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美國股市發生了曆史上最為著名的一次崩盤。這次股災及隨後而來的大蕭條迫使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並開始了對華爾街的實質性改革。同時，紐約證券交易所這個已經存在了近200年的私人俱樂部也遭遇了它最為尷尬的曆史時刻，惠特尼——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總裁，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因盜用他人款項等醜行而鋃鐺入獄，就連與他相識多年的羅斯福總統不敢相信，他驚呼：“不，他不可能那麼幹！”……
譯者導讀
曆史上最著名的股災發生在1929年秋天。在一片樂觀的投資氛圍中，持續數年的牛市突然改變了方向。9月5日，市場開始下跌，10月29日，道瓊斯指數一瀉千裏，跌幅達22%，創下了單日最大跌幅。華爾街持續下跌的勢頭直到11月才最終止住。到1932年，道瓊斯指數較1929年的最高點下降了89%。
股災之後，美國進入了長達四年的經濟衰退，這一次空前絕後的衰退造就了“大蕭條”這樣一個專用名詞。也許是由於兩個事件在時間上相隔如此之近，許多人——包括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是“大股災”引發了美國經濟的“大蕭條”。但是，這兩者之間並不一定有這樣必然的因果關係，它們背後共同的原因是美國實體經濟長期高歌猛進後的必然衰退以及胡佛政府的錯誤政策。
股市崩盤和“大蕭條”雖然是美國曆史上的一次慘痛經曆，但也給美國經濟和華爾街一次重塑自我的機會。1933年，羅斯福總統開始著手實施曆史上以他名字命名的“羅斯福新政”，大幅度地改革美國經濟政策，並著手對岌岌可危的華爾街進行改革，以恢複市場的信心。
1933年，美國取消金本位製，頒布《證券法》和《格拉斯-斯蒂格爾法》；1934年，美國頒布《證券交易法》；同年，依據該法成立了美國證監會；1940年，美國頒布《投資公司法》和《投資顧問法》。至此，美國資本市場在自我演進超過百年之後第一次出現了關於證券發行、交易和投資基金的法律，也第一次建立了監管機構，這一係列製度建設形成了現代金融體係監管的基本框架，也為隨後幾十年美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又稱《1933年銀行法》，根據該法案，美國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對5萬美元以下的銀行存款提供擔保，以避免公眾擠提的事件再次發生。同時，該法案嚴格限製金融機構同時從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摩根銀行被一拆為二。這一分業格局直到60多年後才隨著《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廢除而得以改變。
美國證監會首任主席是後來著名的肯尼迪總統的父親——老肯尼迪。老肯尼迪是一位闖蕩華爾街多年的老牌投機家，深諳投機和操縱市場各種訣竅的老肯尼迪顯示出了非凡的管理藝術，在他的治理下，華爾街開始逐步走入了正軌。
惠特尼代表了華爾街——尤其是紐約證券交易所——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他是當時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主席，曾經因為在1929年股災中英雄式的救市行動而聲望卓著，但是，他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和極其低劣的理財能力結合在一起，使得他最終走上了破產和犯罪的道路。惠特尼的覆滅，使得衛道士的勢力土崩瓦解，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在此之前，華爾街上的所有改革都從未觸動過交易所自身會員的利益，而這一次則完全不同了，它徹底改變了交易所的運行方式，使其開始真正為公眾投資者服務，並為即將到來的華爾街巨大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1929年的勞工節後，股市重新開盤，第二天市場就開始下跌，有的時候很猛烈，有的時候稍稍溫和一點，但一直在持續不斷地下跌。整個夏季到處彌漫的那種股市可以漲到天上去的氛圍逐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神經質般的緊張和一些令人喪氣的論調，聽上去仿佛是穿過墓地的呼嘯聲。
