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隨後的經濟繁榮鞏固了華爾街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美裏爾開創的美林帝國使得股票深入到千家萬戶，而證券分析手段使得理性投資成為可能，這一切都為華爾街最終的起飛奠定了基礎。華爾街一向被認為是美國主體經濟——主街的附屬品，然而，隨著華爾街在美國經濟生活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為：“華爾街也是……主街”……
譯者導讀
陷入經濟大蕭條中的美國再一次被發生在大西洋彼岸的戰爭所挽救——這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無論戰爭給歐洲和其他地區帶來多大的創傷，它都會給大洋彼岸的美國帶來巨大利益，所以“二戰”的開始並沒有像“一戰”那樣立刻將股市帶入低迷。反之，道瓊斯指數還略微上漲。但很快，隨著希特勒的節節勝利，華爾街開始了長達三年的下跌。
但事實上，在股市下跌的同時，美國的經濟正經曆著新一輪的高速增長，美國公司贏利從1939年的64億美元激增到1942年的209億美元。除了戰爭所創造的巨大需求以外，民用經濟也持續增長。而在戰爭期間被嚴重壓抑的民用需求，如住房、汽車、家電等，即將催生戰後美國經濟的大繁榮。
在這個曆史時期，有兩個人對華爾街的未來影響深遠，一位是查爾斯·E·美裏爾，一位是本傑明·格雷厄姆。美裏爾革命性地將連鎖店的運營模式引入經紀業務，並創建了美林公司。而格雷厄姆讓此前隻知道投機和坐莊的華爾街明白了基本麵研究的重要性。
1954年，華爾街再一次迎來了長達10年的大牛市。華爾街在滯後多年之後，終於反映了美國實體經濟在戰時和戰後的高速成長。
在這個時代，更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包括一大批養老基金、共同基金在內的機構投資者開始出現在資本市場並逐步占據主導地位，在隨後的半個世紀中，它們不僅推動了華爾街的發展壯大，也推動了美國社會養老體係和社會保障體係的逐步健全。同樣，也是在這一時期，科技的進步使得交易所的技術裝備日新月異，新的股票自動報價機和數字計算機開始使用。
1962年至1963年之間，商品投機商安吉利斯精心組織了一場豆油囤積活動，但最終以失敗告終，這使得與他有關聯的華爾街兩大經紀公司陷入困境，加之時遇肯尼迪總統被刺，恐慌開始像瘟疫一樣在華爾街上蔓延開來。
最終，華爾街的經紀公司團結起來，采取了果斷的自救行動，交易所出麵為這兩家經紀公司的破產承擔責任，才使得這一次金融恐慌得以平息。為了防止今後單一金融風險再次擴散為金融係統風險，紐約證券交易所於1964年第一次建立了風險基金。就像19世紀交易所和經紀人委員會采取行動抑製過度的投機行為以及投資銀行一致要求上市公司出具年度報告和獨立的會計報表一樣，華爾街的參與者們再一次意識到，他們有著超越各自利益的共同利益，需要大家共同維護。
盡管羅斯福使出了渾身解數，他的新政也沒有能夠結束大蕭條，大蕭條實際上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結束的。在1940年到1944年之間，美國經濟擴張了125%，是其經濟史上最令人矚目的一段高速發展時期。在這些年裏，民用經濟幾乎是在不間斷地增長，不僅如此，美國還生產了6500艘海軍軍艦，29.64萬架飛機，86330輛坦克，64546艘登陸艇，350萬輛軍用吉普、卡車和運兵車，5300萬噸級的運貨船，1200萬支步槍、卡賓槍、機槍和4700萬噸炮彈。
在1944年，美國隻有70萬人失業，是1940年失業人數的10%。然而，這種經濟上無與倫比的繁榮並沒有在華爾街得到體現。同樣，1939年9月在歐洲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沒有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給華爾街帶來恐慌。在大戰爆發前幾個月，戰爭的跡象就已經十分明顯。而且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的那樣，無論戰爭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悲劇，它都會使美國經濟受益。的確，在戰爭開始的頭幾天裏，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還上漲了20點，而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是，這個上漲的勢頭很快就停止了。人們開始對希特勒感到恐懼，擔心他在與斯大林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從而免受第二戰場的幹擾後，會很快對英國和法國取得壓倒性勝利，而此時這兩個國家比起25年前已經衰弱了許多。1940年，德軍徹底摧毀了法軍的抵抗力量，占領了法國，並把英國也帶到了戰敗的邊緣，華爾街開始了長達3年的下跌。標準普爾平均指數（Standard & Poor’s Average）在1939年收盤於12.06，在1942年底收在8.67，跌幅超過25%。1942年4月，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曆史上最後一次收於100點以下。更加不同尋常的是，這種下跌發生在美國公司的贏利從1939年的64億美元激增到1942年的209億美元這樣一個背景下。
