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逐步恢複了運轉。8月12日，清算所允許進行限製性交易，規定交易價格不能低於7月30日的價格。但是，這樣的規定使得每天的交易量隻有區區5000～7000股。幾周過後，新街市場的價格穩住了，場外交易市場（Curb Market）宣布11月16日（也就是美聯儲準備恢複運作的那一天）將重新開市交易。芝加哥交易所也宣布將在那之後一周內開市交易。
紐約證券交易所決定於11月28日重開債券交易，12月12日允許對股票進行限製性交易，隻允許一些特定的股票交易，必須使用現金，而且不允許賣空股票或作股票期貨交易。在此後的幾周裏，紐約證券交易所慢慢恢複了正常。到1915年4月，交易所完全恢複了正常運作。此後，交易所再也沒有發生過連續的閉市了。現在的法律規定，交易所不能連續閉市超過3天，這就是為什麼在感恩節過後的星期五，交易所會短暫開市交易。
剛開始的時候，市場蕭條，價格幾乎沒有什麼變動，交易量也不見起色。事實上，1914年12月30日，交易量隻有區區49937股，是整個20世紀交易量最低的一天。
8月，人們普遍認為全球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將迅速崩潰，這一悲觀的看法事實上大錯特錯，這也是市場能夠得以重新開市的唯一原因。9月，歐洲西線的運動戰已經停止，無休止的痛苦的壕溝相持階段開始了。但是，原先人們普遍預計的美國黃金外流也在此時中止了。到年底，出於安全考慮，黃金又開始流入美國。從那以後，這些黃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聯儲地下26米的金庫裏，它位於華爾街向北3個街區的自由大街上。與此同時，美國證券對於歐洲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來說也顯得越來越有吸引力了。
到9月初，一些頭腦冷靜的人士開始重新審視這場戰爭對美國經濟的真正影響。當時的全美製造業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主席看到了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巨大商機。他大膽地預測，戰爭結束時，美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紐約將成為全球金融之都。他無疑是對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戰爭初期，美國的商業活動肯定受到了嚴重影響。在戰爭開始前一個月，德國從美國進口了260萬浦式耳小麥，但是1914年
8月卻沒有進口一粒小麥。美國的棉花出口也大幅下跌。由於此時的白宮和國會都在民主黨手中，而民主黨內，南方的強硬派又占據了主導地位，因而美國朝野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避免棉農破產。有人甚至提議每個家庭都購買一大包棉花並儲藏起來直到戰爭結束。威爾遜總統自己就帶頭買了一大包。
但是，一旦英國皇家海軍控製了北大西洋，對美國農產品的需求就開始急劇回升，部分原因是那一年歐洲農業歉收。隨著越來越多的歐洲農村勞動力應征入伍，歐洲農業在整個戰爭期間麵臨歉收已成定局。此外，由於德國控製了波羅的海，其盟國土耳其控製了通往黑海的入口——達達尼爾海峽，另一個世界主要農產品出口國——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無法進入世界市場。在1914年12月至1915年4月之間，美國至少出口了9800萬浦式耳小麥，而在一年以前的同一時期，小麥的出口量僅為1800萬浦式耳。
長期以來一直被歐洲控製的亞洲和拉美工業品市場此時也向美國人大開門戶，美國迅速抓住了這個黃金商機。戰爭創造了對軍需品、鋼鐵、車輛、通訊工具、鐵路設施和船隻的巨大需求，這也隨即帶來了自南北戰爭以來美國經濟前所未有的大繁榮。
1914年前，伯利恒鋼鐵公司所簽過的最大一筆合同為1000萬美元，是為阿根廷海軍提供艦船和裝甲板。但是，1914年11月，伯利恒鋼鐵公司總裁查爾斯·施瓦布（他曾領導管理過美國鋼鐵公司）被請到倫敦，在那裏他接下了英國皇家海軍一份總額為1.35億美元的訂單，包括機槍、炮彈和潛水艇等武器。E·I·杜邦公司（E. I. Du Pont）也在戰爭期間從一家大軍火製造商轉型成化工產業巨頭，爆炸式增長的杜邦公司為協約國提供了大約40%的軍需品。它在4年之內完成的軍火合同相當於該公司戰前年平均軍火業務量的276倍，也是該公司戰前年平均業務總量的26倍。其他公司也經曆了類似的擴張。
