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藝術觀
翻譯從藝術的角度來定義是審美藝術和藝術再創造的統一。
從審美的角度來看翻譯，它作為一種“再創作活動”，一種“藝術”，與審美活動是密不可分的。許鈞在闡釋“譯者主體意識”時，就將其理解為“翻譯的主體及其體現在譯作中的藝術人格自覺，其核心是翻譯主體的審美要求和審美創造力”。雖然對翻譯的“主體”到底是誰這個問題我們依然爭論不休，但“主體”具有審美要求和審美創造力卻已獲得了人們的認可。倘若我們按照許鈞的說法把譯者看作狹義的“主體”來考察我們的翻譯活動，則可以看到翻譯過程事實上也是一個審美的過程。埃蒂安·多萊認為譯者要“保持措辭的優美，賞心，悅目”；嚴複提出的“信，達，雅”三原則，許淵衝提出的“三美”、“三似”的翻譯主張，均表達出其翻譯的美化、歸化的審美觀；傅雷在談翻譯方法時，更總結道：“譯事雖近舌人，要以藝術修養為根本，無敏感之心靈，無熱烈之同情……勢難徹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領悟。”一語道破審美之於翻譯的重要性。
翻譯到底需不需要創造？這是個一直以來都爭論不休的話題。現在得到大多數人認可的觀點是：文學翻譯不同於其他種類的翻譯，它屬於藝術活動範疇，具有藝術的共性，即主觀創造性、隨機性和自由性。這就要求譯者有一個如同作者的構思與創造過程。張澤乾認為：“翻譯的藝術是表達的藝術、再現的藝術，是翻譯主體對客體的藝術加工與重構。好的文學翻譯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賦予原作以新的麵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與姿態麵對新的文化與讀者”（張澤乾，1994:387）。許鈞教授也甚為讚同“創造性叛逆”這一提法，認為翻譯應該是一個繼承和創新的過程，譯者應具有敢於打開封閉的自我，在“異”的交流、碰撞與融合中豐富自身的求新的創造精神。這種翻譯精神構成了翻譯的創造功能的源泉。翻譯的創造性寓於翻譯活動本身，又體現在翻譯活動的整個過程中。由翻譯打開的新的世界，為人們進行新的創造活動起到間接但卻廣泛的作用。總之，翻譯包含著創造，沒有創造就不可能有好的譯文，從精神上“忠實”的譯文。
五、語言觀
不管從哪一方麵來研究翻譯，翻譯就其形式而言是一種語言符號轉換活動。正如喬治·穆南所指出的那樣，語言是翻譯的“出發點”，也是翻譯的“歸宿點”。不論將翻譯視為藝術也好，還是文化交流途徑也好，都需要以語言為載體來實現，所以翻譯研究中語言觀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首先，“翻譯學所探討和比較的是兩種語言符號活動規律，所觀察和研究的是語際轉換中的語言現象”，其次，“翻譯學不是在語言符號體係中而是在話語活動中對比兩種語言符號單位，它所致力分析的是語言符號單位在具體話語中的對應關係”。翻譯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兩種語言話語中“采用各種補償措施與變通辦法求得翻譯最大限度的等值”（張澤乾，1994:385～386）。許鈞也指出語言學理論對翻譯研究走向科學和係統起到過開拓性作用，而用符號學理論來定義語言則能夠擴大翻譯視野。以符號的轉換為手段的，創造新譯語新觀念體現了翻譯改造語言、革新思維等方麵的重要作用。正是通過外漢互譯實踐，漢語在不斷的創新中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如果麵對大量新事物、新觀念時，固守舊語，翻譯的可能性將大打折扣。創造新譯語新觀念，既擴大了語言的實質內容，又引進了新觀念、新思路。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翻譯對白話文運動所起的強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正是受到這種翻譯觀的指導和啟示。總之，翻譯對於語言改造起著特別作用，世界各國的語言正是在翻譯過程中不斷地豐富自身、確立自我的。
六、文化觀
