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28日，道瓊斯指數第一次收在800點之上，但這看上去還遠遠不是10年前已經開始的這個大牛市的頂點，在這年年底，道瓊斯指數以874.13點報收，當年的漲幅為14.6%。此時，交易所的交易席位價格超過20萬美元，年交易量超過了1929以來的任何時期。紐約證券交易所宣布它將引進一種新的股票自動報價機——每分鍾可以報出900個字節，每天可以處理1000萬股的交易量。這是技術上的巨大革新，它對華爾街擴展影響所起的作用，比此前幾百年中其他技術革新都要深遠。而另一項新技術——計算機，此時已經在銀行、保險公司和大經紀公司的後台開始投入使用。很快，就像電話取代電報一樣，計算機將取代自動報價機。
在20世紀60年代後半葉，牛市止步了，道瓊斯指數曾有一次奇跡般地接近了1000點大關，但就此止步不前了：道瓊斯指數曾在1966年某一天的日中交易探到1000點的高位，此後還有4次在日中交易中達到這個高度，但直到整整6年後的1972年才最終第一次收在1000點之上。盡管市場的上升勢頭停止了，但是交易量的上升卻沒有停止：日交易量從1965年的620萬股上升到1975年的750萬股。在1967年，最差的一天的日交易量為590萬股，這比1960年最高的日交易量還多了69.5萬股。在1968年，日交易量刷新了1929年10月29日創下的、保持了近40年之久的紀錄，創下新高。這是值得慶祝的，畢竟，交易量對於經紀人就像母乳對於嬰兒那樣重要。
但是，在現實中，交易量的激增也帶來了無窮的麻煩，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華爾街被淹沒在了紙堆裏。因為買賣雙方的記錄不同，大量交易無法執行，直到雙方把事情搞清楚為止。這種錯誤交易的數量正在以令人警覺的速度上升。僅在1968年12月，就有至少價值41億美元的交易因無法搞清而作廢。
當然，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會想到，華爾街自胡佛主政白宮以來最糟糕的一段時期即將來臨。
譯者附注 同一時代的西方和東方
在這個時代……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40年 美國頒布《投資公司法》和《投資顧問法》，奠定了現代共同基金業的基本框架。
1939年9月1日 德國對波蘭不宣而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41年 日本偷襲珍珠港。而後，美國對日宣戰，正式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4年 在華盛頓郊區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四大“發起國”——美國、前蘇聯、英國和中國——擬定了《聯合國憲章》的最初草案。
1946年 世界第一台計算機問世。
1949年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式建立。以美國和前蘇聯為代表的東西方格局形成。
1949年 世界上第一隻對衝基金——瓊斯基金成立
1952年 美國試爆第一顆氫彈。
20世紀60年代 美國“嬉皮士”運動興起。
1961年 前蘇聯宇航員加加林太空飛行成功。
1961年 東德政府修築一道環繞西柏林的圍牆。
1962年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愛恩斯教授發明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機器人。
1963年 美國總統肯尼迪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遇刺身亡。
1969年 美國宇航員尼爾·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溫·奧爾德林登上月球。
也在這個時代……
1945年 日本投降，中國八年抗戰結束。
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 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1950年 中國抗美援朝。
1953年 中美在朝鮮板門店簽訂《朝鮮停戰協議》。
1954年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
1956年 中國第一架噴氣式飛機試製成功。
1964年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6年 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7年 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德懷特· 戴維· 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美國將領，第34任美國總統（1953~1961）。任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時發動了諾曼底登陸（1944年6月6日），最終打敗了德國（1945）。任總統期間突出的事件是：終止了朝鮮戰爭（1953），解決國內種族問題，開啟與前蘇聯的冷戰，中斷與古巴的外交關係（1961 年）。—譯者注
