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看出，克羅齊這時候的局限也就是狄爾泰乃至後來文德爾班、李凱爾特的局限。但不同於狄爾泰等人的是，克羅齊並不是在自己原有的理論圈子裏去試圖自圓其說，而是在否定自己的基礎上走出理論困境。他意識到自己的理論弱點是：沒有看出“把實在的與可能的辯證地區別開來的那種表象，是某種不止於是單純的藝術表現或直覺的東西；它要借助於概念而產生；那確實並不是經驗的或抽象的科學概念，而且成其為哲學的並且因此就既是表象又是判斷的那種概念，是普遍與個別合而為一的概念”。這一概念的構成，實則是一個思想的過程。曆史離不開思想。但如果把它純粹視為藝術的一部分，則是對思想的拋棄。人們認識曆史和研究曆史，僅靠直覺是達不到目的的，它必須依賴於概念，通過概念來達到對個別的認識。
對於“科學概念”的定義，克羅齊的理解是新穎的。他認為，科學概念是人為的構思，既不是真理，但也不是虛幻無實。人們之所以確立科學概念，在於人們認識世界時必須首先具備認識的思維框架，就像眼中射出去的一束目光一樣。如果沒有先在的概念，根本就不可能對世界展開認識。因之，科學概念的價值是實踐性的和工具性的，它的用途是“使實際適應於我們的目的”。相應的，在克羅齊看來，自然界本身也是具有二重性的，它既是實在的，又是非實在的。就是說，如果我們把自然界理解為個別事物，那它就是實在的；如果理解為概念化的一般事物，那它就是非實在的，因為這些概念原不過是我們借以整理那些可視的事物的抽象性符號而已。克羅齊認為，在這層意義上，曆史學與自然科學有著共通的地方，都在實踐的目的下借用著概念。但是，二者又是有差距的。曆史學要求人們借用思想以內心體驗曆史生活本身的方式，把握曆史現象的個性，而自然科學則是通過外部觀察來分析現象，在分類的原則下認識世界。
這樣，在克羅齊看來，曆史學既與科學有別，又與藝術有別。它的學科特性在於，它既是個別性的，又是普遍性的。確切說，是個別性與普遍性的統一。
這種統一，其要義在於任何曆史認識與曆史研究都是一種判斷的行為。判斷的邏輯本身就要求個別性與普遍性的統一。離開個別，判斷即失去意義；而離開普遍，判斷個別又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任何判斷都必須具備個別與普遍兩項要素。按照傳統的觀點，個別被稱為判斷的主詞，普遍被稱為判斷的賓詞。替如，我們說“彼得是個好人”。在這樣一個判斷句中，“彼得”是個別性的，是判斷的主詞，“好人”是普遍性的，是判斷的賓詞。然而在克羅齊看來，曆史領域“真正的主詞恰恰就是賓詞，它的真正賓詞就是主詞”。就是說，普遍在判斷中是通過把它個別化來加以規定的。還是以“彼得是個好人”這樣一個判斷句來理解克羅齊關於曆史判斷的思想。在這裏，“好人”是個普遍性的概念，蘊含著人們的哲學思考。正是借助於這一概念，我們才能對彼得其人作出判斷。但是，這一概念決不是外在於個別事物的。正因為有彼得這樣的好人存在，我們才能把握住“好人”這一概念的內涵。換言之，正因為我們發現在彼得身上實現了“好人”這一哲學概念，我們才能領會到這一概念的實質意義。
這樣一來，曆史判斷在克羅齊的理論中變成了個別與普遍、主詞與賓詞相互蘊含的關係。當然，克羅齊指出這種關係，目的是強調哲學與曆史的關係。在他看來，哲學與曆史是同一的，任何曆史認識都是一種思想的行為，離開思想，曆史是無從談起的。“既然一件事實隻有當它被人想起時才是一件曆史的事實，既然思想之外什麼也不存在，問什麼是曆史的事實和什麼是非曆史的事實這個問題就毫無意義了。”因為，曆史學家對曆史個體作出判斷，他同時也就是在思索著那相應的賓辭的意義，並且將他思索出來的意義體現於他所判斷的個體之中。這一對賓辭意義的思索也就是哲學。對此，克羅齊說：“曆史是通過對它的判斷而被思索的。……在這裏，曆史與哲學的統一性就更明顯了。因為哲學愈洞察和愈推敲它的差別，它就愈能洞察特殊；它愈精密地領會特殊，它就愈能精密地掌握自已的固有概念。哲學與史學攜手並進，它們是不可分割地結合著的。”
基於上述的思考，克羅齊為曆史學立下了一個嶄新的命題：“曆史即哲學”。他對傳統史學與曆史哲學的批判以及他自己那著名的另一個命題——“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都是從這一命題推演開去的。既然哲學與史學攜手並進，密不可分，那麼要求曆史學家同時也是一個哲學家，他必須（也是不可避免地）帶著哲學的思考深入曆史，而不是單純的文獻搜集者和整理者。象朗克那樣的曆史研究，事實上隻能給人留下笑柄，“因為他們天真地自信曆史鎖住在我們手裏，當人們渴求知識的時候，他們就能把‘資料’的鎖打開；但是我們知道，曆史存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它的資料就在我們自己的胸中。”即是說，如果一個曆史學家沒有哲學家的頭腦，不能用理論之光去照射曆史，即便他占有眾多的史料，也不能從事真正的曆史研究；他無法從曆史中看到意義，因為他自身就沒有帶著意義去看待曆史。
