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20年代的紐約證券交易所雖然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場，但是就其製度和運行方式而言，卻和1817年它剛剛建立的時候沒有太大的差別。從本質上講，它仍然是一個私人俱樂部，其宗旨仍然是在為交易所的會員謀取利益，而不是保護公眾投資者的利益，在大部分情況下，“交易所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譯者導讀
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股市中，汽車行業股票成為龍頭股，投機家賴恩決心在斯圖茲汽車股票上一展宏圖，不幸的是，他的對手中有一些交易所的核心成員，而交易所成員不擇手段操縱股票早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情。賴恩成功地囤積了斯圖茲股票，身為交易所成員的幾位空頭準備故伎重演，通過修改交易規則來擊敗賴恩。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單槍匹馬的賴恩巧妙地利用了公眾對對弱者的同情，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交易所的當權派們投降了。
賴恩在此役中獲得了巨大的財富，但也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他的對手仍然控製著交易所，他們將他逐出了交易所，最後，他的財富在隨後而來的熊市和做空襲擊中被洗劫一空。交易所最終報複了賴恩，但在聲譽方麵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同樣在1920年慘遭打擊的還有通用汽車的創始人杜蘭特。這位創造了世界上最大公司的實業家，因為一個小小的但卻是致命的錯誤判斷，個人財富在股市中喪失殆盡，隻好靠經營一個保齡球館度過餘生。
20世紀20年代，美國經濟蒸蒸日上，亨利·福特開創了汽車時代，美國財政部部長梅隆推行的低所得稅政策使得居民收入大大增加，電力的運用使得生產率大大提高，並購浪潮風起雲湧，此時剛剛出現的信用支付手段使得中產階級一夜之間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購買力。
華爾街再次伴隨著經濟的繁榮起飛了。在此前的繁榮期，華爾街股市的漲幅和美國經濟的增長基本同步，但這一次，華爾街的步伐明顯快於美國經濟本身，在這一時期，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不到50%，可是道瓊斯指數上漲了3倍。當時的投資者隻需支付10%的保證金就可以購買股票，餘額由經紀人支付。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從美聯儲貼現窗口以5%的利率借出資金，然後倒手以12%的利率借給經紀人，而經紀人又轉手以20%的利率借給投資者，而在這個不斷飆升的股市中，人們已經忘記了什麼叫風險，銀行、經紀人和投資者對於如此高的利率背後所隱藏的風險置若罔聞。20世紀20年代轟轟烈烈的牛市就像“泰坦尼克”號一樣，正在走上一條不歸之路。
美聯儲主席本傑明·斯特朗是一位資深的銀行家，他深刻地洞察到這種股市狂潮背後所醞釀的風險，他開始采取各種措施“以防止股票市場災難性的崩潰”。但不幸的是，他於1928年10月辭世，失去了斯特朗的美聯儲毫無作為，未能采取進一步的嚴厲措施，終於，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市災難——1929年的股災拉開了帷幕。
人類社會有一條鐵律：在沒有外來壓力時，任何組織的發展都會朝著有利於該組織精英的方向演進。這條規律既適用於津貼豐厚的公司管理層，也適用於被領袖人物控製的工會，既適用於美國國會，也適用於好萊塢。但是，在昭示這一規律的各種社團中，20世紀20年代的紐約證券交易所無疑是最佳範例之一。
經過了19世紀30年代不正規的、以自我調節為主的童年時代，又經曆了南北戰爭時期無法無天的青春期，到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股市已經開始逐步摸索出一整套保證市場有序穩定發展的製度和程序。隨著交易所在華爾街建立起獨一無二的地位並將這些規則付諸實施，投資者們不必再擔心會受到欺騙，而能放心地尋找投資機會；而經紀商們，至少是那些有商業頭腦的經紀商，從長遠來看就有賺錢的希望。
到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經濟在此前40年的快速發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爆炸式增長，使得紐約證券交易所一舉成為世界上最大、最有影響力的交易市場。但是從製度上講，它和1817年剛剛正式成立時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就是說，它仍然是一個私人俱樂部（private club），交易所的宗旨仍然是保護它的會員們的利益，也就是那些席位擁有者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像大多數私人俱樂部一樣，紐約證券交易所在內部管理方麵毫無民主可言。