沃爾特· 溫切爾（Walter Winchell，1897~1972），美國新聞記者，他主持報刊專欄“百老彙評論”（1924~1963）和無線電新聞廣播（1932~1953），報道娛樂和政治事件。—譯者注
第十五章 “是為貪婪說句好話的時候了”（1968年～1987年）
在20世紀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通貨膨脹、越南戰爭、石油危機以及伴隨而來的股市持續低迷，使得人們對於華爾街的前景再一次感到迷茫。這時，一位華爾街作家寫道：“如果說貪婪和恐懼是華爾街上僅有的兩種心態的話，我想現在，是為貪婪說句好話的時候了”……
譯者導讀
20世紀60年代初期，牛市結束。此後的華爾街進入了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以共同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迅速崛起，徹底改變了市場的投資者結構，市場的交易量也逐年增高。個人投資者在市場交易量中所占的份額逐步下降，他們轉而將資金委托給專業理財的基金經理們，明星經理在市場中聲名鵲起，身價連城。
激增的交易量使得華爾街的後台運作係統麵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突飛猛進的計算機技術有效地改善了這一情況。1965年，交易所將自動收報機與電子顯示屏連接，使得在交易大廳裏的所有人能夠同時看到股價。
1971年，美林公司成為第一家上市的華爾街投資銀行。隨後，摩根士丹利、高盛等華爾街投行也逐步打破了不向公眾出售股份的百年慣例，放棄合夥人製，成為公眾公司。
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到70年代初期，美國經濟進入滯脹時代（即通貨膨脹和經濟蕭條同時存在），通貨膨脹、越南戰爭、石油危機以及伴隨而來的股市低迷，使得華爾街再一次陷入困境，“華爾街即將滅亡”的論調再次出現。然而，在這一片哀聲之中，那些將會給華爾街帶來巨大繁榮的變革也正在悄悄地發生。
華爾街經紀人的固定傭金製和《梧桐樹協議》一樣古老，長期以來，它是華爾街至高無上、不可動搖的鐵律。隨著機構投資者力量的壯大，迫於其他市場的競爭壓力，紐約證券交易所最終於1975年放棄了長達183年的固定傭金製，這標誌著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私人俱樂部”時代終結。
197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證券法修正法案》，該法案要求將全美的證券交易所和三板市場連接起來，形成統一市場。1978年，跨市場交易係統投入運營。在這個擴大了的無形的電子交易平台上，紐約證券交易所利用其長久積累下來的影響力，仍然保持了巨大的競爭優勢。
1971年的納斯達克成立敲響了美國步入新經濟時代的鍾聲。納斯達克在隨後的幾十年裏，成就了微軟、蘋果、思科、英特爾、甲骨文、戴爾、雅虎、亞馬遜、穀歌等一大批高科技企業，並使得矽穀成為全球高科技產業的搖籃。科技和資本的結合機製使美國經濟進入了一個相對較長的擴張期，並引領了20世紀最後30年新經濟的發展。
隨著華爾街上股票的市值越來越大，監管的力度逐步加強，想要在股票市場進行早期華爾街那種股票囤積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商品市場卻不然。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石油巨子亨特兄弟主導的一起白銀囤積投機活動再次喚起了人們對於久遠曆史的記憶。這場轟動全美的操縱案最終以亨特兄弟不可避免的失敗而告終，盡管華爾街的許多機構卷入其中，但美國的銀行和美聯儲迅速采取緊急措施，成功地阻止了恐慌的蔓延。
當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大牛市開始停滯下來的時候，華爾街上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一些變化幾乎完全是象征性的。1907年，穆裏爾·賽伯特（Muriel Siebert）成為第一位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擁有席位的女士——這離維多利亞·伍德哈爾在“船長”範德比爾特的資助下創立經紀公司已經有98個年頭了。3年之後，約瑟夫·L·瑟爾斯三世（Joseph L. Searles Ⅲ）成為擁有紐約證券交易所席位的第一位黑人。然而，更為重要的一些變化發生在一些大機構和經營它們的人之間（他們幾乎仍然全都是男性），這些人是華爾街的明星。20世紀20年代的明星，如傑西·利弗莫爾（Jesse Livermore）和約瑟夫·肯尼迪，他們一心一意隻為自己謀利，他們占據了華爾街各類報紙的頭條。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弗雷德·卡爾（Fred Carr）和傑拉爾德·蔡（Gerald Tsai）成為華爾街上的焦點人物。弗雷德·卡爾管理著“企業基金”（Enterprise Fund），在1967年，道瓊斯指數上漲15%，而這隻基金的淨值上漲了117%。傑拉爾德·蔡在富達資本公司（Fidelity Capital）負責投資，他因善於選股而一舉成名，1966年，他離開富達，創辦了自己的共同基金——曼哈頓基金（Manhattan Fund），在初期募集資金的時候，他本來隻期望能募集到2500萬美元，但是公眾投資者蜂擁而入，一共給了他超過2.7億美元的資金讓他管理。
