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13日上午，初雪。父親家寒氣襲人，卻有絲絲親切又溫馨的氛圍籠罩在我與父親之間。就要休完產假的我和剛過完六十大壽的父親也將結束一周來的懇談會。
要知道，之前，隻有父親給我講故事的份兒，這次卻是我和父親心對心的交流。我們滔滔不絕地似乎懇談了一切，像坦誠的摯友一樣。那時候，父親剛剛退居二線，也正被某小人欺辱，為了慰藉他的心靈，我帶著快半歲的女兒來陪伴他。我們暢所欲言、毫無避諱地訴說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或所知道的一切趣事和糗事。最後，父親終於笑了，開心了，那道標誌性的黑濃長眉更彎更長了，說丫頭，幾個兒女中就你像我，將來把你說的這些警察事兒寫成書吧，為了永久的記憶。我邊給女兒把尿邊隨意應答道：“行啊，將來我就寫一本書送給您，哈。”
那時候，我正在市公安局宣傳科《鄭州公安報》做記者，寫點什麼正是拿手好戲。但我怎麼也沒料到，四十一天後，父親突然走了，走得那麼匆忙，那麼不甘，那麼屈辱，就好像《盲點》這本書中的刑警大隊原大隊長平煒，就那麼一閃電，就那麼一瞬間，就那麼一失誤，就那麼一差錯，就這麼一點點，就這麼一個個，生命，刹那間漆黑一片，照亮了這一盲點。父親平通海是1942年春參加的地下抗日組織，那年他才十三歲，因為特別機警和瘦小而被譽為通訊員紅小鬼，專門負責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各地下組織之間的情報傳遞。1945年秋，父親參軍。後隨劉鄧大軍南征北戰，挺進了大別山。1948年年初他所在旅直屬隊遭遇國民黨精銳部隊圍剿被俘，是他假借首長名義悄悄聚集了一群戰士突然起義並成功，逃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獨剩仨人追趕上了大部隊，最後站到了南京國民黨總統府硝煙彌漫的紅旗下。這段人生磨礪成了後來“文革”時期他被揪鬥的由頭。之後父親又轉戰到了重慶，和我的母親結婚並生下了我。“文革”期間他被誣蔑為“叛徒”而受盡了折磨，但他剛正不阿，憑著一份對黨的忠誠和人格毅力挺過了那段黑暗歲月。我對父親第一次有記憶的印象，居然就是在重慶炮院禮堂裏，親愛的父親被戴上了一頂白底黑字“叛徒”的高紙帽，在舞台上接受瘋狂紅衛兵的拷問。後來，父親作為軍代表進駐了太行山脈一工程總部、分部，感受了王屋山之精神，浸潤了黃河之渾水。1978年父親再次帶頭轉業進了一家醫院任職，先後主持了對“文革”時期的錯誤進行平反昭雪工作和第一次職稱評定工作。他的善良正義和堅持原則遭到了一小撮異類分子的打擊報複，致使他最終含冤而逝。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追悼會上市委領導的蓋棺論定，給予了父親很高的評價和讚譽。我們心目中敬愛的父親，永遠都是我們兒女戰勝一切苦難的強大精神支柱！雖然他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二年了，但他永遠生活在我們的世界裏。
我一直銘記著將他遺體推向太平間的時刻，父親的雙眼睜得大且圓，疑似直視著天空，又疑似鄙視著冥冥中某小人，更疑似凝視著我，叫人驚顫不已。我母親伸出右手撫摩一下那雙不肯合閉的雙眼，一下，又一下，直到顫抖的手將父親長長的不知何時長出白色眉毛的黑眉覆蓋在了他的眼睛上，他才依依不舍地終於閉上了眼睛。我不禁號啕大哭。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如此哭泣，痛徹心扉啊！然後我戛然而止哭泣的聲音。那一刻，我對著父親遺體發下誓言：爸爸，您安息吧！我一定要送您一本我寫的書，名字就叫做《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