也像大部分俱樂部一樣，交易所由會員中的一小部分人——那些總是想方設法維護自己地位的寡頭集團所操控，他們占據了交易所幾乎所有的職位和委員會中的席位。在交易所中，寡頭集團的權力並不是按照會員比例平均分配的。盡管大經紀公司都有合夥人在交易所擁有席位，但是有大約一半的席位由專門經紀人（specialist）和大廳交易員（floor trader，或稱場內交易員）控製，而後麵這兩個集團也擁有交易所中地位最為顯赫的交易所管理和法律委員會（Governing and Law Committees）中2/3的席位。
專門經紀人為特定的股票“做市”。他們的工作就是維持一個“公正、有序”的市場。每一個專門經紀人手中都有某一隻股票所有買單和賣單的詳細記錄，當股票價格符合買家或賣家的要求時，他們就執行這些買賣訂單。這樣他們就處在最有利的位置，能最先知道市場消息，並從中謀利。在20世紀20年代，沒有任何規定禁止這些專門經紀人從他們做市的股票上謀取私利，也沒有辦法阻止他們將內部信息泄漏給其他人來幫他們賺錢，自己從中提成。
大廳交易員則與他們不同，他們隻為自己的賬戶交易。與那些隻能不斷出沒於經紀人辦公室以獲取一點可憐信息的普通投資者和投機商相比，他們擁有兩個巨大的優勢。首先，由於可以在交易所大廳交易，他們能夠得到有關市場變化的最新消息，並以閃電般的速度進行買賣。其次，他們不必支付經紀代理費，因而他們可以隨意買進賣出股票和債券，利用價格的輕微波動來謀利，這很像今天在因特網上買賣股票的即時交易者（day trader）所做的那樣。
然而，與今天的即時交易者不同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可以彼此合謀或者和專門經紀人合謀操縱市場（至少迄今為止，互聯網上的即時交易者還沒有這麼做）。19世紀最後30年的改革成功遏製了上市公司和管理層通過操縱市場損害投資者和股東的權益的行為，但交易所會員操控市場的能力卻毫發未損。
聯合坐莊（pools）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盡管“虛賣”（wash sales，即經紀人報告股票被售出，而事實上並沒有發生）是被禁止的，但是這些集團仍然可以在集團會員之間精心製造出一係列虛假買賣，俗稱“對敲”（matched orders）。這些對敲會在股票自動報價機上製造出一種虛假的股票走勢（painting the tape），誘騙其他投機商按照集團希望的方向進行買賣。一旦達到目標，他們就迅速離場，由此獲得可觀的收益，而外界的投機者還蒙在鼓裏。
大廳交易員也占據著極佳的位置，他們經常上演賣空襲擊的好戲。他們會利用一連串賣空對某一隻股票進行連續打壓，或者對整個市場進行打壓。接著，因為他們處在整個市場的核心，能夠比外界投機者更好地判斷市場何時真正接近穀底，而一旦市場探底，他們就立刻平倉，以此獲得最大利潤，而此時，外圍的買家剛剛開始買入。
這多少有點像持有官方特許的“盜竊”執照進行偷盜，至少對那些機敏膽大的投機商來說是這樣。大部分情況下，他們是從廣大的普通投資者那裏偷盜，但是有時候，他們甚至會從俱樂部中那些實力稍弱的會員那裏偷盜。
托馬斯·福瓊·賴恩（Thomas Fortune Ryan）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主要的金融家之一，艾倫·A·賴恩（Allan A. Ryan）是他的兒子。老賴恩出生在西弗吉尼亞農村一個貧窮的愛爾蘭後裔家庭，他於1870年來到紐約，19世紀80年代中期徹底擺脫貧困。那一年，他和威廉·C·惠特尼（William C. Whitney）開始聯手接管紐約市交通係統，他獲得了路麵電車的特許經營權，同時收購了高架鐵路。20世紀頭10年，IRT地鐵係統剛剛建成，他就控製了這條地鐵。1905年，老賴恩的財產按保守估計為5000萬美元，到1928年他去世的時候，這個數字又翻了4倍。伯納德·巴魯奇稱老賴恩是“我所認識的人中少有的那種足智多謀、雷厲風行的人”。
老賴恩在1906年開始從生意場淡出，投身到藝術品收藏和向天主教教堂施惠行善中。1915年，他將自己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席位傳給了兒子艾倫·A·賴恩。小賴恩隨即組建了艾倫·A·賴恩公司，並很快成為華爾街非常有名的多頭，他投資於一係列工業股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華爾街帶來的牛市大潮中如魚得水，大發橫財。
1916年，他控製了美國斯圖茲汽車公司（Stutz Motor Car Company of America），這家公司生產著名的斯圖茲Bearcat汽車——20世紀20年代汽車的典型代表（有趣的是，在20年代剛開始的時候，也就是1920年，這家公司就已停止生產Bearcat汽車，所以20年代的汽車偶像實際上都是以前的舊汽車）。此時賴恩還不到40歲，而他的資產，至少按他自己的說法，估計已經高達3000萬美元了。當然，這和他父親龐大的資產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這對父子卻越來越疏遠，雖然兩人從未在公開場合解釋過其中的原委，但答案卻是顯而易見的：小賴恩的母親於1917年逝世，他的父親在其後不到兩周就再婚了。
