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年輪》出版了，我感慨萬千，總想一吐為快。
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中國文壇的鼎盛時期，一批優秀的作家站在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給我國的文藝事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尤其“知青”作家，以傷痕文學成為一個特殊的曆史時期的形象代言人。我是那個時期的最後一批“知青”，1974年我18歲高中畢業後下鄉勞動。牧過馬、趕過牛、放過羊、種過莊稼、教過書、穿過軍裝、當過文化館的文學創作員、在文聯任過職、在文化局幹過文化行政工作。一恍惚，50多年過去了。參加工作後，學曆和文憑在那個時期非常吃香。沒有文憑的我，是個典型的落伍者。那時我二十五六歲，找個工作不容易，要去進修學曆，組織推薦考試進修，沒有我的資格。看到我的同齡人都是大專和本科的學曆，和我同在縣級最高學府裏教書。盡管我有良好的工作狀態和優秀的教學能力，是學生非常敬重的老師。但在同道的眼裏，我是一個典型的“殘次品”。我的失落和無奈，隻有我自己知道。如此消沉下去，不是我的性格和作為。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選擇了一條別人不願攀登的道路，開始不分晝夜地爬格子，寫詩歌、寫散文、寫小說，凡是能寫的文學樣式我都嚐試過。我寫的手稿能裝幾麻袋，遺憾的是調動了幾次工作，搬了無數次家，實在無法保存和搬運，多數被毀掉了，有些被縣檔案館收藏，我留下的所剩無幾。事到如今我覺得丟失了的不單是那些廢紙和手稿，丟失的是不安的靈魂和對時間的記憶。人的記憶，在世的時候可以儲存在大腦裏，時間是留不住的。如果人死了，記憶也就死了。我為廢棄的手稿痛心疾首。丟失無法挽回，隻要人活著，依然能寫出來。一個人靈魂中的東西是非常珍貴的，一個沒有思想和靈魂的人，來在這個美好的世界上可以說是一具行屍走肉。
因為我的失落和不幸，我當初寫文章是鬥膽而為之，也就是在我28歲時的1986年，一篇散文試投中國最權威的《散文》刊物，竟然被刊登。我不敢相信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會非常醒目地印在這個讓多少做文學夢的人垂涎欲滴的名牌刊物上。這是我的處女作。這次的意外，更激起了我的文學創作激情，我瘋狂地在文學創作的伊甸園裏拚命，至今那個地址為：天津市和平區赤峰道124號的百化文藝出版社給我寄來的《散文》樣刊的牛皮紙信封我還珍藏著。就在那個時候，中國散文界最走紅的傑出青年散文作家劉增山老師吸引住了我的目光，他的散文讓我靈魂透明，心靈震顫。我就反複多次寫信求教於劉老師，請他指點散文創作秘訣。其實，劉老師的秘訣是一封又一封熱情洋溢、充溢著人間愛心和人情冷暖的關愛和撫慰，讓我豪氣橫生，活力四射。恩師30多封書信成為我的經典藏品，感謝劉老師，感謝上蒼給我和劉老師的緣分。還有和我同時起步的蒙古族兄弟阿勒德爾圖，和我書信交流文學創作體會，他的30多封山高水長的書信置於我的案頭，讓我擁有了草原和蒙古包。他如今是著名的蒙古族作家，《中國文化報社》駐內蒙古記者站站長。另外一位是上世紀80年代末期，在我的母校就讀高中的學生，17歲的馬平川。他在上學期間，是走紅全國中學和大專院校的優秀詩人和書法家。因為文學和書法特別突出，高中畢業後，被四川大學破格錄取。如今是全國著名的青年評論家和陝西藝術界高端論壇發言人。他的20多封書信，因為書法秀美，在我眾多的書畫藏品中，我視之為珍品。總之，我的好多朋友的書信遠遠超過了我的藏書。
《母親河》出版後，我又胡寫亂畫地搞起了書法。現任《平涼日報》社辦公室主任的李利軍了解到我的處境和創作情況後，多次跟蹤采訪，與我促膝暢談，他將我的狀況作為一個時期文化人普遍麵臨的窘境的縮影，以整版篇幅撰文，進行宣傳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給了我精神上極大的鼓舞和心靈上的安慰。繼之而來我又出版了《靈齋墨緣》。這本集子實際上是我書法的心靈圖像。我又和全國書畫界的朋友交流。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謝我所推崇的我國著名書畫家、“天下第一駝”祁峰、中國書畫界優秀才俊封俊虎、虞犁新、張會利、杜道麟、曹明華、張世強、張樹亮、陳文軒、幹作餘、陳克年，我國著名書畫藝術家蔡小汀老前輩，陝西詩人趙玉平、月人、姚儀，書畫家胡振西、夏山河、曹宇、史富成，西北師大文學院院長彭金山、甘肅作協副主席姚學禮、作家武國榮等很多很多的書畫家、作家、詩人和我經常交流，切磋藝術，請我撰寫評論。還有親自給偉大領袖毛主席佩戴紅領巾的社會名流、著名收藏家蔣含宇、江蘇收藏家駱秀超、香港收藏家陸長春，請我題寫報頭、匾牌、撰寫碑文。麵對如此眾多的文朋書友的關愛和厚望，我以忘我的寫作速度和螞蟻啃骨頭的精神為他們漫說泛評，揮毫大書。我並非牽強附會地杜撰，沽名釣譽地亂書，是因為朋友們的藝術感染和對我的信任、厚望感動了我，產生了藝術和心靈的共鳴，身不由己地做藝術的殉道者。我多次給朋友們說，無論誰成為中國優秀的文化人，我寧願做他們的墊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