沒有什麼比所謂的“巴布森突變”更能反映當時那種投資氣氛的驟變了。羅傑·巴布森（Roger Bobson）當時是一個很不起眼的投資顧問，當市場一路高歌猛進的時候，他一直持悲觀的看法，但是人們對他關於市場即將要下跌的預言充耳不聞。9月5日，他在馬薩諸塞州韋爾斯利的一個午餐集會上講道：“我再說一遍我去年和前年的這個時候說過的話，那就是，或早或晚，一場股市崩盤將會來臨。”當他這番毫無惡意的言論在當天下午2點出現在大顯示牌上時，市場立刻掉頭向下，開始暴跌，到了3點股市收盤時，很多大股票都下跌了6～10美元。最後1小時，交易量竟然達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200萬股。
即使此時，羅傑·巴布森的預言仍然被大多數人嗤之以鼻，但是有關技術調整的論調已經開始隨處可聞了，而《華爾街日報》仍然在預測秋季將會是牛市，當然，它同時也寫道：“不可避免地，有些股票會上漲，有些股票會下跌。”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歐文·費雪因其在1929年8月的著名論斷（“看來股市已經達到了一個永遠不可能超越的高度”）而在曆史上獲得了讓人有點難以信服的不朽地位，他此時也仍然認為股市的長期趨勢是好的，雖然語氣不再像以前那麼肯定了。
但是，一些天生謹慎和嗅覺靈敏的投資者已經開始撤離市場了。德柯普特-道莫斯公司（Decoppet and Doremus）是美國當時兩家最大的零股交易經紀公司之一，它的合夥人之一羅蘭·斯特賓斯（Rowland Stebbins）開始對華爾街感到厭倦了，這裏的一切對他來說都已經有點索然寡味了。他決定去做一個百老彙的製片人，所以，他在8月將自己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席位賣出，售價為64萬美元，將通貨膨脹考慮在內的話，直到今天，這個價格仍然保持著紐約證券交易所席位價格的最高紀錄。
阿爾伯特·威金（Albert Wiggin）是大通國民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該銀行在20世紀50年代初與曼哈頓銀行合並，成為今天的大通曼哈頓銀行）的總裁，他走得更遠。早在7月，他就清醒地預見到股市崩潰迫在眉睫，於是悄悄地賣空了4.2萬股他最“了解”的股票。威金每年領著大通銀行27.5萬美元的高薪，其職責本應為維護大通銀行的股東利益，卻在這家公司股票隨後的慘跌中賺得盆滿缽滿。當然，大部分人不如威金和斯特賓斯這兩人目光敏銳，但隨著勞工節後的市場跌勢不減，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決定撤資離場，於是市場的下跌就如同滾雪球一樣，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10月18日，星期五，股市加速放量下跌。同樣，星期六上午，情況也不見好轉，隻有那些天生的樂觀主義者還對市場抱有希望。《華爾街日報》預測下周一市場將會反彈，一向樂觀的費雪則把這次下跌稱為“市場隻是把一些神經質的非主流力量甩出去”。到了星期一，有600萬股的股票易手，這是一個巨大的交易量，但是下跌的股票數目遠遠超過上漲的股票數目。星期二，市場短暫反彈，但是到了星期三，市場再次下跌，在那個300萬股就可以稱做是“交易異常活躍”的時代，這一天再次創下了600萬股的巨額日交易量。即使是那些最安全、最穩健的股票，包括AT&T，都在這一天蒙受了慘重的損失。
10月24日，這一天很快就被稱做“黑色星期四”。清晨，華爾街籠罩在一片悲哀的氣氛之中。前一天晚上，全美各地的經紀公司裏賣單已經堆積如山。當開盤的鈴聲響過，股票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易手，股價狂跌。每一輪股票的下跌都引發一輪新的追加保證金的要求，而這又進一步使得市場下跌，並引發更多增收保證金的要求。與此同時，空頭們整個上午都在無情地砸盤。賣空的單子越來越多，焦急的人們和投機者們擁擠在大街上和寬街街頭聯邦大廳的台階上。交易所的一個供遊客參觀、可以俯視交易大廳的走廊上也擠滿了人，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哭泣，直到上午11點，交易所決定把這個走廊封閉。到中午，市場市值已經蒸發掉95億美元。