但是，個人投資者在華爾街上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他們越來越多地將資金交給機構投資者去管理。在20世紀60年代，參與股市的個人投資者數量翻了一番，但是他們的交易量在華爾街全部交易中所占的份額卻無情地下跌了。在1961年，個人投資者的交易量占紐約證券交易所總交易額的51.4%，機構投資者占26.2%，剩下的是交易所會員公司用它們自己的賬戶所進行的交易。然而到了1969年，機構投資者所占的份額已經上升到了42.4%，個人投資者所占交易份額則下降到了33.4%。
除了個人投資者的數目不斷增長和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組合更為多樣化以外，交易量穩步增加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機構投資者投資組合的換手率大幅上升。人們的目光越來越多地關注在明星基金經理身上，因而對基金經理“業績”的壓力越來越大，而用來評估這些業績的時間段卻越來越短。在1955年，平均而言，共同基金年換手率大約為1/6，而到了1960年，50%的換手率已經是很正常的事情。機構投資者現在可以進行大宗交易（每次以1萬股或更大的數目買賣證券稱為大宗交易），所以，毫無疑問，交易量開始螺旋式上升。在1966年售價僅為27萬美元的交易所交易席位，兩年之後就賣到了50萬美元以上，是自20世紀20年代以後從未見過的高價。
但是，華爾街顯然還沒有為這麼大規模的新增交易量作好準備，由此引發的後台混亂使紐約證券交易所不得不大幅度縮短交易時間，以便讓它的會員公司能夠及時完成各種後台工作。在1968年的春天，紐約證券交易所決定每周三閉市，這個規定直到1969年1月才被廢止，其後華爾街恢複了每周5天的交易，但每天的交易時間仍然較短。一直到了1970年5月4日，一切才恢複正常。
這個時候，經紀公司為了解決後台工作速度太慢的問題，開始在計算機技術上進行了大量投資，但是，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計算機體積龐大、難以操作而且價格十分昂貴。而在60年代早期，證券交易還幾乎完全依靠喊話與紙筆來完成。證券的買單和賣單指令首先通過電話傳給大廳裏的記錄員，由他們寫下來交給經紀人去執行。當買賣執行完畢後，經紀人們再將交易記錄交還給記錄員。人們仍舊使用股票自動報價機將最新的報價發往全美各地的經紀公司，隨著交易量的急劇上升，自動報價機幾乎不斷地在“吐出”沒有盡頭的紙帶。
1965年，自動報價機終於與一塊電子顯示屏相連接，使整個大廳的人都可以同步看到正在打印的記錄單上的股價信息。但是，這次巨大的通訊進步也帶來了一個明顯的負麵效果，那就是，隨著越來越多的經紀公司換成了電子顯示屏，自動報價機的記錄紙帶越來越少，以至於影響到了“紙帶遊行”順利進行。直到今天，這種遊行仍然深深地根植於紐約文化之中，人們舍不得將這個傳統拋棄，現在，在每次“紙帶遊行”前，衛生部都會給各個辦公大樓送去很多廢紙片，供人們在“紙帶遊行”時拋灑，在遊行過後還要花大筆的錢將它們清掃幹淨。
1969年，在經過長達40年的討論之後，一家中央證券存放機構成立了，它旨在解決越來越嚴重的華爾街文件周轉問題，但是這一努力與實際中遇到的困難相比完全是杯水車薪。所以，盡管交易量在不斷上升，但後台工作的混亂和為解決這類混亂而支付的高額成本嚴重影響了經紀公司的贏利能力，一些小經紀公司開始出現麻煩。但是，這時的紐約證券交易所還無權限製一些資質差的公司去從事新業務，除非是那些沒有滿足資本金要求或是違反了一些特定規則的經紀公司。在大部分情況下，交易所能做的隻能是建議公司謹慎行事。
到了1968年1月，一家規模相對較小的公司——皮卡德公司（Pickard & Co.），由於無力應付龐大的交易量而被清盤。調查發現它涉及大量的違規操作——包括出售未注冊的證券和頻密交易（churning accounts，用客戶的賬戶進行頻繁交易以獲得更多傭金）。這家公司3500名客戶的損失由1963年艾拉·豪普森公司倒閉案之後建立的特別信托基金（Special Trust Fund）全部賠償。在華爾街外，皮卡德公司倒閉案幾乎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但是到了這一年8月，紐約證券交易所已經將35家公司歸於“業務限製”之下，正如《財富》雜誌（Fortune）所說：“這一措施是為了防止像皮卡德公司那樣的業務過載現象再次發生。”
即使是一些運營穩健的公司也受到了影響，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決定不再開設新的分支機構或雇用新的銷售員，潘恩韋伯公司（Paine Webber，不在上文所說的35家公司之內）自願停止其廣告宣傳，並且提高了其客戶保證金賬戶的最低金額要求。