對經紀業來說，比股市的下跌更為糟糕的是，交易量也開始嚴重萎縮。自1923年以來，1939年是紐約證券交易所日均交易量跌到100萬股以下的第一年（在此前的10年內，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日均交易量平均為250萬股），而這僅僅是個開始。1939年日均交易量為95.4萬股，1940年為75.1萬股，1941年進一步下降到了61.9萬股，而在1942年日均交易量降到了令人吃驚的45.5萬股。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大廳裏的經紀人經常無所事事，有的時候在大廳裏打“棒球”——他們把報紙卷起來當球棒，把詢價單捏成一團當紙球。1940年，華爾街上共有5855名經紀人、承銷商和交易員，但到了1947年，這個數目已經萎縮到4343名。
在1943年阿拉曼戰役和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之後，紐約交易所的交易量才有所回升，1943年的日交易量回升到100萬股的水平。但是，即使盟軍勝利的形勢越來越明了，市場依然頑固地陷在低迷之中，對大部分公眾來說，1929年股市崩盤時的慘狀仍然曆曆在目，他們根本不願意和華爾街沾邊。盡管在1940年到1945年之間，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一番，但是這些錢並沒用於投資股票，相反，人們用這些錢來支付汽車和房屋的首付款，或者購買更多的人身保險，同時，更多的錢流入了銀行，成為銀行儲蓄。1940年美國人在銀行存入了42億美元，4年之後的1944年他們存了359億美元，大多數的錢進到了安全的、受存款保險保護的儲蓄賬戶上，或者是用來購買戰爭債券，而沒有進入有風險的華爾街。
此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預言，隨著戰爭刺激因素的結束，經濟將麵臨一場新的蕭條。畢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緊隨其後的就是1920～1921年的劇烈衰退。和曆史上的很多將軍一樣，美國的經濟學家此時也在這最後一次大戰中“作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經濟除了民用生產以外，幾乎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從很多方麵來看，美國經濟幾乎完全變成了集中的計劃經濟。而戰時美國經濟的“首席執行官”是唐納德·納爾遜（Donald Nelson），他曾是西爾斯·羅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的一名執行副總裁，此時被羅斯福任命為戰時生產委員會（War Production Administration）的主席。納爾遜和他的委員會的工作就是要決定：要打贏戰爭需要生產些什麼？需要哪些原料和工業生產能力？資源如何分配？哪些生產優先？到了1945年，戰時生產委員會成為美國戰時最大的非軍事辦公機構，總部設在華盛頓，有2.5萬名雇員，每天消耗的紙張相當於一個大城市發行報紙所用紙張的數量。沒有它的批準，無人有權製造哪怕是一個曲別針。
這樣的經濟模式的結果是：在戰爭進行的幾年裏，幾乎看不到任何新的房子、家電、汽車、卡車、輪胎、收音機或電話等等，正是這種被嚴重壓抑了的民用需求，和人們在儲蓄賬戶和戰爭債券上積累的大量資金一起，催生了戰後美國經濟的大繁榮，而不是衰退。1946年年初，當工資和物價都從戰時的控製狀態中放開後，美國經濟在持續擴張的同時，也開始了一輪惡性通貨膨脹。
但是，華爾街似乎依然置身局外，沒有完全參與到美國經濟的熱潮中去。到了1949年12月31日，道瓊斯指數也僅僅達到200點，隻是1940年點位的兩倍，而在同一時期裏，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增長到了原先的3倍，公司利潤的增長更是遠遠不止這個比例。即使是藍籌股中的藍籌股，如凡世通公司（Firestones）和肯尼科特銅業公司（Kennecott Copper），盡管這些股票的股息高達8%～12%，遠遠高於當時債券的利息，市盈率也隻有4倍左右。
但是，在華爾街看上去似乎持續委靡不振的表象之下，其光明未來的種子已經種下。華爾街的未來將受到兩個人的巨大影響，他們就是查爾斯·E·美裏爾（Charles E. Merrill）和本傑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
阿拉曼（El Alamein）， 埃及北部一村莊，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 英軍曾在此擊敗德軍。—譯者注
跟很多在華爾街上成名和發跡的人一樣，查爾斯·E·美裏爾來自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小鎮，1885年，他出生於傑克遜維爾城（Jacksonville）南部的綠色灣泉鎮（Green Cove Springs），那裏當時還是佛羅裏達北部的亞熱帶荒地，他的父親是一名醫生兼藥劑師。美裏爾讀過幾所學校，也上過大學，還曾在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就讀兩年，但他沒有畢業。他未來的嶽父是華爾街上一家小控股公司的財務主管。離開學校後，美裏爾在這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當美裏爾剛剛來到華爾街的時候，華爾街正處於1907年的恐慌之中，但經濟很快就開始繁榮起來了。他曾經在幾家公司打工，最終在1914年初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查爾斯·E·美裏爾公司（Charles E. Merrill and Company）。