紐約的銀行巨頭們都聚集在“街角”，和托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摩根集團的高級合夥人）一起緊急磋商，此時小摩根正在歐洲。這些銀行在市場上都陷得很深，有些還正在承銷新股票，如果這些股票賣不出去，這些銀行將麵臨絕境。為了保衛市場，同時也為了保衛他們自己，他們決定拿出2000萬美元來托市。
在這天下午1點30分，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當時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代理總裁——走進了交易大廳。雖然紐約交易所總裁經常會出現在交易大廳上麵的主席台上，但是總裁——哪怕是代理總裁——親自來到交易大廳還是一件非常罕見的事。高大而威嚴的惠特尼快步走到美國鋼鐵公司的交易櫃台，詢問最後一次賣出的價格，他被告知是每股205美元，但是實際價格已經又掉了幾塊，仍然沒有買家。惠特尼引人注目地宣布：“我出每股205美元的價錢買1萬股。”接著他從一個交易台走到另一個交易台，一個接一個地下了很多類似的買單，購買那些藍籌股裏的藍籌股，直到將2000萬美元全部投入股市，這個數目大約相當於今天的1.5億美元。
他的策略成功了，至少暫時如此。按今天的話說，在惠特尼以那種萬人矚目的方式將錢投到市場後，市場又被那些出錢救市的銀行家拉回到了“可控局麵”，空頭們轉而開始購進股票，以便將他們的賣空賬戶平倉。市場開始止跌回升，早些時候投資者令人心痛的損失稍稍得到一些彌補，有些股票甚至在當天還微幅收高。例如，美國鋼鐵公司當天的開盤價是每股205.5美元，日中交易曾達到過每股193.5美元的最低點，而收盤價格為每股206美元。當天的交易量非常驚人，達到了1300萬股，以至於股票自動報價機直到傍晚7點多，也就是閉市4個多小時後，還在嘀答不停地吐出記錄報價的紙帶。
周五，市場進一步反彈，但是到了周六，市場再次下跌，隻是這一次沒有出現什麼恐慌的跡象，一些人開始認為最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到了星期一，市場上傳言四起——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假的，有的說華爾街的巨頭們都在做空，有的說一些孤注一擲的計劃正在醞釀之中，有的說新的賣空襲擊就要來臨，等等，於是，股市再一次開始下跌。接下來，星期二，也就是10月29日，賣單像雪崩一樣毫無中斷地傾瀉下來，從洗碗女工到銀行家，每個人似乎都在拚命賣出。有些賣單是非自願的，是投資者受到追加保證金的要求，不得不忍疼割肉變現。這一天交易量達到了天文數字般的1600萬股，創下了此後近40年中的最高紀錄。據說，這一天，自動報價機源源不斷地打出所有交易的報價紙帶，總長度超過了1.5萬英裏，直到閉市後4個小時才結束。
娛樂刊物《繁華》報道1929年的股災。
星期二早晨的《紐約時報》上有這麼一段話：“那些一向謹慎的投資者現在可以放心大膽地買股票了。”而娛樂業行業刊物——《繁華》（Variety）卻因它當天的頭條標題而在新聞史上贏得了不朽的地位：“華爾街摔了一個大跟頭”。
股市在星期三反彈，資金開始湧入市場買入一些超跌股。在這些買家中，據說有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惠特尼宣布，因為交易所的後台來不及處理所有的交易，股市在星期四將隻有下午半天開市，並隨後休市，直到下一個星期一。
星期一，市場繼續下跌，跌幅接近前一周星期二的一半，這樣下跌的勢頭一直延續到11月13日這天才止住，這輪熊市最終氣數耗盡，而此前兩年半中市場辛辛苦苦積累的所有收益都已然付之東流了。
歐文· 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美國經濟學家，設計出價格指數以考察經濟趨勢。—譯者注
指他所任職的大通國民銀行的股票。—譯者注
此處原文為“Wall Street Lays An Egg”，在美俚語中，lay an egg 指完全失敗，有嘲諷的意思。—譯者注
