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還很小的時候，父親曾經給過我一些語重心長的教導，那些話語我到今天都還銘記於心。
他說：“當你想批評別人時，隻要記住，你所擁有的優勢並非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擁有的。”
他沒再繼續說下去。但是，我和父親總是有一種特定的交流方式，而且我知道他的話還有更深層的意思。時間久了，我便更傾向於對一些人持保留意見。這個習慣讓很多奇怪的人願意和我敞開心扉，同時我也成了受害者，不得不聽那些人不厭其煩地嘮叨。當正常人身上出現這樣的習慣時，那些心理不正常的人便會很快察覺並纏上你。正因如此，我在大學期間被十分不公平地扣上了“政客”的帽子，因為我知道那些缺乏管教的無名小卒的秘密傷心往事。絕大多數都不是我向他們打聽來的——每當我從一些很肯定的跡象意識到別人要向我傾訴隱私時，我便常常假裝在睡覺，或是裝作心事重重的樣子，又或是擺出一副不懷好意的輕浮態度。因為年輕人的傾訴，或者至少是那些用來表達內心感受的語言，往往都帶有剽竊性，而且很明顯地，他們會有所隱瞞。對他們持保留意見是出於無限的希望。我到現在還有點害怕自己會錯過什麼，如果我忘了基本的道德觀念從人出生的那刻起就是分配不公的這一點（這是父親曾經帶著一種優越感向我暗示過的，而我現在同樣也帶著一種優越感不斷重複著）。
在誇耀過我的寬容之後，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寬容也是有限度的。一個人的舉止也許是建立在堅固的岩石上麵，或是建立在一片潮濕的沼澤中，然而，當過了某個特定的一點之後，我就不會在乎它究竟建立在什麼上了。去年秋天，當我從東部回來時，我想要全世界的人都穿上軍裝，並且希望所有人在道德觀念上都永遠保持一種立正姿勢的嚴肅狀態。我不想再繼續以一種獵奇的心理去窺視人們的內心。隻有蓋茨比——將名字賦予這本書的那個人——在我這種反應的範圍以外——蓋茨比，這個人代表我所鄙視、不屑的一切事物。如果一個人的品格是一連串的成功姿態，那麼在他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一種異樣的華美——一種對生活的未來與希望具有極高的敏感性，他就像是一台複雜的儀器，可以記錄發生在幾萬英裏外的地震。這種反應和那種被冠以“創造性性格”的鬆弛的敏感性完全不同——它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天賦，它充滿了希望，它也是一種意願，充滿了浪漫色彩，是我從來沒在別人身上發現過，也不太可能會發現的意願。不——蓋茨比本身從始至終還算是好的，是那些侵蝕著蓋茨比的東西，那些在他夢醒後隨之而來的靈魂的塵埃，使我暫時不再對人們失敗的悲傷和短暫的歡愉感興趣。
在這座位於中西部的城市裏，我家連續3代人都是城裏的風雲人物。卡羅威家族算是個大家族，家族裏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說我們是巴克勒奇公爵的子孫，然而事實上，創建我們這一支的是我祖父的哥哥。1851年他來到這個地方，花錢捐了個替身代他參加南北戰爭，而他從那時起便開始做五金批發的買賣，直到現在，我父親還在繼續經營著這項生意。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位伯祖父，但據說我和他長得很像，尤其從那幅掛在父親辦公室裏的畫像來看，我們都有一張冷酷的臉。1915年，我從紐黑文大學畢業，恰好是我父親畢業後的第二十五年，沒過多久，我參加了那場遲來的條頓民族大遷徙，曆史上稱為世界大戰。我享受著反攻的快感，回到家後卻變得焦躁不安。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溫暖的中心，現在看起來更像是宇宙邊緣的荒蕪地帶——於是我決定離開這裏，到東部去學習投資債券生意。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做債券，所以我想再多我一個單身漢也沒什麼問題。我的叔叔阿姨們不斷商量著這件事，就像是在為我挑選學前班學校一樣認真，最後他們鄭重而猶豫地對我說：“嗯……按你說的做吧。”父親同意資助我一年，接著又耽擱了一陣子，我便踏上了向東的旅程，在那個1922年的春天，我本以為自己再也不會回來了。