翻譯在世界文明進程中扮演著重要和獨特的角色。因此當代翻譯研究的一個新的熱點便是文化研究。從文化的觀點來研究翻譯問題有助於擴大翻譯研究視野，深化翻譯研究思考。翻譯真正要跨越的是文化障礙，而不僅僅是語言障礙。翻譯本質上就是一種“跨文化行為”。許鈞認為，“翻譯的功能就是克服語言障礙，通過文化層麵的交流獲得人們之間精神的溝通。翻譯是人類精神文化中最為重要的活動之一，也是促進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發展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最活躍因素之一”（許鈞，2003:71）。因此，我們在關注語言差異的同時，更應關注在語言差異之後存在的文化差異以及在語言中所積澱的文化差異。正是文化上的差異真正造成了“不可譯”。用文化觀看翻譯，就是把以一種語言為載體的文化內涵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張澤乾認為“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個性與共性、表層與深層。文化的翻譯既要在深層上對比不同文化的共性，又要在表層上充分顯示其個性，隻有這樣，才有可能完成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的移植”（張澤乾，1994:386～387）。由此可見，語言是外在形式，文化才是實質與靈魂，語言的翻譯不能獨立於文化的翻譯。在當代各大文化之間存在誤解與不信任的國際社會大背景下，“翻譯的任務與地位更應該從世界文化交流這個大前提下去認識。翻譯是一項跨文化交流活動，同時也是各民族間相互影響與作用的交流手段”（許鈞，2003:282）。翻譯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間上的一種拓展，在內涵上的一種豐富。它在促進文化開放的同時更促進了人們思想的開放，參與了整個社會的全麵改造。翻譯必定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思想交流中起到主導作用。
七、社會觀
翻譯具有社會性。社會的發展程度、社會的開放、封閉程度以及社會的價值觀都極大地影響著翻譯活動，與社會因素密切相關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更是左右著翻譯的選擇、譯者的活動以及翻譯的發展程度。而反過來，翻譯活動又對社會交流與發展起著強大的推動作用。沒有旨在溝通人類心靈的跨文化交際活動，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翻譯活動，人類社會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翻譯對社會的這種推動力首先在於其交際性。翻譯開啟心靈，打開思想疆界，為世界各民族相互了解提供原動力。其次，翻譯對民族精神和國人思維具有深刻而直接的影響，而思維的改造和精神的塑造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基本力量。其三，翻譯對社會重大政治活動和變革實踐具有直接影響。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為例，這部書的翻譯對中國社會特別是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力。張澤乾在談到這點時指出：“文明是翻譯的母親，翻譯是文明的驕子。文明是發展翻譯的肥沃土壤，翻譯是人類文明的豐碩成果。政治與經濟、科學與文化是貫穿人類文明與翻譯活動的主線”（張澤乾，1994:394～395）。總之，翻譯一方麵時刻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介入、幹預和製約，一方麵又積極地影響甚至改造著社會。隨著各國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不斷擴大和深化，翻譯的這種影響將會更加明顯。因此，我們應對翻譯的社會性予以高度關注，加以係統研究。
八、曆史觀
許鈞指出翻譯具有曆史性。翻譯活動在人類的曆史發展中形式與內涵不斷豐富，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所起的作用也有大有小，這些都說明翻譯具有曆史性。同時就翻譯的可行性而言，雖然人類翻譯能力隨曆史的發展而不斷提高，但“翻譯無定本”之說也說明翻譯具有曆史的局限性。作者、讀者都具有曆史性，譯者也存在著曆史性，因此翻譯活動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曆史性。曆史性首先反映在語言上，其次反映在時空造成的非語言差異上，使得“理解”與“表達”都難以達到“忠實”。