但是，與“曆史”相同一的“哲學”的含義是什麼呢？是傳統的哲學理論，還是曆史學家自身的哲學思考？如果答案是後者，那麼曆史學家在對曆史作哲學思考時，他的哲學思考的根基又在哪裏呢？克羅齊認為，曆史與哲學相同一並不是無條件的和無限製的，隻有“當曆史被提升為關於永恒的現在的知識時，曆史就表現為與哲學是一體的，哲學原不過是關於永恒的現在的思想而已”。可以看出，克羅齊所謂的“哲學”是受兩個條件所限製的：一是曆史認識主體的“思想”，二是這種思想隻能是“現在的思想”。在克羅齊看來，曆史是生活的教師，生活是曆史的現實基礎。曆史學家對曆史的認識和研究行為，都是基於他對現實的興趣。他立足於現實，現實生活把它帶入曆史的長河之中。因為，“隻有現在生活中的興趣方能使人去研究過去的事實”，而“這種過去的事實隻要和現在生活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針對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針對一種現在的興趣的”。過去的曆史是死去的曆史，它本身並不能向我們昭示什麼，人們之所以對已經死去的曆史發生興趣，全在於現實生活的需要。而一旦這種死去的曆史為現實的生活之光所照射，它也就具有了現代的意義。用克羅齊自己的話說：“當生活的發展需要它們時，死曆史就會複活，過去就會再變成現在的。”譬如，希臘人與羅馬人早已作古，但文藝複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為了現時代的需要，“才把他們喚醒”。又如，粗糙、野蠻的原始文明早已被人忘記，或者很少受人重視，或者被人誤解，但是卻在浪漫主義和王政複古時代的歐洲精神裏得以重新複活。克羅齊進而認為：“目前被我們看成編年史的大段大段曆史，目前啞然無聲的許多文獻是會依次被新的生活光輝所掃射，並再度發言的。”
由於把“曆史跟生活的關係看作一種統一的關係”，克羅齊為曆史學給出的另一個命題是：“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他認為，如果人們對某種曆史不感興趣，那麼這種曆史就不是曆史，充其量隻是一些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但是，一旦這種曆史與現實生活取得某種聯係，或者說，人們由於現實的興趣關注到它或思索到它，它也就具有了曆史的意義。克羅齊說：
而在思索過它們或將要思索它們的人們的心中，它們則曾是或將是曆史，當我也思索過它們或將要思索它們並按照我的精神需要去推敲它們的時候，在我的心中，它們也曾是或將是曆史。反之，如果我們把自己限製在真曆史的範圍之內，限製在我們的思想活動所真正加以思索的曆史的範圍之內，我們就容易看出，這種曆史和最親曆的及最當代的曆史是完全等同的。當我所處的曆史時期的文化發展向我提出（說是向作為一個個人的我自己提出的，這也許是多餘的，或許是不確切的）有關希臘文明或柏拉圖哲學或某種阿提卡風俗習慣的問題時，那個問題跟我的生活的關係和我所從事的一點工作、或我所沉溺的愛情、或威脅我的某種危險的曆史跟我的關係是一樣的。我用同樣的焦慮去考察它，我同樣感到不快，直到把它解決為止。在這種情形下，希臘生活對我就是當前的；它誘惑我、吸引我、折磨我，就像一個人看見了敵人、看見了心愛的人，或看見了他所為之擔驚受怕的心愛的兒子時的情形一樣。
從克羅齊這一段話語裏，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一命題包括如下四個方麵的意思：
（一）研究曆史隻能是研究者主體現時現刻的思想活動，離開現時現刻的思想，曆史就不成其為曆史。
（二）研究曆史的興趣是由現時代人們所麵臨的問題所引起的，現時代的興趣將人帶入曆史之中。
（三）人們總是按照現時代的興趣和問題來思考和理解曆史的。
（四）由於上述三個方麵的原由，曆史一旦作為人們認識和研究的對象，也就具有了當代性。
以上就是克羅齊曆史理論的基本思路，也是他對曆史學學科特性的基本界定。從這一基本思路和基本界定出發，克羅齊對傳統的曆史學理論與實踐展開了批判。
首先，克羅齊將“曆史”與“編年史”對立起來看，認為曆史是精神的生命，而編年史則是僵屍般的文獻，我們不能把編年史稱作曆史，就像不能把人的屍體稱作人一樣。二者的差別主要在於它們各自體現著一種“精神態度”。具體說就是：“曆史是活的編年史，編年史是死的曆史；曆史是當前的曆史，編年史是過去的曆史；曆史主要是一種思想的活動，編年史主要是一種意誌活動。一切曆史當其不再是思想而隻是用抽象的字句記錄下來時，它就變成了編年史。”編年史盡管可以為曆史研究提供憑證，但這種憑證在沒有思想之光的情況下，始終是沉寂的，死亡著的，體現不出任何意義。要“使確鑿的東西變為真實的東西，使語文學與哲學攜手去產生曆史”，唯一的途徑是“隻有在我們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種熔爐”，這就是思想——一種精神活動。在克羅齊看來，傳統的曆史學家以為他們擁有了史料也就擁有了曆史，借助於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就可以通達曆史彼岸委實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原因是，“不管怎麼努力，不管怎麼不辭勞苦，要用外在的事物寫一部曆史幹脆就是不可能的。把編年史清除雜質、分成斷簡、重新加以組合、重新加以安排之後，它們永遠還是編年史，就是說，還是空洞的敘述；把文獻恢複過來、重現出來、加以描繪、加以排比，它們仍舊是文獻，就是說，仍舊是無言的事物。”這類毫無生氣、毫無意義的死曆史，雖然常常以一副尊嚴和科學的外貌出現，似卻不是真正的曆史，而隻能是假曆史。它依賴的是對史料的信仰，而不是對現實生活的關懷；它沒有精神上的聯結，擁有的隻是空洞的傳說和僵死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