在經曆了戰爭剛剛爆發時的短暫恐慌之後，華爾街迎來了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通用汽車已經從閉市之前最後一天交易的暴跌中恢複過來，股價在1914年底收於每股81.5美元，一年以後漲到了每股500美元。美國冶煉公司（American Smelting）股價從每股56.25美元躍升到每股108.125美元。而伯利恒鋼鐵公司在接踵而來的協約國訂單的助推下，股價也從每股46.125美元翻升到了每股459.5美元，在那一年最高的時候曾漲到過每股600美元。
由於英國皇家海軍對海麵的有效封鎖，德國和其盟國無法從美國獲得任何軍火。德國無法在海上擊敗英國，決定在華爾街上將其擊潰。查爾斯·施瓦布在伯利恒鋼鐵公司擁有控股權，1915年的大牛市使他手中的股票價值漲到了5400萬美元。德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代表向施瓦布開出了一個他們認為施瓦布無法拒絕的天價：以1億美元收購他持有的股票。英國破譯了德國的密電，迅速得知了這一計劃，準備對施瓦布出同樣的價錢。但是，施瓦布已經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德國人，並對英國承諾他將履行合同。在摩根銀行的幫助下，伯利恒鋼鐵公司的大量股票被轉入信托，這樣就保證了該公司不會被收購。
英國現代皇家海軍之父——海軍上將費雪勳爵（Admiral Lord Fisher）在他戰後的回憶錄裏麵這樣寫道：“如果說有人值得英國感謝的話，那就是施瓦布先生。”看來在華爾街上並不隻有貪婪和恐懼。華爾街的股票深刻地影響著戰爭中的大國們，這一事實有力地證明了華爾街在新世界體係中的重要地位。
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在土耳其歐亞兩部分之間， 連接馬爾馬拉海與愛琴海。—譯者注
在戰爭最初的那段日子裏，美國政府保持嚴格中立。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是一個極度孤立主義者，他決心通過《中立法案》使美國置身於戰爭之外。這一法案包括禁止向交戰雙方提供貸款，布賴恩把向交戰雙方提供貸款稱為“最卑劣的走私”。而一旦戰爭所帶來的商機漸漸清晰，政府的立場就悄悄發生了改變。助理國務卿羅伯特·蘭辛說服了威爾遜總統，使他確信“貸款”（“loans”）和為便於各國在美國采購而給予它們的“信用”（“credits”）是完全不一樣的。在一個強權政治世界中，布賴恩就像一條離開了水的魚，他很快絕望地辭職了。蘭辛取而代之，成為國務卿。
由於摩根銀行在英國和法國銀行界廣泛的社會關係，它很快就積極地參與到幫助協約國進行戰爭融資的各種努力中去。1915年2月15日，摩根與英國政府簽訂協議，成為英國政府在美國采購的總代理。第一筆采購就是價值1200萬美元的合同——向英國提供前線急需的軍用馬匹以運送炮火和給養。同年春天，摩根銀行和法國政府也簽訂了類似的合同。最初，摩根銀行和英國政府都沒有估計到這個代理合同會有很大的數目，英國陸軍大臣基奇納勳爵原以為頂多也就是5000萬美元。但是，到戰爭結束時，摩根銀行實際上一共為英國購買了價值30億美元的軍需品，這個數目相當於美國參戰前一年——1916年聯邦政府收入的4倍。
按照1%的手續費，摩根家族賺取了3000萬美元。當愛德華·斯特蒂紐斯（Edward Stettinius，摩根銀行高級合夥人，他兒子後來成為羅斯福政府最後一任國務卿）領導著摩根銀行175名員工奔走於全美采購軍需品並安排貨物的運輸和保險時，摩根家族在美國工業界的影響也大大增強。
作為一家銀行，摩根銀行還幫助美國的工業企業迅速擴張，以滿足戰爭之需。到戰爭結束時，美國的軍工產業已經比英國和法國加在一起還要龐大。時至今日，愛德華·斯特蒂紐斯還很不幸地被人視為美國軍工業之父。而德國將軍馮·魯道夫則認為他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不亞於協約國的一個軍團。
1914年，盡管每10個美國人當中就有一個德國後裔，但是美國輿論幾乎從戰爭一開始就倒向協約國一邊。德國入侵中立的比利時的事實以及在這個國家所施的暴行，被老練的英國宣傳機構大肆渲染之後，在美國激起了巨大反響，震動了大多數美國人。但是，真正導致美國對軸心國產生深刻敵意的卻是1915年5月7日卡納德海運公司的“路西塔尼亞號”輪船（Lusitania）被德國潛艇炸沉的事件。