正確地理解翻譯，還要樹立正確的曆史價值觀：首先要充分認識翻譯對人類曆史發展所作的實際貢獻。曆史的每一次重大進步與發展都離不開翻譯；每一次重大的文藝複興都伴隨著翻譯的高潮。其次，要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待翻譯的可能性。翻譯作為跨文化的人類交際活動，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們既要清醒地意識到翻譯活動的曆史局限性，又要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種局限性。秉持翻譯的曆史觀，就是要求我們不僅從人類的翻譯活動去考察人類曆史的發展，而且要從曆史的發展來看翻譯活動不斷豐富的內涵和不斷擴大的可能性。
九、實踐觀
實踐是翻譯的基本屬性。大翻譯家傅雷在他的《翻譯經驗點滴》一文中說：“翻譯重在實踐。”然而，一方麵，一些翻譯理論家認為，譯者在翻譯實踐中得來的經驗和主張是“老生常談”、“經驗主義”、“不係統、不科學”；而另一方麵，一些翻譯實踐家又認為翻譯理論研究是“紙上談兵”、“閉門造車”，對翻譯實踐無任何指導意義。事實上，實踐和翻譯理論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任何對於翻譯理論的思考與探索，如果離開了實踐就將變得毫無意義，而任何理論都要通過實踐來證明其合理性以及優越性。“翻譯哲學的實踐是從主體與客體的實踐關係上來解決思維與存在，翻譯理論與翻譯活動的關係問題”（張澤乾，1994:384）。佘協斌在《我的翻譯觀》一文中也指出：“翻譯中大量的具體問題和矛盾，不能靠從已有的理論書籍或教程中尋找到具體解決辦法，而隻能在實踐中根據具體文本、具體上下文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尋求合適的譯法譯技、不斷總結成功的經驗，吸取失敗的教訓”（佘協斌，2003:15）。翻譯理論其實是在翻譯實踐經驗不斷積累的基礎上形成、發展乃至不斷完善的。不論是個人還是民族，翻譯實踐都是先於翻譯理論的。所以我們必須明確地認識翻譯的實踐觀，在各種翻譯理論相互辯論的時候也切不應忘記翻譯實踐活動的重要性。
十、結語
綜上所述，翻譯觀就是人們根據自己對翻譯的理解和認識，指導翻譯實踐、研究翻譯理論所秉持的思想原則。任何一個譯者的翻譯實踐，小到字、詞的選擇和處理，大到段落、篇章的組織結構，都自覺和不自覺地受到一定翻譯觀的影響和指導。而造成翻譯觀多元化的因素很多：首先，由於翻譯具有多種作用和功能，讀者、譯者包含多個階層，人們的審美情趣也具有多樣性，因此翻譯觀也勢必多樣化。其次，因為文學翻譯本身就是一種藝術的再創造，不可能經由一種理論就把握住它的本質，就像文學創作有多種理論來定位一樣，文學翻譯也需要多種翻譯觀的指導。再次，翻譯觀不同，對翻譯的理解和認識就會不一樣。我們主張翻譯理論的多元化，博采眾家之長，在實踐中采用多樣化的翻譯手法。嚴複提出的“信，達，雅”，魯迅提出的“易解”與“豐姿”，傅雷提出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錢鍾書提出的“化境”說，還有林紓那樣幾乎是對原文進行重寫的譯法，都是在他們各自的翻譯觀指導下形成的。多元化的翻譯觀孕育出風格不同的譯文，同時促進了文學翻譯的發展和繁榮。
參考文獻
［1］MoulinGeorges.Lesproblèmsthéoriquesdelatraduction.Paris:Gallimard,1963
［2］佘協斌.法漢翻譯研究.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3
［3］許鈞.翻譯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4］張澤乾.翻譯經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劉菁菁：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
佘燁：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大學英語部講師)試論譯者心理因素對
翻譯偏差的影響
劉茜一、引言
林語堂先生曾說：“其實翻譯上的問題，仍不外乎於譯者的心理及所譯的文字的兩樣關係，所以翻譯的問題，就可以說是語言文字及心理的問題。”(林語堂,1984:419)