對資本金的更高需求最終打破了不允許紐約證券交易所會員公司向公眾出售其股份的傳統。有一種理論認為，在金融公司破產的時候，其合夥人要以個人所有資產負連帶責任，所以直到20世紀40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公司都必須是合夥人製。後來，它們被允許采用公司製，但是公司的股票必須全部由私人持有。1970年的一項法規變革使得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公司可以對公眾出售股份，也就是說證券公司上市成為可能——而上市恰恰是自從18世紀9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其他行業的公司在華爾街上籌集資金的方式。1971年，美林公司成為第一家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的會員公司。
1968年的選舉使得共和黨入主白宮，但這並沒有使華爾街股市回升多少。麵對經濟困境，理查德·尼克鬆的“大炮加黃油”政策所引起的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
在1967年10月，聯邦貼現率（discount rate，它是基準利率）還在4%的水平，但到了1969年年初，它就上漲到了5.5%，到了4月，這一利率進一步提高到6%，這是災難性的1929年以後從未達到過的高水平。1968年年底，道瓊斯指數報收於943.75點，但到了1969年7月末，該指數就下降到了801.96點，跌幅為15%，這是近10年來的最大跌幅。
那個年代的所有不確定因素——通貨膨脹、越南戰爭、大學校園動亂以及城市的動蕩不安都使得此時華爾街的支柱——機構投資者變得越來越警惕，交易量與以前的狂熱時期相比有了輕微的下降。1969年8月11日，日交易量僅為668萬股，為兩年內最低。
隨著股票價格不斷下降，一些經紀公司作為資本金而持有的證券的價值也一路下跌；同時，交易量的萎縮也減少了經紀公司的收入來源。這一切使得華爾街上那些相對弱小的經紀公司麵臨著滅頂之災。10月22日，一家叫格雷戈裏（Gregory & Co.）的小經紀公司被紐約證券交易所除名，特殊信托基金為它的客戶支付了400萬美元。1970年，道瓊斯指數繼續在“尼克鬆熊市”中不斷下跌，威脅著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公司。
麥克唐奈公司（McDonnell）是20世紀60年代晚期在華爾街上崛起的一顆希望之星，它的規模迅速膨脹，有望成為“美林第二”。但到了1969年年末，情況急轉直下，麥克唐奈公司開始關閉一些分支機構，裁撤一些經紀人。《華爾街日報》報道說，麥克唐奈公司遇到了大麻煩，但該公司矢口否認。然而，《華爾街日報》是對的，1970年3月，麥克唐奈公司正式倒閉，成為自艾拉·豪普特公司倒閉之後最大的一宗經紀公司倒閉案。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它的調查表明，它涉嫌欺詐、交易記錄嚴重缺失、有組織地進行頻密交易以賺取傭金等違規操作。
麥克唐奈公司的問題是由媒體揭露出來的，而不是被證券交易委員會或紐約證券交易所發現的，這一事實很自然地引起了人們的疑慮，人們不禁懷疑，證券交易委員會或紐約證券交易所究竟有沒有盡到職責。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總裁羅伯特·哈克（Robert Haack）向公眾保證，紐約證券交易所會員中前25名公司全部符合資本金要求。不幸的是，事實不是這樣，它們中有些公司當時正處在嚴重的財務危機之中。貝奇公司（Bache & Co.）在1969年虧損了900萬美元，海登·斯通公司——一家擁有9萬個客戶賬戶的大經紀公司——也因違反交易規則而被交易所處罰，同時，它也沒有達到資本金要求。
紐約證券交易所從1959年起就開始辛辛苦苦積攢的準備修建新大樓的3000萬美元全部轉給了特別信托基金，以應付大經紀公司可能的倒閉。但是，不止一家大經紀公司正處在危險的邊緣，而紐約證券交易所和它的會員們資源有限。為了降低大經紀公司倒閉從而引發恐慌的可能性，美國國會按照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模式建立了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前者建立於20世紀30年代，旨在解決銀行擠提問題。
海登·斯通公司——陷入泥潭之中的最大的經紀公司——從偏遠的俄克拉何馬州的一群投資者那裏借到了1240萬美元，勉強熬過了這一年的春天。麥克唐奈公司和其他3家公司則一家接一家地被清算了。一位知名的華爾街人這樣評論：“如果一年前有人告訴我，我們將有4家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公司被同時清算……我怎麼都不會相信。”
道瓊斯指數繼續下跌，並在1970年5月26日跌到631.16點，比前一年年末下跌了整整1/3，甚至比9年前肯尼迪就任總統時的點位還低。但是，這後來被證明是第一輪“尼克鬆熊市”的底部。事實上，在這一年餘下的時間裏，市場開始強勢反彈，並於年底報收於838.92點。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不是機構投資者不得不維護那些市值最大的股票——其中很多是道瓊斯指數中的成分股，市場可能早就慘不忍睹了。
“漂亮50（nifty fifty）”是指被大機構投資者持有的市值最大的50隻股票，這些機構有時重倉持有這些股票。例如，摩根保證基金公司就曾持有過價值高達20億美元的IBM股票。對這些大機構來說，將這些股票大量賣出變現會不可避免地給它們的股價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也使它們自己的投資組合大幅縮水。眾多機構持有大量為數不多的幾隻大股票，這使得當“漂亮50”中的某些股票遇到賣壓的時候，機構投資者會竭盡全力維持它們的價格。例如寶利來公司（Polaroid），盡管此前5年贏利平平，股息也不到1%，但卻長期維持著高達100倍的市盈率。而很多不受機構投資者青睞的股票，即使有穩定的成長和豐厚的股息，也隻有6倍的市盈率。