美裏爾是一個天生的推銷員，他輕而易舉地在華爾街打開了局麵，結交了很多朋友。但是，他的公司還沒來得及開張，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紐約證券交易所閉市了，他自然也就沒有了生意。美裏爾靠著新街（New Street）這個非法但被默許的市場生存了下來，直到紐約證券交易所重新開市。在接下來的一年裏，美裏爾將自己的公司與一個名叫埃德蒙·林奇（Edmund Lynch）的債券銷售員創建的公司合並，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and Company）的名字首次出現在了華爾街上（按照慣例，兩個名字之間應該有一個逗點，但這個逗點在兩個公司合並時的文件中被不小心遺漏了，從那以後，在這家公司的曆史上，每一次重組和重新命名時，這個形式一直被有意保留並沿用下來）。
查爾斯·美裏爾。他相信為傳統的華爾街客戶以外更廣大的公眾服務孕育著無限商機。到1950年美林公司成立10周年的時候，它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紀公司。
到了20世紀20年代，這家公司已經在華爾街立住了腳，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不滿足於此的美裏爾注意到一群新客戶，並開始開發這個此前從未有人涉足過的客戶市場，這就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們手中有可支配收入，當然也就有可供投資的資金，但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要去投資或購買股票。在這個階段，美裏爾也開始承銷股票的發行，特別是連鎖店股票，例如克雷斯吉（Kresge）、西部汽車設備（Western Auto Supply）和J·C·彭尼（J.C. Penney）等公司。1926年，他的公司承銷了數額巨大的Safeway連鎖店的股票，他後來成為這家公司的董事和主要股東之一。
1928年年底，當一路飆升的股市和實體經濟嚴重脫節的時候，美裏爾是最早感覺到大難將至的人之一。他的直覺來得太超前了，以至於他一直在懷疑自己的這種直覺，他甚至為此去看了心理醫生——“一戰”以後，心理治療已經成為富人圈裏非常流行的一種時尚，他擔心自己是不是心理有問題。但是經過幾次談話之後，美裏爾和他的心理醫生都堅信他十分清醒。於是，心理醫生中止了對美裏爾的治療，並和他的“病人”（指美裏爾）一起開始拋售手裏的股票。到了1929年秋天，美裏爾和大多數經紀人一樣，差不多完全撤離了股市，但美裏爾與他們都不同的是，他早在這一年3月就開始並一直建議他的客戶撤資離場。
第二年，看到大蕭條沒有任何結束的跡象，美裏爾決定離開股市。他將他在交易所的交易席位賣給了E·A·皮爾斯（E. A. Pierce & Co.）公司，他和林奇都成為該公司的有限責任合夥人，這家公司後來成為華爾街改革進程中的排頭兵。在隨後幾年裏，他為他以前曾幫助承銷過股票的那些連鎖公司做顧問，也就是在這個階段，一個想法在他腦海裏逐步醞釀成熟，那就是將連鎖店的運作模式引入經紀業中。他最終建成了分支機構遍布全美、規模前所未有的、龐然大物般的“美林帝國”。
20世紀30年代末期，E·A·皮爾斯公司經營不良，公司邀請美裏爾回來擔任公司的執行合夥人並主持日常管理工作。1940年，他接受了邀請，新公司被命名為美裏爾-林奇-皮爾斯-卡薩特公司（Merrill Lynch，E.A. Pierce and Cassatt），盡管這時候林奇已經去世了，但是美裏爾仍然堅持在公司的名稱中保留他的名字。新奧爾良的經紀公司菲納-比恩公司（Fenner and Beane）很快也合並進來，於是公司的名稱變成了美裏爾-林奇-皮爾斯-菲納-比恩公司（Merrill lynch，E.A. Pierce，Fenner and Beane）。1958年，比恩退休，於是溫思羅普·史密斯（Winthrop Smith）的名字被加了進來。
甫一上任，美裏爾馬上著手開創一種新的經紀業務模式。原先的經紀公司以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為代表，規模都很小，一般擁有不足50個賬戶（當然，膽大妄為的惠特尼是個例外），其中的大部分可能還屬於他們的親屬和朋友。那個時代大一點的經紀公司中，有一些客戶經理會到公司合夥人的小圈子以外去遊說和爭取客戶，但也大都隻是依靠朋友介紹而零零星星地做的。
因為客戶經理的收入主要依賴於客戶進行證券買賣時所繳納的傭金，所以他們有極強的動機去鼓動客戶頻繁交易，不論這些交易是不是符合客戶的最大利益。盡管很多客戶經理誠實守信，工作也很努力，而且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但畢竟，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因為是某個人的姐夫或妹夫，才得以在證券行業中謀到一個差事，所以他們對於“投資研究”的理解，就是將華爾街這個永不停息的謠言工廠製造出來的最新的小道消息和炒股“秘訣”再傳播給他們的客戶們。