翻譯不但是言語活動，而且是心理活動。影響翻譯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譯者的心理因素是最錯綜複雜的。本文試圖從譯者的心理視角探討感知覺、思維、無意想象和情感介入對翻譯偏差的影響。
二、譯者心理因素在翻譯過程中的作用
心理是在人的大腦中產生的客觀事物的映象，這種映象在外部是看不見也摸不著的。但是心理支配人的行為活動，又通過行為活動表現出來。就翻譯領域而言，可以通過分析譯文客觀地研究譯者的心理活動，從而促進翻譯本身的不斷完善。
弗洛伊德曾經說過：“創造建立在藝術產生和生活經曆的基礎上，二者不可偏廢。”(傅敬民、徐君、梅蓮,2004：33)作者在創作過程當中，一定會或多或少地將其生活經曆和思維特點融入作品當中。同樣對譯者而言，即使他努力地不帶任何主觀色彩地去展現原文，也很難脫離其固有的知識經驗模式和心理因素對翻譯過程的影響。
社會心理學符號互動論認為:“個體在他遇到事物時，往往通過自己的解釋去運用和修改事物對他的意義。”(郭念鋒,2005:105)而在翻譯的過程中，思維、感知覺、無意想象和情感參與等每一個心理環節都有可能造成譯文與原文的偏離，即不同譯者對同一話語產生不同的心理活動和反應，並通過自己的解釋去運用和修改事物對他的意義，造成譯文的多樣性。這種現象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翻譯過程中的心理活動既是腦的機能，又受社會製約，是自然和社會相結合的產物。
三、理性思維過程對翻譯偏差的影響
在翻譯過程中，理性思維占了主導地位，但翻譯的多樣性甚至是偏差依然出現。這是因為翻譯過程的心理活動是已存儲知識經驗參與下把握刺激信息的過程，是把當前的刺激和已存儲的知識經驗相匹配的結果。先驗知識是任何一個譯者難以逃脫的，即便是理性思維也會受其影響。具體影響翻譯過程中理性思維的因素大致如下：語言來源差異、文學環境熏陶、社會文化和宗教信仰影響、生活閱曆及思維模式不同。
1.語言來源差異
不同語言本身的因素尤其是音和形兩個方麵容易導致不同民族的譯者對同一事物產生不同心理反應。例如阿拉伯數字“4”對應的漢語“四”與中國人最忌諱的“死”字同音，在手機號、車號、房號的選擇中備受冷落，人們甚至將其改讀為樂譜中的“4”即“發”以示忌諱。而對於西方人來講，“4”並無其他任何含義。因此，翻譯該字時，中國譯者的心理活動通常比西方譯者複雜得多。
2.文學環境熏陶
翻譯的心理過程是在譯者已有的知識經驗參與下進行的。由於不同民族的文學尤其是神話傳說的影響，譯者對同一事物的理解和認知會迥然不同，賦予其不同的聯想意義。如“Hesolditundertherose.”可能產生的兩種譯文是“他在玫瑰花下把它賣掉”或“他秘密地把它賣掉”。據西方傳說，愛神丘比特用一朵玫瑰賄賂沉默與秘密之神，讓他保守自己與愛神維納斯私通之事。後來，玫瑰除了象征愛情之外還有秘密、沉默之意。如果譯者了解這一文化背景，在已有的經驗結構之下就會正確地選擇第二種翻譯。
3.社會文化影響
從《紅樓夢》的兩個翻譯版本對比來看，譯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著實會影響翻譯風格。如“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汙臭，最易壞人子弟”中“風月筆墨”的翻譯：
Hawkes譯為：eroticnovel
楊憲益譯為：thosewritersofthebreezeandmoonlightschool
之所以出現如此的差異，尤其是Hawkes將“風月筆墨”這一隱諱表達直譯為“淫穢小說”，而楊憲益繼續保留原文風格用風月隱指性愛描寫，是由於不同的譯者生活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同，從而決定了其心理結構和思維模式的鮮明差異。西方人對性愛的表達比較直接，而中國人對此很委婉甚至是忌諱，從明清起就有用風月指代性愛的傳統，楊憲益正是保留了這種隱諱的風格，更容易使中國讀者接受，而其背後是中國人社會心理及社會文化的鮮明寫照。
4.宗教信仰影響
宗教信仰是人在心靈最深處的寄托，更是許多語言的深層次沃土。有信仰宗教或了解宗教文化的譯者與那些對其知之甚少的譯者相比，二者的翻譯往往會截然不同。如我們對“fromDantoBeersheba”的翻譯很可能僅僅局限於表層結構“從某地到某地”，而其真正含義是“遍布各處”。這是因為基督徒認為巴勒斯坦是耶穌的誕生和傳教之地，其北部有一城即Beersheba，要想從一城到另一城則需要穿越“包籠天下的聖地”。譯者即使來自同一國度，有著共同的思維模式，但知識結構中具有此認識的譯者會更深刻地領悟和判斷該詞組的真實意義。
5.生活閱曆及思維模式不同