我們這些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陰影下生活過的人，曾經親曆過戰爭對無辜平民的傷害，但是我們的曾祖父輩卻沒有過這種經曆，所以也沒有預料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可以肯定的是，德國駐美使館的確曾在紐約的報紙上發布過一個公告，警告所有搭乘“路西塔尼亞號”輪船的美國乘客，德國和英國正處於戰爭狀態。德國人懷疑“路西塔尼亞號”裝載著走私違禁品——事後這一懷疑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在意這個公告，因為在當時擊沉一艘沒有任何武裝的客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此外，也沒有人會想到，在北大西洋航線上快速往來的客輪會被當時還隻能緩慢移動的潛艇擊中。然而“路西塔尼亞號”太不幸了，黴運使它正好現身在德國潛艇麵前，潛艇發射了魚雷，客船在15分鍾內就沉沒了，1198人葬身海底，其中包括128名美國人。
憤怒席卷了美國。在華爾街上，雅各布·謝弗也受到了極大震動，他出生在法蘭克福，視德國為自己的祖國，在家中還一直說德語。毋庸置疑，他與這場悲劇的發生沒有絲毫關係，但他仍然覺得很有必要親自向小摩根表達他個人深切的哀悼。他來到“街角”的摩根銀行總部，在合夥人的會議室裏找到了小摩根。
但是，小摩根絲毫不為他這一特殊舉動所動，他憤怒地喃喃自語，然後就徑自離開了，謝弗隻好獨自悻悻地走出房間。摩根的合夥人們被這一幕驚呆了，小摩根自己也很快意識到他這樣做似乎太沒有風度了。“我想，我是不是做得有點過分？”他問他的合夥人，“我是不是應該向他道歉？”
很顯然，沒有人有勇氣當麵回答小摩根，但是德懷·莫羅（Dwight Morrow）——即使以摩根銀行合夥人的標準來看，他也算是一個機敏的人——在一張紙上潦草地寫下《聖經》中的一句話，將它遞給摩根，上麵這樣寫道：“以色列神啊，行這事不是為你，乃是為了你的聖名。”於是，摩根穿過大街來到庫恩·勒布銀行向謝弗道歉。
謝弗和華爾街的其他猶太銀行家、經紀人經常被指責懷有親德情結，這在一定程度上並不冤枉，例如高盛公司的亨利·高曼（Henry Goldman）具有強烈的親德思想，他公開談論對普魯士的景仰並讚美其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但是，許多猶太公司反俄甚於親德。由於沙俄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謝弗公開稱俄國是“人類的公敵”，並且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幫助日本籌集過資金。
盡管每個人的個人傾向有所不同，但是，因為協約國有機會進入美國市場和全世界的商業市場，所以，金融資源顯然是向協約國傾斜的。為了贏得戰爭，協約國不僅僅需要物資，它們還需要金錢，需要籌措資金來購買所需要的物資。而到此時，華爾街和坐落於此的大銀行已經是這些資金的唯一源泉了。大英帝國在戰前的國防預算每年大約為5000萬英鎊，而現在，為了維持這場戰爭，每天就得花費500萬英鎊。
盡管已經獲得威爾遜總統的默許，為方便協約國在美國采購商品，美國可以向它們提供一定的信用，但威爾遜總統仍然反對直接提供貸款。不過他很快被說服，因為他被告知直接提供貸款對於保證美國的出口十分必要。國務卿羅伯特·蘭辛勸告威爾遜，如果不直接向協約國提供貸款，“結果將是美國的產出減少，工業衰退，資金空閑，勞力剩餘，破產加劇，金融衰退，並引發勞工階層的大動蕩”。威爾遜很快就言聽計從了。
1915年9月，英國派代表來到摩根銀行商談一筆貸款，數目之大前所未有。在20世紀初，摩根銀行曾經幫助英國政府籌措過一筆1億美元的貸款，以幫助英國進行布爾戰爭，這在當時已經是一個令人驚愕的數字了，而現在這筆貸款將不少於5億美元。
任何一家銀行都無法單獨承攬數額如此巨大的一筆貸款，即使摩根銀行也做不到，因此需要組織一個由多家銀行構成的承銷團。最後，這筆貸款共有61家以上的承銷商，此外還有1570家金融機構參與推介。但是，庫恩·勒布銀行不在其中，當英國的首席談判代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雷丁勳爵（Lord Reading，他自己也是猶太人）拜訪庫恩·勒布銀行時，謝弗堅持說，如果要他參與提供這筆貸款，那麼俄國人不能從貸款中得到一分錢，雷丁無法接受這樣的條件。由於謝弗的立場，庫恩·勒布銀行在名譽和經濟上遭受了一次巨大的損失。而其他的猶太銀行則沒有這樣固執，在高盛公司，當合夥人們聽說高盛公司很可能因為執行主席高曼的親德立場而被倫敦列入黑名單時，他們甚至強迫高曼辭去了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