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業
明末清初，因長期戰亂，手工業生產也遭到嚴重破壞。大約經過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後，手工業才逐步得到恢複和發展。
絲織業在清代手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當時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雖然清朝統治者在江寧、蘇、杭設有織造衙門，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江南絲織業的正常發展，但清代民間絲織業還是發展很快。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即使在偏遠的貴州，絲織業也得到很大發展。道光時，貴州遵義綢“竟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招致了秦、晉、閩、粵各省客商競來購買販運。
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清代，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製瓷業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時，不說官窯，單“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除景德鎮外其他各地的製瓷業也都發展起來。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布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豔，精美異常。
製糖業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康熙至乾、嘉之際，台灣的種蔗製糖極盛，每歲產蔗糖“六十餘萬簍”，“簍一百七八十斤”，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甘蔗種植和製糖行業，也日益發展起來。
礦冶業在清代也有進一步發展。雲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山西、河南、山東的鐵礦，開采的規模都比較大。如雲南的銅礦，至乾、嘉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從前大廠（砂丁）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餘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那裏有鑄鍋業、炒鐵業、製鐵線業、製釘業和製針業等行業，而尤以鑄鍋業最為有名。所鑄鐵鍋不僅行銷國內各地，而且也大量輸出國外。
清代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係更加密切。如河南、東北的棉花供銷各地，而棉花卻又仰給於外省。廣東佛山鎮的各種鐵器，行銷全國，當時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其他如蘇州的絲、棉織品，南京的綢緞，景德鎮的瓷器，廣東、台灣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銷各地。特別是江南絲織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廣大的國內外市場。例如南京所產的綢緞，幾乎行銷遍全國。當時中國的手工業產值占全世界工業、手工業產值的30%。
棉桑等經濟作物隻準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清朝皇帝認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中國曆代君主都是這樣認為的，主要是由於當時生產力所決定） 。
思想文化
清初的文人學者，不滿統治者的民族壓迫和專製統治，較普遍地存在反對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為主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麵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莊、杜浚、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後期，統治鞏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長的，其身世與明遺民不同。這時期的詩歌，就不再以表現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為主，而是致力於藝術技巧的追求，內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寫山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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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
著名詩人有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等。王士禛為神韻派領袖。查慎行詩刻劃精工，成就較大。趙執信則比較注重反映現實。長篇小說在本時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這就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與曹雪芹的《紅樓夢》兩部巨著的出現。《儒林外史》對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試製度的摧殘人才，進行了全麵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它雖采用誇張的手法，卻體現“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深刻的現實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樸素的語言藝術，也能做到“戚而能諧，惋而多諷”，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說。《紅樓夢》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節，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現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與傳統意識形態的衝突，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趨勢。它通過對日常生活瑣事和人物內心世界的提煉描寫，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義而又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細膩，氣氛濃鬱，語言優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藝術的偉大成就而成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筆記小說，有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新齊諧》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齋誌異》。康乾時期清朝統治者彙集眾多專家、學者編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大型文化典籍，成為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然而清統治者毀書亦多，則是一大罪過。
學術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學術在任何時候都是客觀社會生活在精神領域的集中體現。與表麵“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凋敝氣象。以考經證史為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著學術向著無聊的方向發展。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為它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為它促使知識界徹底地進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製造了幾百起的文字獄，還將許多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的滿洲。於是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對外關係