越來越多的經紀公司不斷地關門或停止交易。海登·斯通公司此時已經花完了那筆從俄克拉何馬州借來的錢，隻能在市場中苦苦掙紮，試圖說服其他貸款人同意它提出的新生存計劃。美林公司接管了古德博迪公司（Goodbody & Co.）——美國當時的第五大經紀公司，擁有22.5萬個客戶賬戶。
當這一切塵埃落定時，紐約證券交易所已經直接幹預了其200家會員公司的運作，這個數目占所有從事公眾經紀業務的公司數目的一半以上。有129家公司或者破產，或者與其他公司合並，或者被完全接管。隨著華爾街上一些公司關門，另一些公司勒緊腰帶，並希望通過投資於技術改造而緩解困境，紐約證券行業的雇員人數也開始下降。1969年1月，共有10.52萬人在華爾街工作，但到了1974年，這個數字下降了28%，隻剩下了7.5萬人。
到1970年年底，報紙和雜誌上充斥著各種報道，這些報道認為被通貨膨脹、經濟停滯和越南戰爭搞得焦頭爛額的尼克鬆將注定是“一屆總統”。但是，總統擁有調控經濟的有力杠杆，而尼克鬆把它們全部用上了，包括實施價格管製和爭取美聯儲的幫助。到了1972年，當下一屆總統競選臨近的時候，經濟形勢看上去的確比先前好了一些。道瓊斯工業指數再次探到了1000點大關——該指數第一次觸到這個點位是在1966年的一次日間交易中。在選舉中，尼克鬆獲得49個州的支持，選舉過後，道瓊斯指數終於在1973年1月11日報收於1051.10點，突破了1000點的大關。
但是，這一次，作為1972年的標誌的繁榮——更確切地說是虛假的繁榮——在1973年消失了。隨著價格管製被取消，通貨膨脹立刻死灰複燃，達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從未有過的高度。結果利率大幅攀升，引發了債券市場的大災難。1973年4月被揭露出來的“水門事件”（Watergate）使得原本就充滿了不確定性的經濟變得更加動蕩不安。1973年夏天，全美各地都出現了肉類緊缺。10月，埃以戰爭爆發，石油危機從天而降，阿拉伯國家開始對美國實施禁運，油價飛漲，在美國各地的加油站前，汽車排起了長龍。
道瓊斯指數很快又跌回到了1000點以下，到這年年底，它已經跌至800點以下，比1月份高峰時下跌了25%。與此同時，“漂亮50”的股價也開始狂跌。1974年，尼克鬆被迫辭職，道瓊斯指數在當年12月跌到了577.60。實際上，1973～1974年的通貨膨脹掩飾了這期間市場指數下跌的程度。一位華爾街作家安德魯·托拜厄斯（Andrew Tobias）在《紐約》雜誌（New York）中的一篇文章《華爾街的牛市》中寫道：“如果說貪婪和恐懼是華爾街上僅有的兩種心理的話，那麼我想，現在，是為貪婪說句好話的時候了。”
隨著物價飛漲，銀行開始提供華爾街投資的替代品——大額定期存款（CD），並很快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在這個前所未有的高利率時代，這種定期存款所支付的利息遠遠高過大部分的股票與債券的收益，而且沒有本金損失的風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猛發展的共同基金此刻也止步不前，在熊市中，基金的淨值大幅縮水。
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社會動蕩、後台危機、大經紀公司倒閉，加上遇到自胡佛總統時期以來最糟糕的熊市，所有這些都使得華爾街在70年代早期成為一個最不受人歡迎的地方。它似乎已經過時了，仿佛是過去時代遺留下來的廢墟。從20世紀30年代後就再也無人提起的“華爾街即將滅亡”的論調再一次出現，而且不絕於耳。一個度量華爾街在人們心目中地位（華爾街是否適合投資和工作）的最好尺碼是當時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席位價格。在1969年的時候，一個席位可以賣到近50萬美元，而一年之後，隻能賣到13萬美元。在1974年熊市的穀底，一個席位價格隻值6.5萬美元，僅為紐約市一個出租車許可證價格的兩倍半——紐約市的出租車許可證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席位一樣，其數量也受到嚴格控製。
但是，就像在華爾街曆史上經常發生的一樣，科技——這一次得益於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及時推動——又來挽救華爾街了。華爾街不僅沒有滅亡，相反，華爾街最後的勝利馬上就要來臨了。
理查德· 尼克鬆（Richard Nixon, 1913~1994），美國第37 任總統（1969~1974），他競選連任成功，但後因卷入“水門事件”醜聞而辭去了總統職務。—譯者注
林頓·B· 約翰遜（Lyndon B.Johnson,1908~1973），他在1960年的美國大選中是肯尼迪的競選搭檔，肯尼迪當選後他任副總統。1963年，肯尼迪遇刺後，他繼任總統，並於次年連任成功。在任期間，他推行了一係列社會改革方案。—譯者注
社會大福利方案（The Great Society），在19世紀60年代提出，包括一係列增加經濟機會的方案和法令、減稅、增加老年人的醫療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增加對教育的支出等多項內容。—譯者注