美裏爾將這一切徹底改變了。他嚴格培訓他的客戶經理們——這些人現在被稱做注冊代理人（registered representative），讓他們掌握經紀業務的基本知識，並且，美裏爾在他們剛剛開始工作時就給他們支付固定工資，而不是讓他們完全依靠傭金過活。從1948年開始，美裏爾作了大量的廣告宣傳，重點宣傳他的這些股票推銷員們所受到的嚴格訓練和他們所擁有的專業知識。他也認識到，對他的新客戶們來說，最大的障礙就是他們對華爾街的運作方式一無所知，他們往往隻知道證券的買進賣出本身。因此，在他的廣告宣傳裏，美裏爾還提供一些基本的知識，告訴人們如何對股票和債券進行投資，其風險和潛在的回報是什麼，等等。
美裏爾還進一步利用廣告，大力宣傳他認為華爾街應該和能夠成為怎樣的一個地方，他對華爾街的展望是：華爾街應該成為一個安全的投資場所，在那裏，你會見到很多誠信、專業的金融專家。幾乎在一個世紀以前，福勒曾這樣描寫華爾街：“倫理學家和哲學家們都認為華爾街是一個賭窩——或者說是一個塞滿不潔之鳥的籠子。在那裏，人們的所作所為令人憎惡，他們進行著可怕的交易，靠榨取朋友和鄰居的財富來養肥自己——或者你可以把華爾街看成一個現代的羅馬鬥獸場，角鬥士在裏麵進行著殊死搏鬥，牛啊，熊啊，還有其他一些殘忍的野獸在互相撕咬，以供大眾消遣。”到了20世紀40年代，福勒筆下那個無法無天的華爾街時代早已成為曆史，但是他創造的這種華爾街形象卻長久地留在了美國民眾的記憶裏，華爾街也從來就沒有試圖作任何努力去改變它。但現在美裏爾做了，並且成功了。
哈裏·杜魯門（Harry Truman）在他1948年總統競選活動的一次演講中將華爾街人斥為“錢莊老板”（“the money changers”）。美裏爾在一則公告裏回應道：
“某些競選伎倆的確讓我們感到有點氣憤，尤其是當有人又把所謂‘吃蛾子的妖怪’——華爾街大亨拋出來……杜魯門先生和其他所有人都知道，世界上沒有什麼真正的華爾街，它頂多隻是一個概念。華爾街是什麼呢？華爾街是舊金山的蒙哥馬利大街，是丹佛的第十七大街，是亞特蘭大的瑪利埃塔大街，是波士頓的聯邦大街，是得克薩斯州韋科城的主街 。它和密蘇裏州獨立鎮（Independence，杜魯門的家鄉）的任何一條街沒有什麼兩樣，在這裏，節儉的人們把他們的錢拿去投資，買賣證券。”
美裏爾的新運作模式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功，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美林公司已經成為華爾街上最大的經紀公司，總收入為4570萬美元。到了1960年，它的總收入達到1.36億美元，幾乎是華爾街第二大經紀公司——巴奇公司（Bache & Co.）的4倍，在這一年，美林公司擁有54萬個經紀賬戶，成為著名的“氣勢洶洶的牛群”。
很自然地，美裏爾的成功迫使其他華爾街經紀公司也群起仿效采用他的業務模式，那種陳舊的、小型的、作坊式的經紀公司開始走向衰亡，全國性的經紀公司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查爾斯·E·美裏爾可以說是現代經紀業的鼻祖，他在華爾街經紀人中的重要地位毫不遜色於J·P·摩根在銀行業裏所擁有的地位。
另一個幫助擴展經紀業務客戶群的華爾街人是本傑明·格雷厄姆，他於1894年出生，原名叫本傑明·格羅斯鮑姆（Benjamin Grossbaum，格羅斯鮑姆家族在1917年更名為格雷厄姆，當時，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德語發音的名字在美國很不受人歡迎）。格雷厄姆的父親是一個瓷器和小古董的進口商人，他從被俄國占領的波蘭移民到倫敦，他的祖父曾經是華沙著名的大拉比。當本傑明一歲的時候，他的家庭移民到紐約，繼續從事瓷器進口生意。
格雷厄姆的父親去世的時候，他才9歲，他的母親一個人艱難地將孩子們撫養長大。格雷厄姆一直是一個優秀的好學生，曾經就讀於布魯克林區男子高中——紐約最好的高中之一，接著他考入了哥倫比亞大學。數學一直是他的強項，他同時還會不下6種語言，包括拉丁文和希臘語。
畢業後，他獲得了一份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職，但他卻對華爾街上的那些數字心向神往，尤其沉迷於研究政府發布的統計數據和華爾街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他很快認識到，這些信息對投資決策是極為有用的，簡直就像是一座金山。這個現在看來顯而易見的事實，正是本傑明·格雷厄姆的不朽貢獻。他開創了一個後來在20世紀30年代才正式命名的領域：證券分析。
當然，上市公司年度報告從19世紀9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但是，由於它的出現主要是銀行家們的推動所致，所以這些報告並沒有為投資者們提供太多有用的信息。相反，這些報告的重點往往是銀行家們最為關注的東西——貸款信用。
格雷厄姆很快就出了名——他是能從一堆數字中看出公司價值的那種人。1916年，古根海姆家族集團決定將古根海姆勘探公司（Guggenheim Exploration）清盤，出售價為每股68.88美元。格雷厄姆注意到這家公司的大部分資產是其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他對該公司的固定資產作了最保守的估價，發現其每股淨資產至少應為76.23美元，這意味著投資該公司至少有10%的利潤保證。格雷厄姆自己沒有足夠的錢來投資，於是他就把這個信息告訴其他人，並收取他們投資收益的20%作為報酬。