清朝因沿襲了漢族王朝的天下觀，將西方國家視為夷狄，著眼於懷柔遠人和外夷歸附，但又嚴加防範。在康乾時期向其朝貢的國家有朝鮮、琉球，安南、南掌（老撾）、暹羅（泰國）、緬甸，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浩罕、哈薩克、布魯特、布哈爾、巴達山克、愛烏罕（阿富汗）、蘇祿、博羅爾、瑪爾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幹、蘭芳共和國等。
康乾時期中國還與沙皇俄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等條約劃清了中俄兩國的疆界，阻止沙皇俄國南侵的勢頭。
但是康乾時期國際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在西方世界，產業革命爆發，啟蒙運動風行，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歐洲列強憑借自己強大的綜合力量，力圖按自己的意誌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國際地位正日漸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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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
盡管康熙曾經以濃厚的興趣積極向傳教士學習天文、數學、醫學等方麵的知識，乾隆及其皇子也對外國的科學發明產生過相當的興趣，對西洋的軍艦尤其印象深刻，而清遷“欽天監用西洋人，累進為監正、監副，相繼不絕”。
麵對嚴峻的國際形勢，清朝統治者盡量減少和西方的往來，又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清朝中期，清政府對外商來華實施更為嚴格的限製，國門關閉得更加緊密。隨之而來，中西交流減少了，大清帝國雖然憑借表麵繁榮的形勢，遼闊的領土，眾多的人口，在短期內保持住了作為東方大國的虛假形象，但它和發達國家的距離已經越拉越大。雖說中國的落後不始於清朝，但說清朝統治者所推行的閉關政策加快了落後進程，加深了落後程度是不過分的。故當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他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將之視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到19世紀馬克思也曾表示“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果然，“康乾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於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
評價
“康乾盛世”固然是封建社會的又一次太平盛世、繁華高峰，但又是一個不完美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國曆史的縱向看，其盛世規模隻有量的增加而沒有質的改變；其次，從世界的橫向看，康乾盛世時期的中國的政治製度、經濟（當時的經濟生產總量仍高於西方，但是生產技術卻相對落後了開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統治前期所出現的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開元年間）政治清明，勵精圖治，任用賢能，經濟迅速發展，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唐朝進入全盛時期，並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史稱“開元盛世”，前後共29年。
簡介
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政局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國力富強的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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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年初，唐玄宗還命人燒毀宮內一批珠玉錦繡，表示不再用奢華物品。同時唐玄宗是個勵精圖治的皇帝，頗思有所作為，能夠任用賢能，進行一些改革。如任用了宰相姚崇、宋璟、張九齡等人，都是有名的忠臣，中國封建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這些改革措施，使開元間的政局為之一新，史稱“開元之治”。（“開元之治”也稱作“開元盛世”。）
開元年間的繁榮景象，自然是唐朝百餘年來社會發展所積累的成果，並不是唐玄宗君臣一時所能創造出來的奇跡，但這與唐玄宗君臣的孜孜求治，政治比較清明，也是分不開的。
背景
唐朝自武則天退位到玄宗即位以前的中宗、睿宗統治期間（705—712年）政局極不穩定。武氏諸王、中宗的韋皇後及其女兒安樂公主、武後女兒太平公主都參預政權，朝廷大臣也分為幾派，相互排擠，因此接連發生政變。開元元年（713年），玄宗以先發製人的手段消滅了政敵太平公主一夥，才結束了這種混亂局麵。此後，為了穩定政局，玄宗采取了許多改良措施。
把武﹑韋及太平公主的餘黨都加以殺戮或貶斥，把武後以及中宗和睿宗時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試﹑攝﹑判﹑知官(非正職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簡，將宰相員額由睿宗時的十餘人減少到兩三人，從而提高了行政效率。 用恩禮優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卻不給他們以實職，從而削弱了皇室內部發動政變的政治基礎。 對那些自恃對玄宗有功而邀求權位的功臣(如劉幽求﹑鍾紹京﹑王琚等)堅決予以貶斥。 對有才幹的宰相任用不疑，開元初以姚崇為相，他幫助玄宗執行上述三項政策，又沙汰僧尼，整頓吏治，對實現政局安定起了很大作用。姚崇之後，所用宋璟﹑張說﹑韓休﹑張九齡等，皆為名相，政治上均有所建樹 。
疆域遼闊
在其鼎盛時的公元7世紀，中亞的綠洲地帶亦受唐支配，一度建立了南至羅伏州（今越南河靜）、北括玄闕州（今俄羅斯安加拉河流域）、西及安息州（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東臨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遼闊疆域，國土麵積達1076萬平方公裏 （一說1239萬平方公裏）。據保守估計，其鼎盛時期，天寶年間，全國人口達8000萬之多。
在漠南漠北方麵。貞觀四年（630年），唐軍滅亡東突厥，漠南成為唐勢力範圍。永淳元年（682年），突厥複國，後直到後突厥滅亡北方邊患嚴峻。天寶三載（744年），回紇建國，占據漠南漠北。安史之亂後，邊患再起，但唐朝與回紇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
在西北，貞觀四年，唐朝廷在伊吾七城設立西伊州，開始經營西域。唐朝廷對蔥嶺以西地區的統治始終不穩固，乾封二年（667年），由於大食勢力的擴展，唐朝疆域退回蔥嶺以東。安史之亂爆發後的三十六年時間內，唐朝陸續失去原安西都護府所轄地區。
在東北，顯慶五年（660年），唐軍聯合新羅滅亡百濟。總章元年（668年）八月，唐軍與新羅又滅高句麗，並設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但由於當地人民反抗激烈及新羅勢力的北進，鹹亨元年（670年）安東都護府內遷遼東。開元元年（713年）安東都護府移到遼西。天寶年間（742年—756年）安東都護府廢，安史之亂後唐朝逐漸失去對遼東半島的直接控製。武周聖曆元年（698年）其首領大祚榮建立震國，唐朝稱之為渤海國；號為“海東盛國”，但與唐朝的關係友好，大部分時間向唐朝稱臣。
在青藏高原上，吐蕃日漸興起，至六世紀末與吐穀渾、蘇毗為高原上三大勢力。七世紀初，讚普鬆讚幹布即位，統一高原，又征服位於西藏西部的蘇毗、阿裏地區的羊同和尼婆羅（今尼泊爾）。龍朔三年（663年），吐蕃滅吐穀渾，盡有其地。後又多次占領唐朝的安西四鎮，為唐朝最大敵國。安史之亂後，由於大量河隴邊兵參與平亂（主要為隴右節度使、河西節度使所部）導致邊防空虛，吐蕃趁勢進逼，占領原屬於唐朝的隴西，黃河以西甘、涼皆不可得，隴山以西為吐蕃占據。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甘肅敦煌）人張議潮發動起義，唐人群起響應，很快占領沙州。接著，張議潮又派兵攻取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以上地區在今甘肅、新疆、青海境內）等十州。大中五年（851年），張議潮遣其兄張議潭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圖入朝，唐宣宗在沙州置歸義軍，以張議潮為節度使，河隴地區又重新為唐朝廷所控製。890年，河西、隴右又被黨項族占據。但終唐之世已完全喪失對於敦煌以西的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