美國總統一般會在任期結束時競選連任， 如果競選連任失敗， 就被稱為“ 一屆總統”。—譯者注
隨著機構投資者力量的壯大，他們反對固定傭金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固定傭金的曆史幾乎和華爾街股票交易的曆史一樣長。事實上，1792年簽訂的《梧桐樹協議》的主要內容就是要設定固定傭金：“我們，在此簽字者——作為股票買賣的經紀人莊嚴宣誓，並向彼此承諾：從今天起，我們將以不低於0.25%的傭金費率為任何客戶買賣任何股票。”
紐約證券交易所一直在交易大公司的股票和債券方麵保持著絕對壟斷地位，它的這種壟斷地位從1869年就開始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逐步消失。而它的客戶，不論大小，都對這種固定傭金無能為力。但是，華爾街從來都不像它的名字聽上去那樣是一個利益的整體，銀行、大保險公司、路邊市場、櫃台交易市場（over-the-counter market，OTC市場），以及紐約以外的很多地區性交易所，它們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
甚至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們也並不是鐵板一塊。那些靠傭金生存的公司（與公眾進行交易的經紀公司）有他們自己的利益，而那些專門經紀人（他們在交易所場內進行交易）則有不同的利益。對那些收取傭金的公司來說，隻要能得到最好的價格，不管在哪個市場買賣都可以；那些場內交易人則當然希望交易被嚴格限製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廳內進行。
櫃台交易市場是由經紀人組成的一個非正式網絡，為那些不在任何證券交易所掛牌的股票提供一個交易市場。經紀人們為客戶提供買賣這些股票的機會，並通過買賣之間的差價賺取利潤，而這些股票的價格每時每刻都可能變化。櫃台交易市場主要依靠電話和電傳——在很早以前這兩種通訊工具就已經將全美的金融業緊密聯係在一起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不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事實上，他們是新的“街邊交易者”，隻不過他們現在通過電話做生意，而不再是站在馬路邊上了。他們可以完全自由地交易他們願意交易的任何股票。並且，因為他們的交易成本更低——不用向交易所繳費，所以常常可以提供比在交易大廳裏更好的價格。
很多大經紀公司很自然地想利用櫃台市場上這一價格優勢，而且事實上，法律也要求它們這樣做，《聯邦證券法》就要求經紀人為客戶尋找到股票的最好報價。但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專門經紀人們通過交易所的管理委員在1955年製定了《394條例》（Rule 394），該條例禁止會員公司買賣交易所以外的股票，“除非是在交易所特別豁免的情況下”。換句話說，聯邦法律要求經紀人們去尋找能給出最好價格的市場，而紐約證券交易所卻禁止他們這樣去做。
但是，共同基金和其他大機構不必受交易所條例的限製。本來屬於紐約交易所的交易量，現在流向了地區性交易所和櫃台交易市場，也就是所謂第三市場（Third Marker）。1955年到1962年之間，紐約交易所掛牌股票在櫃台外市場的交易量上升了185%，盡管其總量仍隻是這些股票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量的5%。但是，一些櫃台交易市場的會員公司不斷成長，漸漸發展得像紐約交易所的主要會員公司一樣大了。以前默默無名的威頓公司（Weeden & Co.）在1961年的交易額高達9億美元。作為報複，紐約交易所從兩家櫃台交易市場的公司裏強行搬走了它們的自動股票報價機——如果沒有來自紐約交易所的各種報價作參照，它們的生意就無法進行。1962年，紐約交易所的這一行為被最高法院裁定為非法。
既然交易大廳的報價被認定是公眾財產，那麼，所有個人和機構都可以在櫃台交易市場上買賣在紐約交易所掛牌的證券了。換句話說，任何一隻股票隻要有人為它做市，不管這個市場在哪裏，他們都可以從那裏買賣股票，而不必再通過交易大廳內的專門經紀人購買。
早在一個世紀以前，辛辛那提、費城和舊金山等城市的地區性交易所已經被華爾街和電報技術的應用壓製成了一潭死水，從那時起，它們隻能進行一些當地證券的買賣。現在這些地方性的交易所也開始了對機構業務的爭奪，相比之下，它們比紐約交易所更願意修改規則以招攬生意。除了以證券交易為主營業務的經紀公司以外，紐約交易所禁止任何其他機構或個人擁有席位，但是地區性交易所為了鼓勵機構在它們那裏進行交易，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便拋棄了類似的規則。紐約交易所的經紀公司也開始在這些地區性交易所購買席位，在那裏，它們可以進行那些在紐約交易所不被允許的交易。