與此類似，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格雷厄姆又發現杜邦公司的股票市值竟然低於杜邦旗下的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市值（杜邦公司一直是通用汽車公司的大股東，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的反托拉斯運動中，才被迫賣出了它所擁有的通用汽車的股票）。因為杜邦還擁有除通用汽車公司以外的很多其他資產，所以這一現象說明，市場不是大大低估了杜邦公司的股票價值，就是大大高估了通用汽車公司股票的價值，但究竟是哪一種情況呢？
格雷厄姆的著作《證券分析》。格雷厄姆被稱為“現代證券分析之父”，他倡導的基本麵研究和開創的證券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華爾街此前盛行的投機風氣，並為現代資產管理業奠定了基礎。其著作《證券分析》和《聰明的投資者》影響甚廣。巴菲特早年曾向格雷厄姆學習投資。（來源：維基百科）
格雷厄姆不需要知道，他隻需要買入杜邦公司的股票，同時做空同等數量的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然後耐心等待市場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當市場最終自我更正時，杜邦公司的股價大幅上揚，與此同時，通用汽車公司的股價仍然保持穩定，這使格雷厄姆得以在通用汽車上毫發未損地平倉，同時在杜邦公司上狠賺了一筆。
這兩次投資運作充分展示了格雷厄姆拿手的投資技巧，那就是找到價值被低估的公司股票，並投資於該股票，然後等待市場醒悟過來。他特別強調公司運營資本和現金在評估公司價值中的重要性，然後才是廠房和設備等固定資產，他還提醒大家要注重商譽等無形資產。格雷厄姆認為，在評估一家公司的價值時，最重要的是計算出其淨流動資產，也就是說，公司所擁有的現金和其他可以迅速變現的資產加起來，減去公司所有的流動負債，如果得到的數字很高，那麼這家公司的價值就有很好的安全保障，下跌的風險有限，而上升的空間很大。當然，要進行這種投資，另一樣必不可少的東西就是耐心——這是一種在華爾街極為少見的美德，在華爾街上，往往本季度末似乎就已經是時間的盡頭了。
作為一個挑選股票的奇才，格雷厄姆的名聲迅速傳播開來。1926年，他開辦了一家投資公司，管理45萬美元的資產，短短3年之後，這個數目增加到2500萬美元。在那些年裏，格雷厄姆的業績持續超過道瓊斯指數的表現。不論是那時還是現在，對一個基金經理來說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績。1928年，伯納德·巴魯奇想吸收他為合夥人，但被他拒絕了。當然，在牛市裏賺錢相對容易，能不能在熊市裏將它們保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1929年的道瓊斯指數雖然經曆了市場崩盤，但由於年初上漲了很多，所以全年的整體跌幅隻有15%，但是格雷厄姆的基金卻跌了20%。第二年，格雷厄姆以為熊市已經結束了，就實施了一項激進的投資策略，事後證明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失敗。在1930年，道瓊斯指數下跌了29%，但格雷厄姆的基金下跌了驚人的50%。但是，隨後的一年，當道瓊斯指數繼續下降48%的時候，格雷厄姆將他的損失控製在了16%。
到1932年，市場終於觸底了，市場呈現出熊市結束時典型的超賣現象，格雷厄姆發現了無數符合他投資標準且有良好投資前景的公司。到20世紀30年代結束的時候，格雷厄姆已經將他在大股災前後損失的所有錢都賺回來了。為了增加一些額外的收入，格雷厄姆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授一門課，這門課的課程介紹上這樣寫道：“本課將講述經得起市場檢驗的投資理論，它將教你分析股票價格背離其價值的原因，並幫你發現價格被低估的股票。”這門課程很快就聲名遠揚，前來聽課的不僅有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還有很多華爾街的專業人士。
1934年，格雷厄姆和大衛·L·多德（David L. Dodd）合著的《證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出版了，這是一本大學本科水平的教科書。1949年，他又出版了《聰明的投資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正如書名所暗示的那樣，它是一本寫給那些想成為聰明的投資者的人看的書。自從出版以來，這兩本書再版了無數次，每版都售出了數十萬冊，這在一個每年有幾百本新書出版的領域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大部分這類書在書店的書架上都是曇花一現，其壽命比最新的偵探小說還要短。這種空前的成功是不難理解的，就像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他是格雷厄姆的學生，並為格雷厄姆工作過）所解釋的那樣：“讀懂格雷厄姆的書的人，全部發了財。”