在城裏找一間公寓是眼下最實際的事了，但是那時氣候已經轉暖，而和我剛離開的農村不同，這裏沒有寬闊的草坪和可以乘涼的大樹，因此當辦公室裏的一個年輕人向我提議在郊區和他合租一套房子時，我感覺好極了。他找到了一間被風雨侵蝕了的木板房，每月租80美元。然而就在我們要搬去之前，他被公司調到了華盛頓，我隻好一人搬去那裏。我有一條狗——至少在它跑走之前我擁有過它幾天，我還有一輛舊道吉汽車和一個芬蘭女傭，為我鋪床，準備早飯。她總是一邊在電爐上做飯，一邊自言自語地小聲說著芬蘭話。
開始的幾天，我一個人總覺得很孤單，直到有一天早上，一個比我來得更晚的人擋住了我的去路。
“怎麼去西艾格村？”他無助地問。
我告訴了他。而當我繼續向前走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不再孤單了。因為此時的我成了一名向導、開路人，一個原始移民。他在不經意間賦予了我在這個地方的自由。
在燦爛的陽光照射下，樹木好像一下子變得枝繁葉茂，就像快進電影裏一樣，我的心中又樹立起那個熟悉的信念，生活在這個夏天重新開始了。
有太多的書需要去讀，同樣，也有太多的養分需要從周圍的新鮮空氣中汲取。我買來十幾本金融、債券和投資證券方麵的書，它們被擺在書架上，鮮豔的紅色封麵和燙金的字體使它們看起來好像剛剛印出來的紙幣一樣，正做好準備要告訴我隻有邁達斯、摩根和米塞納斯才知道的秘密。除了這些書，我還有更高的誌向，就是讀一些其他的書。在大學期間，我還是比較文藝的——有一年我給《耶魯新聞》寫了一係列嚴肅的社論——而現在，我打算把這些東西重新作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也要重新成為一個“全才”，或者說是淺嚐輒止的專家。“如果隻通過一扇窗戶去看人生的話，那麼它將成功得多。”這句話並不單單是一句警句而已。
偶然地，我到了全北美最古怪的鎮子，並在這兒租了一間房子。這個鎮子位於一個細長而繁茂的小島上，這個島從紐約市向東延伸，在這裏，不僅有很多自然奇觀，還有兩處地形怪異的地方。距離鎮子20英裏外，有兩個巨大的半島，它們的形狀一模一樣，看起來像兩個大雞蛋。一條小灣將它們隔開，這兩座半島一直延伸到西半球最平靜溫和的鹹水區域——位於長島海峽的巨大而潮濕的場院。半島的形狀並不是很規則的橢圓形——更像是哥倫布故事裏的雞蛋，其中一頭因為碰撞而被壓平了——但是，它們的樣子足以以假亂真，誤導海鷗們一次次地飛向這裏。對於沒有翅膀的人類來說，這兩座半島更加引人好奇的就是它們除了形狀和大小相似之外，就再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我住在西艾格，兩座半島中相對落後老土的一個，然而這是一個極其膚淺的標簽，很難體現兩座島之間奇怪而帶有凶兆的差異。我的房子位於雞蛋的頂端，距海峽隻有50碼的距離，兩座一季度就要繳納12000到15000租金的大別墅將我的房子夾在中間。我右邊的那幢別墅不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都可以算是一個龐然大物——它就像是位於諾曼底的某個市政廳一樣，房子的一邊矗立著一座嶄新的塔樓，塔樓頂端蓋著薄薄的一層常春藤，院子裏有一座用大理石砌成的遊泳池，還有占地四十多英畝的大草坪和花園。這座別墅是蓋茨比公館。或者說，這裏住著一位姓蓋茨比的有錢人，因為我和這位先生還不認識。我自己的房子簡陋不堪，所幸房子很小，已經被周圍人忽略，也正因此，我才可以欣賞清澈的泳池，欣賞鄰居家的一部分草坪，而且我還和百萬富翁挨得如此之近——所有這些待遇每個月隻需要花80美元。