到了1967年，紐約交易所的交易量占全美證券交易總量的份額下降到了78%，交易所嚴格的規定已經開始鬆動了。在前一年，迫於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壓力，紐約交易所采用了《394（b）條例》。交易所也允許對大額交易給予傭金上的折扣，盡管傭金費率表本身還是保持不變。然而交易量從紐約交易所流失的趨勢仍在繼續，到了1970年，交易所的總裁羅伯特·哈克在一次被廣泛報道的演講中稱，在所有1萬股以上的大額交易中，至少有35%～45%發生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廳之外。美國的資本市場有支離破碎的危險，除非采取有效行動，否則這種趨勢不可避免。
哈克曾是一位各方妥協的紐約交易所總裁職位候選人。至少在一點上，他與紐約交易所的前任總裁們大為不同——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紐約以外。他於1917年出生在密爾沃基（Milwaukee），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職於一個叫羅伯特·A·貝爾德公司（Robert A. Baird & Co.）的中西部經紀公司。20世紀60年代，他在美國證券交易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簡稱NASD）工作。1961年，該協會重新修改章程，要求協會聘請一位付薪的會長，於是哈克被聘請為協會會長。
與他前任們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哈克是一個自由派的民主主義者，他甚至經常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主席曼紐爾·科恩（Manuel Cohen）一起打高爾夫球。在華爾街上，大經紀公司（如美林公司）更願意接受變革，它們認為哈克一定能夠成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優秀總裁。但是，小經紀公司對來自櫃台市場的威脅越來越警惕，它們認為聘用哈克就如同聘用一位“敵方的將軍”。但是，大經紀公司的意見占了上風，哈克拿到了一份為期5年的聘書。那些害怕變革的公司對哈克的懼怕是有道理的，哈克1970年在紐約經濟俱樂部（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的一次演講——也是華爾街曆史上最重要的政策宣言之一——中證明了這一點。
羅伯特·哈克提出了解決紐約證券交易所困境的方案。“盡管我個人以前強烈支持最低固定傭金製，”他說，“但是我相信，我們行業的領袖們現在應該重新作出判斷了……我認為我們的行業應該考慮將浮動傭金製作為最終目標。”
哈克還說：“紐約證券交易所一貫奉行的私人俱樂部作風應該被徹底拋棄。”他這樣說，有點像是天主教主教建議教會應該考慮改變一下教士們的單身生活方式。最初，他受到了紐約證券交易所會員們的強烈反對，但是，要求實施這兩項改革的呼聲也在不斷增強。
很快，當1972年哈克離職的時候，他在兩年前的演講被證明是有遠見的。在他離開時，交易所最後一點私人俱樂部的印跡也已經消失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一個交易所付薪的雇員）和交易所管理委員會（Board of Governors）主席（一個交易所的會員）這兩個職位合並成了一個。原先由33個成員（全部都是交易所的會員）組成的管理委員會變成了由21個成員（包括總裁在內）組成的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其中10人為證券業的領袖，另外10人是公眾代表。為了強調其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性質，新組建的董事會也開始非定期地在紐約以外的地方召開會議。
自從1941年起，紐約證券交易所就一直是一個非營利性機構，此時，盡管在理論上它仍然為它的會員公司所擁有，但是，事實上，它已經成為整個證券業的中心機構，其角色和美聯儲在銀行業中的角色相當。
專門經紀人的勢力被擊垮了，在證券交易委員會和機構投資者的領導下，讚同浮動傭金製的勢力逐漸壯大，並最終占據主導地位。1975年5月1日，《梧桐樹協議》簽訂183年之後，固定傭金製在華爾街上壽終正寢，幾年之後，它也將從倫敦交易所消失。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的證券交易所中，它仍然繼續存在，其中最出名的是東京證券交易所。浮動傭金製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作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有影響力的證券交易所，紐約交易所這種大膽變革的先行能力正是它保持並擴大領先優勢的強大工具。
固定傭金製的終結並不是發生在1975年的唯一重大變革。在這一年裏，自由主義者主導的美國國會在“水門事件”後不久就通過了《證券法修正法案》（Securities Act Amendments）。這是20世紀30年代後通過的對華爾街最為重要的一項法案，它下令建立全美市場體係，該體係將美國的各個證券交易所和第三市場都連接了起來。
而實際上，這種連接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了。最早的係統可以追溯到1969年，它被稱為奧特斯（AutEx），那時它有140家用戶，其中75家是機構投資者而不是經紀人。這個係統旨在處理機構投資者的大宗交易，它通過電話線將各個用戶的鍵盤與顯示屏連接起來。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奧特斯平均每天可以處理15筆大宗交易，總值達520萬美元。