查爾斯·美裏爾和他的追隨者將格雷厄姆的證券分析手段運用到推銷股票中去，建立了龐大的研究部（直到20世紀40年代，這還是前所未聞的）來“生產”大量選股建議和各種市場評論。紐約證券分析協會（New York Society of Security Analysts）於20世紀30年代成立，當時隻有20多名會員，到1962年，它已經有大約2700名會員了。
股市崩盤發生在這個時期。—譯者注
這裏，美裏爾強調華爾街實際上滲透在美國經濟的每個角落裏，而且，華爾街人和其他勞動者一樣，也在勤奮地工作並創造價值。—譯者注
大拉比（grand rabbi），拉比為猶太教中的教士。—譯者注
古根海姆（Guggenheim），工業家及慈善家家族，該家族在紐約捐助建立了古根海姆現代藝術博物館（1959）。—譯者注
這裏指華爾街上人們往往隻考慮短期的收益， 一個季度似乎是人們考慮問題的極限了。—譯者注
指金融和證券領域。—譯者注
戰後，盡管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投資於華爾街，但此時直接持有股票的人數仍少於1929年股市泡沫達到頂點時的人數，然而由於兩項新生事物，間接持有股票的人數則是大大增多了。養老基金（Pension Funds）作為社會保險的一種補充形式出現在20世紀30～40年代，這一時期越來越多的大公司裏開始出現工會，而工會的出現催生了養老基金。查爾斯·E·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當時為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他後來因為一句他自己從未說過的話而聞名於世：“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就是對美國有利的。”威爾遜是養老基金最早的推動者之一，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曾對他說：“如果養老金賬戶裏的錢被投資到股票市場，那麼過幾年之後，這些工人將成為美國企業的擁有者。”威爾遜則回答他：“正應該如此。”順便提一句，威爾遜的父親曾是尤金·德布斯的堅定支持者之一。
1960年，這個預言變成了現實，養老基金和工會擁有數以十億計的資金，它們成為華爾街的大玩家。那一年，美國中部卡車司機聯合工會（Teamsters）持有的股票價值為2350萬美元，美國礦工聯合工會（United Mine Workers Union）有1640萬美元投資在華爾街。1961年，聯邦政府預算總額隻有不到1000億美元，而所有非保險類養老基金持有的股票市值就有174億美元之多。在那個時期，養老基金每年都有10億美元的資金進入股市，有20億美元進入債市。除此以外，隨著千百萬美國家庭開始有能力購買原先是奢侈品的人壽保險，這些人壽保險的承辦主體——保險公司也越來越多地成為華爾街的主要投資者。
共同基金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封閉式基金有固定數目的基金份額，投資者可以像買賣其他證券那樣在市場上買賣封閉式基金的份額。盡管封閉式基金已經出現多年，但真正意義上的共同基金（它的份額可以按照基金的淨資產價值進行申購和贖回）在1924年才出現，第一隻這樣的基金是馬薩諸塞投資信托（Massachusetts Investment Trust）。雖然共同基金比封閉式基金更好地經受住了1929年大股災的衝擊，但是它們在華爾街上仍然不受重視，這是因為經紀人可以通過客戶買賣封閉式基金來賺取傭金，很自然地，他們會向顧客推介封閉式基金而不是共同基金。
但是到了1940年，這些旨在為小投資者提供服務的共同基金（它們允許投資者可以以10美元為最小投資單位進行投資）已經有5億美元的規模，幾乎和封閉式基金的規模相當。1950年，共同基金的規模達到25億美元，10年之後，其資產規模為170億美元，並且還在繼續猛增。
尤金· 德布斯（Eugene V. Debs），民主黨人，5 次成為總統候選人，被認為是倡導民主自由的代表。—譯者注
這裏指開放式基金。—譯者注
隨著新的資金和新的參與者進入華爾街，1929年留下的大陰影終於開始逐漸消退了，華爾街上最古老的格言——“號角響時就賣，鑼鼓響時就買”再一次得到了印證。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號角並沒有帶來股市的繁榮，但當1953～1954年經濟衰退的鼓點聲漸漸來臨時，股市卻意想不到地起飛了。1953年9月30日，道瓊斯指數隻有264.04點，在此之前幾天，《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曾這樣寫道：“今天股票的平均價格比8個月以前大約低了11%，投資者們麵對在一片繁榮中下跌的股市，感到迷惑不已”。
但是，1954年1月，當艾森豪威爾總統宣布他將平衡政府預算（實際上他並沒有努力去做這一點）以後，市場終於開始了強勁的攀升，這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從3654億美元下降到3631億美元，而道瓊斯指數卻增長了125點，在2月13日創下了大蕭條之後的新高——報收於294.03點，這是自1930年4月以來的最高點。6月，道瓊斯指數進一步上漲到330點。12月的第一個星期，道瓊斯指數終於衝破了1929年的最高紀錄——381.17點，此時離1929年已經過去了25年。