1920年1月，斯圖茲股票開始上漲。此前，它在紐約交易所的交易價格一直徘徊在每股100美元左右，到1月底的時候已經達到每股120美元，在2月2日，突然又衝到每股134美元。然後，賣空投機者開始入場，準備對這隻股票進行賣空襲擊。空頭中的一些人是交易所內部的核心會員，盡管賴恩的事業如日中天，而且他還是世家子弟，卻還算不上交易所的核心會員。此時的賴恩剛剛從肺炎的折磨中掙脫出來，但他毅然拖著尚未痊愈的身體親自來到華爾街，捍衛自己的利益，一開始，他還需要一名護士的陪同。
他開始購入斯圖茲股票，吃下所有的買單。賴恩下決心殺空這隻股票，直到空頭們發出慘叫。盡管他很富有，但進行如此龐大的操縱活動仍顯得資金不足，於是他開始用公司的其他資產甚至是個人財產做抵押，大量借錢。
到了3月底，看起來他的目標似乎已經唾手可得。3月24日，斯圖茲股票在當天日中交易價格就達到了每股245美元，收盤的時候漲到了每股282美元。到4月1日，股價達到了每股391美元。大部分斯圖茲股票的持有者早就開始兌現離場，他們把股票都賣給了賴恩，實際上此時賴恩是場內唯一的買家。這場大搏殺中原先以每股130美元價格賣空的空頭們現在麵臨著滅頂之災。如果賴恩手中持有了全部斯圖茲股票，他們將不得不以賴恩開出的天價從他那裏購買股票來平倉。但是，空頭中仍然有一些死硬派還在繼續賣空，他們從賴恩那裏借入股票，然後以更高的價錢賣給他。如果賴恩能夠成功殺空，在一個正常的遊戲規則下，他們這樣的行為無異於自殺。
因為賣空者是從賴恩這裏借入股票的，所以賴恩知道他們是誰——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交易所的會員，而且其中有些人是交易所一些重要的委員會的成員。3月31日，賴恩被交易所商業行為委員會（Business Conduct Committee）召去解釋斯圖茲股票的異動情況。委員會成員當然已經知道這隻股票一路飆升的真正原因，而賴恩也知道他們是明知故問，他禮貌地解釋道，斯圖茲股票的異動是因為他和他的家族擁有了所有的斯圖茲股票，換句話說，他在殺空這隻股票。同時他開出了他的價碼，空頭們可以以每股750美元的價格從他這裏購買斯圖茲股票來平倉。
空頭們決定堅挺到底。那天下午，賴恩被告知，交易所正在考慮將斯圖茲摘牌，這意味著賴恩將無法把他手中的股票賣出。賴恩對交易所委員會的回應是，如果他們這樣做，平倉的價位將是每股1000美元，而不是每股750美元。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下午3點收盤前的幾分鍾裏，場內的賣空仍然在繼續，空頭們還在不斷地從場內斯圖茲股票的唯一來源——阿倫·A·賴恩那裏借入股票。
當股市剛一收盤，空頭們這種似乎是為自己“掘墓”的行動的真正原因就立刻清楚了。位於寬街8號的交易所最高權力機構——紐約證券交易所管理委員會（Governing Committee）宣布，他們全體一致決議中止斯圖茲股票的交易。一名記者指出這種事情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交易所這麼做缺乏法律依據。麵對這樣的責難，交易所發言人的回答是：“交易所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在華爾街200年的曆史上，不論出現過什麼樣的陰謀詭計，仍然有兩條遊戲規則從來沒有被褻瀆過。第一條是“成交了就是成交了”（A deal is a deal），也就是說，當買家和賣家在價錢上達成一致時，交易就做成了，不論隨後股價在股票交割前發生任何變化，交割時都要以原先說定的價錢結算。如果這條規則不被嚴格執行的話，那麼我們無法想象，資本市場這樣一個瞬息萬變、規模巨大的自由市場如何能正常運行。
而交易所卻能做任何個人永遠無法做到的事，盡管它的這種特權本應用來為公共利益服務。4月5日，交易所宣布賴恩的所有合同無效，並稱：“紐約證券交易所將不把那些因無法得到斯圖茲股票而不能按時交割該股票的行為視為毀約。”換句話說，那條千古不變的格言——“隻要是他賣空的，他就必須把它買回來，否則就進監獄”，對於交易所那些關係深的人就不靈了。
第二條同樣神聖的規則是，私人契約的隱私權不受侵犯，也就是說，不論是買方還是賣方，都不能泄漏買賣合同的另一方是誰。按照J·P·摩根的一句名言，沒有哪個生意人願意和一個“透明的口袋”（glass pocket）做生意。一份買賣合同的暴露就可能意味著一次精心組織的投資運作被徹底摧毀。
紐約證券交易所深信賴恩不會透露斯圖茲殺空戰役中的空頭一方是誰，因此就隨意編造謊言，它的發言人厚顏無恥地說空頭們大多是遵紀守法的普通人。像杜布克這樣一個小鎮的家庭婦女竟然會是斯圖茲股票的大空頭，人們一聽就知道完全是胡說八道，所以當交易所的這種謊言出現在報紙上時，人們甚至懶得去駁斥它。
賴恩則完全無視紐約證券交易所宣布他合同無效的聲明，仍然寫信給交易所，建議雙方達成妥協，以免給空頭們帶來更多的麻煩。紐約證券交易所對此不作回應。現在，幾乎所有華爾街人都在興奮地關注這場較量。人們聚集在經紀公司的告示牌而不是股票報價牌前，緊張地等待交戰雙方發出最新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