因為美國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是發生在1929年的股市大崩盤之後，所以，在回顧曆史的時候，有一種很流行的看法，認為是股市的大崩盤引發了美國經濟的大蕭條，但這事實上是不對的，這兩個事件都是由同樣的兩個因素引起的：一個是多年形成的經濟形勢，另一個是聯邦政府為應對這種經濟形勢而采取的措施和政策。
事實上，正如1929年夏季的牛市隨著市場的巨額超買而結束一樣，隨後的秋季熊市也止步於市場的超賣。買家開始進入市場，在新一輪、較為溫和的牛市漸漸臨近的時候，華爾街走到了1929年的歲末。在1930年春季，股市保持繼續上漲的勢頭，到此時，股市的漲幅差不多補回了前一年秋季跌掉的市值的一半。1930年6月，當一群神職人員到白宮訪問並提請胡佛總統關注公益項目時，胡佛告訴他們：“你們來晚了60天，大蕭條已經結束了。”
胡佛總統是誠摯的，但他同樣也是錯誤的，因為到了1930年的下半年，一場剛開始看似很普通的經濟緊縮已經逐漸演變成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經濟災難。這場災難的始作俑者完全可以說是華盛頓的領袖們，首當其衝的就是胡佛總統本人。首先，因為胡佛曾在競選中許諾通過提高農產品的關稅來救助美國農業，所以，當選後，他於1929年召開了一次特別國會會議。這次會議中很快就出現了各個利益集團競相為本集團爭取更多利益的瘋狂場麵，每個與會者都心懷鬼胎，沒有人考慮公共利益。每一個主要的行業（即使是很多小行業，例如墓碑製造業）都在國會遊說，要求給予他們保護，以免受到“不平等國際競爭”的衝擊（在保護主義者的專用字典中，如果來自國外的競爭者能夠並願意為美國消費者提供比本國產品更便宜的產品，就是不平等競爭）。
在股市大崩盤之後，《斯慕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Bill，以它在國會中的提案人斯慕特和霍利的名字命名），獲得了巨大的政治上的同情和支持，胡佛總統不顧1000多名經濟學家的聯名反對，於1930年6月17日簽署了這個法案，將農產品和工業品的關稅同時大幅提高。
後來的事實證明經濟學家們是對的。作為報複措施，其他國家立刻提高了對美國產品所征收的關稅，於是，世界貿易體係崩潰了。1929年，美國出口貿易總額為52.41億美元，而到了1932年，這一數字僅為16.1億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這個數字為1896年以後的最低值。更有甚者，在1930年上半年就隨著《斯慕特-霍利關稅法案》在國會中的表決傳言而起伏跌宕的紐約股市，此時開始了它長達兩年半的下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29年秋季的熊市也不過持續了兩個半月。
另一個為這場崩潰“雪上加霜”的是美聯儲，它在本傑明·斯特朗去世後基本上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在美國經濟和紐約股市搖搖欲墜的過程中毫無作為。早在1928年，斯特朗就曾經說過：“美聯儲存在的意義在於為美國經濟提供保護，以抵禦貨幣利率之類的因素所導致的任何災難……一旦有緊急情況發生，我們將有能力通過向市場大量注入貨幣來緩解危機。”但是這時美聯儲卻沒有這麼做，而是維持著斯特朗的反通貨膨脹和經濟緊縮政策，將利率定在遠遠高於當時新的經濟條件所要求的利率水平之上。所以，當美國經濟幾乎被曆史上最嚴重的一次通貨緊縮中凍斃的時候，美聯儲還在為美國經濟開著治療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的退燒藥。在這幾年裏，貨幣供應量下降了1/3，9800家銀行倒閉，帶走了千百萬人的存款和他們的希望。不僅如此，美聯儲在很多救援其成員銀行的行動中也縮手縮腳，無所作為，因為按照最初有關美聯儲的法律規定，對美聯儲成員銀行向美聯儲借款時需要提供的抵押有嚴格的限製條款，這些苛刻的條件使得很多本來還算健康的銀行也隨同那些問題銀行一起走向了破產。
大蕭條的最後一個罪魁禍首是胡佛政府。麵對急劇下降的政府收入和不斷上升的政府支出，胡佛政府還在試圖平衡政府預算（當然，按照傳統的經濟政策，這無疑是正確的）。1932年，當美國經濟正以自由落體運動的速度直線下跌的時候，胡佛竟然推動議會通過了提高稅率的法案，而且幅度之大在美國曆史上空前絕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