事後證明，這正是市場長久以來一直等待的信號，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牛市隨著這一聲咆哮開始了。股價上漲的速度遠遠高於股息的上漲速度，在20世紀50年代，股息僅僅增加了35%。事實上，股價上漲的速度有時甚至超過公司贏利的增長速度。通用汽車的股價從1954年的高位每股32.875美元上升到1960年的每股55.875美元，但公司每股贏利僅從3.02美元上升到3.35美元。
除了對1929年大危機所產生的恐懼逐年減弱以外，其他兩個因素也推動了這輪新的牛市。首先是供求關係，大量湧入的養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險公司的資金總是需要有地方投資，而證券的供應速度遠遠趕不上需求的增長速度。從1953年到1959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的股票數目實際上是減少的，從1532隻減少到1507隻，流通股票總量從32億股增加到58億股，而同期股價上漲幅度超過了一倍。
第二個因素是，在很大程度上，資本市場終於反映了實體經濟增長的現實。除了很少的幾個階段，美國資本市場一直滯後於迅速發展的戰後美國經濟，就像一位經濟史學家所說的那樣：“艾森豪威爾牛市的基石是杜魯門時期的繁榮。”
但是，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牛市，此前與華爾街毫不相關的人開始關注股市，電台和電視評論員開始提供選股建議，他們之中，沃爾特·溫切爾可能是最出名的一位，他吹捧的股票往往會大幅躍升，直到某一天它們又會跌下來，回到被他“提攜”之前所在的默默無聞的“平民一族”之中。
所有牛市來臨的一個必要條件也具備了——交易量也在迅速增加。1954年總交易量為5.73億股，是1931年以來的最高值，日均交易量自1933年大蕭條以來第一次超過200萬股，到1959年，年交易量第一次超過10億股。
在20世紀50年代剩下的時間裏，直至60年代，道瓊斯指數繼續上升。但是，在那時和現在都一直被視為股票市場溫度計的道瓊斯指數，實際上並沒有充分反映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牛市的盛況。事實上，對道瓊斯指數的不滿幾乎從它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至少，人們對於它按價格加權平均的編製方法持有疑議。道瓊斯指數是按照價格加權而不是按照市值加權計算，這意味著在道瓊斯平均指數的計算過程中，高價股票的影響大於低價股票，而股票市值的大小對指數的影響卻沒有被考慮進來（股票的市值=股票價格×股票總流通股）。道瓊斯指數之所以采用這樣一種計算方式，是由於在1898年查爾斯·道創建該指數的初期，這種方式可以用紙筆就很快計算出結果。道瓊斯指數備受抱怨的另一個原因是，它隻將30隻股票納入其中，而在華爾街上，每天有成千上萬的股票在進行交易。
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30隻股票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通用電氣是道瓊斯指數的早期成份股中唯一保留至今的股票，而其他的早期成份股有些因破產而從指數中消失了，有些被合並到了其他公司，有些被剔除出了指數——因為指數的編製者認為其他公司能更好地代表美國經濟的發展。這些變化對道瓊斯指數和股票市場的曆史影響深遠，尤其是在戰後。
例如，在1939年，當時一家生產辦公設備和製表儀器的公司IBM從道瓊斯指數中被剔除，讓位給了AT&T公司。那時的AT&T公司除了有一家叫做西部電子（Western Electronic）的子公司以外，並不是真正的實業公司。40年後的1979年，當IBM被重新納入道瓊斯指數的時候，AT&T的股票價格僅僅翻了一番，頂多也隻能算是一個並不起眼的漲幅。而在同一時期，IBM成為華爾街上的傳奇之一，它的股票在這40年裏被拆分了至少29次，股價的漲幅更是達到了令人瞠目的22000%。
也就是說，如果影響力如此巨大的道瓊斯指數沒有這樣庸人自擾地變來變去的話，股市很可能早就回到了它在1929年的高位，或許也早已超過了1000點，並在以比現實中更快的速度向更高點進軍。而美國股市的曆史也有可能被徹底改寫，因為市場上的參與者將根據道瓊斯指數——這個股市溫度計完全不同的讀數而作出完全不同的反應。
盡管華爾街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了深入改革，盡管查爾斯·美裏爾創建了經紀業務的新型模式，盡管艾森豪威爾的牛市不期而至，盡管這一切給華爾街帶來了嶄新的麵貌，但是騙子仍然存在，事實上他們將永遠存在。這個時期的騙子當中，人們記憶最深的是安東尼·D·安吉利斯（Anthony De Angelis），人們通常稱他蒂諾（Tino），他的不法行為將引發華爾街的另一次大變革。
安吉利斯是商品市場，特別是棉花籽油、豆油和豆粕（豆油生產的一種副產品）市場的一名投機商，1962年，他編織了一張極為複雜的投機網絡，試圖在色拉油（一種由多種植物油——包括豆油——混合而成的食用油）市場進行囤積活動。他在現貨和期貨市場上同時買入大量豆油，並儲藏在自己農場的油庫中，農場位於和曼哈頓下城隔紐約灣相望的新澤西巴約城。為了籌措投機所需要的資金，他將豆油的倉單售出，大部分賣給了美國運通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美國運通倉儲公司。
美國運通公司又將這些倉單轉手賣掉，並且暗示為它們提供擔保。在某個時點，當運通公司派一名觀察員前去安吉利斯的油庫檢查時，發現情況很不妙：油庫大部分都空空如也，因為安吉利斯不但賣掉了倉單，把豆油也賣掉了。