比這個係統遠為重要的是納斯達克（Nasdaq）——納斯達克是“美國證券交易商自動報價係統”（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 System）的縮寫，這個係統孕育並啟動於20世紀60年代末期，它從一開始就使用計算機係統，比奧特斯和其他類似係統要複雜得多。納斯達克於1971年2月5日正式開始投入運營，800多家交易商與之簽訂了協議，該係統可以為它們提供2400種未掛牌證券的信息。
納斯達克集中提供未掛牌證券的信息，並且允許不同的做市商進行競爭，由此縮小了買賣價差，並使得交易者有一個更為便捷和可靠的渠道來獲取信息。一年之內，納斯達克的交易量就達到了800萬股，超過了一直以來緊隨在華爾街之後的美國證券交易所，同時納斯達克的交易量也超過了所有地區性證券交易所交易量的總和。而且，它也開始有選擇地提供交易所掛牌證券的信息。當這些證券在納斯達克係統的交易量迅速增加時，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始警覺了。
在20世紀70年代，第二項革命性的變化是技術上的。計算機大約在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出現了，但是直到20世紀60年代，它們的大小還和電冰箱差不多，被放置在恒溫的房間裏，由穿著白大褂的技術人員用一種外行人無法理解的術語來操作它們。1971年，英特爾公司推出了第一款微處理器，這種微處理器實際上將計算機微縮到了一塊矽片上。盡管開發和研究微處理器耗資巨大，但是一旦研究成功，它就能以極低的成本進行大規模生產。
這種微處理器使計算機變得越來越便宜，從它問世以來，每單位計算能力的價格就不斷下降。沒有一個行業像證券業這樣迅速而廣泛地應用計算機，在微處理器問世10年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廳就徹底改頭換麵了。這個大廳一直是紐約最大的室內場所之一，從1903年開始營業以來在外觀上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到了1981年，大廳上空一排排鋼架和電纜支撐起了無數的電視屏幕和顯示器，在隨後的18年裏，這些儀器變得越來越複雜，它們與全球每一家主要的經紀公司和所有的資本市場連接在一起。
對一個門外漢來說，這些屏幕上湧動的數字洪流隻會使他頭暈眼花，不知所措。但是，對於交易員來說，它們是寶貴的信息，市場的生命血液。那句古老格言——“市場的邊界不超過信息能夠及時到達的範圍”在1792年是成立的，到現在同樣是成立的。而今天，信息幾乎可以同時到達全球每一家經紀公司、銀行和保險公司的顯示屏。這些信息也被越來越多的“即時交易者”看到並用來投資股票，即使是普通老百姓，現在在一天之內也可以買賣某些證券幾十次，而這在20世紀20年代隻有那些大廳交易員才能做到。
而且，這些信息遠不隻限於紐約證券交易所裏的交易信息。再從1975年，美國國會下令建立一個真正的跨市場係統後，紐約證券交易所和它的競爭者們開始籌建跨市場交易係統（Intermarket Trading System），簡稱“ITS”。這個係統於1978年正式投入運營，它將9個市場相互連接在一起——美國證券交易所、波士頓交易所、辛辛那提交易所、中西部證券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太平洋證券交易所、費城證券交易所、芝加哥期權交易所以及納斯達克市場，這個係統可以使你及時獲得所有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證券的交易信息，而不管這些交易發生在哪個市場。
最好的價格出自最大的市場，這一規律依然成立。19世紀40年代，遵循這條金融的“萬有引力定律”，電報的發明使紐約證券交易所不僅成為全美最大的市場，而且成為全美占主導地位的市場。20世紀70年代，ITS和計算機的出現起了同樣的作用。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由於係統陳舊無法進行有效的競爭，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市場份額不斷減少，現在，技術的進步使得那些從華爾街流失的生意又回到了華爾街。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美國事實上隻剩下兩個證券交易市場：一個是紐約證券交易所，主要交易掛牌證券，它們市值較大，並被廣泛持有；另一個是納斯達克市場，主要交易那些市值較小的、未在交易所掛牌的股票。當然，也有明顯的例外，例如英特爾和微軟這兩家大公司都是在納斯達克交易，而不是“主板”。今天，納斯達克市場的交易量經常超過“主板”，但是，大部分在紐約交易所交易的股票的市值仍然高於納斯達克股票的市值。
掛牌證券，指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的證券。—譯者注
這裏意指新的交易所董事會強調他們不再隻為紐約的大資本服務。—譯者注
本書寫於1999 年。—譯者注
即時交易者（day trader），指有互聯網以來，一些每天通過互聯網交易股票的投資者，他們不再需要通過經紀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