靜地把原本屬於這個犧牲者的錢的一部分作為利潤分成返還給他。”
弗蘭克·沃克（Frank Work）是範德比爾特在董事會裏的耳目，他很有可能也成為了德魯陰謀的犧牲者，於是，他把所發生的一切都告訴了範德比爾特。範德比爾特有點緊張了，他一直希望伊利鐵路能夠和他的哈萊姆鐵路以及賓夕法尼亞鐵路合作，平分市場份額，這樣的話，每家都可以獲利。但伊利董事會很快就否決了範德比爾特的這一提案，董事會中除了弗蘭克·沃克投了讚成票以外，大部分董事都認為這樣的安排不公平，伊利鐵路所占的份額應該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