1963年11月19日，星期二，安吉利斯的植物油精煉公司申請破產，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安吉利斯曾通過兩家大經紀公司——威利斯頓-比恩公司（Williston and Beane）與艾拉·豪普特公司（Ira Haupt and Company）在色拉油期貨市場上進行投機活動，現在這兩家公司都深陷絕境。第二天早晨，紐約證券交易所暫停了這兩家公司的交易活動。
在20世紀20年代，一家經紀公司的破產可能隻會影響到它的合夥人和為數不多的客戶，但艾拉·豪普特公司有2.1萬個客戶，在公司的賬號上有客戶4.5億美元的證券資產和550萬美元的現金，這些證券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公司名下，也就是說，盡管它們是客戶擁有的證券，但卻是以公司名義持有的，以方便客戶交易或是客戶在以保證金方式購買證券時用做抵押。當經紀公司破產的時候，那些在客戶名下的證券會很快還給客戶，而那些在公司名下的證券就可能拖延長達數月甚至數年之久。
威利斯頓-比恩公司擁有另外9000名客戶，也有類似數目的資產處於這種風險中。隨著這兩家經紀公司被暫停交易，這些資產突然之間被凍結。此時已是一家大型銀行、同時也是一家旅行公司的運通公司，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其他經紀公司的客戶這時也開始要求取出他們在經紀公司裏的證券和現金，這有點像傳統的銀行擠提。盡管紐約證券交易所和它的會員公司都沒有義務來援救這兩家公司的客戶，但是其他經紀公司完全了解這個事件在深層次上對自己利益的潛在衝擊，如果它們的很多客戶也要求提取證券和現金的話，那麼，它們也將麵臨破產的危險，於是它們決定采取行動。而且，如果華爾街此時毫無作為，那麼證券交易委員會一定會采取行動，這隻會進一步削弱華爾街的獨立性。
在周五早晨，美林公司和另一家經紀公司——沃斯頓公司（Walston and Company），宣布它們將向威利斯頓-比恩公司提供50萬美元的貸款，使其能夠滿足紐約證券交易所對其資本金的要求，並得以重新開業。美林公司還宣布，如果有必要的話，它已經作好接管這家公司的準備。事實上，美林公司後來的確這麼做了。於是，當天下午，也就是11月22日下午，威利斯頓-比恩公司重新開業。可是，另外一家經紀公司——艾拉·豪普特公司仍處於危險之中。
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基思·芬斯頓（Keith Funston）提議召開一次銀行家會議，討論將如何挽救艾拉·豪普特公司。但是，這個會議還沒有開始，就傳來了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遇刺的消息，華爾街立刻陷入了一場遠比色拉油危機更為深重的恐慌之中。下午2點剛過，股市就關閉了，在閉市前的半個小時裏，道瓊斯指數直線下降了24點，交易量達260萬股。
舉國上下都在哀悼剛剛死去的總統，而基思·芬斯頓正忙於為艾拉·豪普特公司組織有秩序的清盤。11月25日，星期一，各方達成了一份協議：紐約證券交易所要求它的會員們為艾拉·豪普特公司提供1200萬美元以使其客戶不受損失，艾拉·豪普特公司欠各大銀行的2400萬美元貸款將被延期還付。隨後，艾拉·豪普特公司將被清盤，它的資產將被變賣，用來償還交易所和銀行的債務，如果還有剩餘的話，將分給公司的合夥人。
第二天早晨，星期二，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始正常營業，這是從上一個星期五以來首次開市。紐約證券交易所史無前例地為其會員公司的破產承擔責任這一消息，加上從華盛頓傳來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後政權正在有條不紊地移交的消息，推動道瓊斯指數創下了當時的單日升幅紀錄——32.03點。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運通公司也表現出了高度的責任感，它完全可以讓那些從它的子公司購買空倉單的人兩手空空，一無所獲，但是，它最終賠付了所有這些空倉單。
1966年，新的股票電子顯示屏。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總裁基思·範士頓指著電子顯示屏——它們取代了過去股票自動報價機的紙帶。
一年以後，紐約證券交易所宣布建立一個1000萬美元的特殊基金（外加1500萬美元的信用貸款額度）用於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類似事情。這個基金的成立是華爾街運行方式的一大變化，它標誌著華爾街的參與者們開始意識到他們有超越各自公司利益的共同利益。在這個意義上講，它與曆史上另外兩次改革有著驚人的相似：一次是在19世紀60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和公開經紀人委員會采取行動抑製過度的投機行為；另一次是在19世紀90年代，投資銀行一致強烈要求上市公司出具年度報告和獨立的會計報表。而這一回，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再一次將華爾街引上了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