譯者的心理因素主要表現在通過理性思維對原作者創作心理的理解感知和鑒賞，以及對讀者接受心理的體悟和預測。當然，譯者自身生活閱曆積澱下的心理情感因素也是直接或間接製約文學翻譯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麵。魯迅先生曾說“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譯者很顯然是第一個讀者，由於不同的生活閱曆和成長環境所造成的思維方式的差異勢必造成其翻譯的多樣性甚至譯文偏差。例如：“pullthestrings”可以翻譯為“幕後操作，走後門”，看過木偶戲的人了解木偶演出的原理即表演者在幕後通過幾根線來操作木偶的動作，進而很容易判斷出以上意義；相反缺乏類似生活經驗的人很難通過思維或想象得到正確理解。
四、非理性思維對翻譯多樣性的影響
翻譯的過程是譯者與原作者心靈溝通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除了占據大部分空間的理性思維以外，還有感知覺、無意想象和情感的參與，這些因素在更大程度上造成翻譯結果的多樣性甚至是偏差。下麵以《靜夜思》的兩個版本翻譯為例分析感知覺、無意想象和情感介入三因素對翻譯的影響：
原文：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譯文A：
TheMoonShinesEverywhere
Seeingthemoonbeforemycouchsobright,
Ithoughthoarfrosthadfallenfromthenight
OnherclearfaceIgazewithliftedeyes,
ThehidethemfullofYouthssweetmemories.（W.J.B.Flether）
譯文B:
QuietNightThought
Moonlightbeforemybed,
Coulditbefrostinstead?
Headup,Iwatchthemoon,
Headdown,Ithinkofhome.(趙甄陶)
1.聯覺
感覺是人腦對直接作用於感覺器官的客觀事物的個別屬性的反映。雖然翻譯過程中的心理過程主要是理性思維的，但譯者對原文的感覺是翻譯的第一步，是思維的基礎。在所有的感覺現象中，聯覺是影響翻譯多樣性的一大重要因素。我們看到紅色會感到溫暖，看到綠色會感到清涼。“這種一個刺激不僅引起一種感覺，同時還引起另一種感覺的現象叫做聯覺。”(郭念鋒,2005:25)聯覺在翻譯心理過程中普遍存在，但其表現形式卻因譯者的不同變化萬千。在以上詩歌翻譯中，明月讓我們聯想起什麼呢？A聯想到的是在家鄉經曆的童趣，B卻沉浸在淡淡的鄉愁之中，這就是為什麼同一首詩的兩個譯本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基調。
2.無意想象
無意想象是想象的一種特殊模式，在翻譯過程中像暗流一般影響其最終表達。無意想象是沒有預定的目的而在某種刺激作用下不由自主產生的想象。例如，當老師講到嶽麓山時，學生不由走神，想起了自己打算爬山的計劃，這就是無意想象。在上例中，譯者看到明月，A的潛意識裏是月光下孩童時候嬉戲的美景，家的回憶也隨之歡快起來；B看到明月，腦海裏是月光下令他魂牽夢繞的故鄉景象，不禁泛起鄉愁，於是就產生了“ThehidethemfullofYouthssweetmemories”與“Headdown,Ithinkofhome”如此之大的翻譯差別。
3.情感介入
“情感介入”是將自身的相似或相同的經曆融入翻譯過程中來。譯者在閱讀原文時，如果他曾有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相似或相同的經曆和遭遇，那麼他在翻譯的過程中就可能帶上個人的感情色彩。情感介入在翻譯中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也必須是以不偏離或違背了原作的精神實質為前提。A文譯者，明顯地加入了自己對於思鄉經曆的浪漫感悟，因此，在譯文中“故鄉”被譯成“Youthssweetmemories”，“明月”譯成“herclearface”。然而，這種譯法破壞了該詩原有的意境，也不易觸動讀者思鄉的感情。相比之下，趙甄陶先生的譯文是建立在對原作者當時真實經曆和創作意圖的深刻感悟之上，他將個人的情感完全沉浸在原作者的情感當中，也可以說是在很大程度上隱去了個人情感，因此比前一首更加打動人心，貼近原文，使讀者體會李白經過多年的漂泊而湧發出來的強烈的思鄉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