穿過小灣是上流社會的東艾格半島，白色的宮殿在水光的映襯下熠熠生輝，而那年夏天發生的一切都要從我開車去那邊和湯姆·布坎農一家吃飯的那個晚上說起。黛西是我一個遠房表妹，在我的妹妹中排行第二。我和湯姆在大學期間便認識了。一戰結束後不久，我曾在他芝加哥的家裏住過幾天。
她的丈夫湯姆，不但擅長各種體育運動，還一度是紐黑文史上最強的橄欖球運動員之一——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是全國著名的風雲人物，是那些少數幾個在21歲時就在事業上取得極大成就的精英之一，然而在到達頂峰之後，他便開始走下坡路了。他家裏很有錢——在大學期間，他花錢大手大腳就常常引來別人非議，但是現在他離開芝加哥，把家搬到了東部地區，他搬家的陣勢能讓人驚詫到窒息。舉個例子，他從森林湖弄來一大群馬球馬。很難想象在我的同輩中居然有人富有到能夠做出這樣的事。
我不清楚他們為什麼搬到東部來。他們在法國住了一年，並不是為了什麼原因，之後他們不停地到處遊蕩，但是無論到哪兒，周圍的人都會打馬球，而且都非常有錢。盡管黛西在電話裏告訴我這是他們最後一次搬家了，不過我完全不信——我猜不到黛西心裏想的什麼，但我總覺得湯姆永遠不會安定下來，會略帶傷感地為了追尋某場狂熱而富有戲劇性的橄欖球比賽而繼續漂泊。
於是，在一個微風習習的晚上，我開車去東艾格看望這兩個我幾乎不怎麼了解的老朋友。他們的房子遠超出我的想象，一座紅白二色的喬治王殖民時期建築風格的公館在海灣的映襯下光彩奪目。麵積有1/4英裏的草坪從海灘一直鋪到了正門，一路跨過了日晷、磚石小路和紅豔似火的花園——最後，當草坪到達房子前麵時，它好像是順著奔跑的勢頭變成了碧綠的常春藤，繼續沿著牆壁往上爬。公館的正麵是一排法式落地窗。此時窗子大敞著，在這個溫暖而伴著微風的下午，夕陽照射在玻璃上，映出一片金色的光芒。而湯姆·布坎農穿著騎馬裝，正叉著兩條腿站在正門的陽台上。
紐黑文時期之後，他的樣子變得和以前不太一樣。麵前的這個男人三十多歲，體格強健，有著一頭稻草色頭發，待人傲慢，看起來很不好惹。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顯示出主人的驕傲與自負，給人一種充滿欲望，野心勃勃的感覺。連他身上那件比女式騎馬裝還優雅的衣服都難以掩蓋那具身體裏所蘊涵的巨大的能量——那雙擦得鋥亮的皮靴被他填得滿滿的，將係在上麵的蕾絲帶勒到了極限。當他活動肩膀時，你幾乎可以透過薄薄的外套看到一大塊肌肉正在轉動。這具身體注入了無盡的力量，同時也充滿了殘忍和冷酷。
他說話的聲音又粗又高，更加深了他易怒、殘暴的形象。在他說話的聲調裏還夾帶著一種訓斥、不屑的語氣，即使和他喜歡的人說話時也是這樣，所以在紐黑文時就有很多人對他恨之入骨。
“現在，不要認為在這些問題上我的觀點就是最後的決策。”他話裏的意思仿佛是說，“僅僅因為我比你強壯，比你更有男子氣概。”大學時，我們兩個人同在一個高年級社團，然而我們的關係一向不是非常親密，我總有一種感覺，覺得他認可我，並且用他特有的方式——粗魯、不屑的態度，希望我能喜歡他。
我們在灑滿陽光的陽台上聊了一會兒。
“我住的這個地方可真不錯。”他邊說，眼睛邊不停地來回轉著。
他一隻手抓著我的胳膊把我轉了過來，另一隻寬大的手指向眼前的風景，他揮了下手，掃過一座意式凹形花園，半英畝地嬌豔芬芳的玫瑰花海，和一艘停靠在海岸邊隨波起伏的塌鼻汽艇。
“這裏原本屬於德梅因，那個做石油生意的。”他又一次把我轉了過來，禮貌但略帶命令口吻地說，“我們去裏麵吧。”
穿過一條高高的走廊，我們來到一間明亮的玫瑰色房間。房間兩邊的法式落地窗將這裏和別墅連接起來。窗戶半敞著，屋外碧綠的草地在玻璃的映襯下閃閃發光，仿佛要一直長到屋子裏似的。陣陣微風吹進屋裏，窗簾像一麵麵白色的旗幟從一邊被吹向另一邊，旋轉著飄向天花板上結婚蛋糕似的層層裝飾；之後湧向酒紅色的小地毯，如輕風拂過海麵一樣在地毯上留下一片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