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小湖南還沒有這麼潦倒，那時他很年輕，也很英俊，打紅色領帶，穿藍色西裝，袖口上有一個永遠不剪掉的商標。很多年以後，我知道他叫姚恩正，也知道他沒走過私，自始至終都是個業務員，跑印刷的，一個月工資800元。45歲那年，他妻子終於病死了，他把孩子寄放在父母家，一個人再次南下，從此音訊全無。但我清楚，不管他走到哪裏，不管他做著什麼，在某個時刻，在某家無名小店裏，一定會出現這麼一個人，喝5毛錢的白粥，吃2塊錢的千層糕，然後笨拙地、結結巴巴地講述一個於人無害的謊言，這謊言如此淺薄，一戳就破，卻承載著他終生的理想，偉大，輝煌，永遠遙不可及。而在1994年那場永不停歇的細雨之中，正是這個謊言，構成了一個人永恒的、全部的青春：
“一個月一船貨！一個月一……船貨！”
那天我和女人睡在一張床上，蓋著一床毯子，枕著一個枕頭。雨一直綿綿密密地飄著，到淩晨四點，路上出了一起車禍，一個16歲的少女跳樓自殺了。
我讀研究生時，和任紅軍住同一間宿舍，此人生平有兩大嗜好，一是跟女人性交，一是幻想跟女人性交。最猖狂的時候曾經一天跟三個不同的女人交過：上午9點交一次，下午3點交一次，晚上11點再交一次，其頻率之高，耐力之強，全世界的配種站都望塵莫及。每到周末，他就把我趕到圖書館，一個人在房間裏拖地、擦桌子、洗褲衩、然後叫個女人進房，說是要一起思考人生真諦。那時候研究生宿舍管理很嚴，任某人有時思考一小時，有時思考兩小時，隻有碰上節假日才敢放膽思考。有一天我一直呆到圖書館閉館，他還在沉思不止，我敲了半天門，嗓子都喊啞了，他才慢騰騰地遞出一本《思想錄》來，隔著門縫對我說：“讀讀帕斯卡爾吧，好人，人生如此無聊，怎能沒有哲學？”我讀了半天帕斯卡爾，他才提著褲子慢吞吞地把門打開，接著我就看到了肖麗麗，她正衣衫不整地躺在任紅軍的床上，一副白眼睥睨、舍我其誰的表情，好像全世界都欠她的錢。
五年之後，我在一次酒會上又見到了肖麗麗，這時她已經成了英國大通電訊的高級商務代表，有個英文名叫維多利亞。我們相見甚歡，足足聊了四個小時，當天就上了床。大概是我長得太普通了，維多利亞始終沒把我認出來，總說那是她的第一次。我說你都27了，我就不信你27年沒交過男朋友，她說：“cao你媽，沒有！”我說那任紅軍呢，五年前，在我們宿舍，你們幹嗎呢？沒一起思考人生真諦？肖麗麗一下傻了，愣愣地坐了半天，突然一把摟住了我的脖子，放聲大哭：“嗚嗚……cao你媽，嗚嗚……我沒有。嗚嗚……cao你媽，嗚嗚……我沒有。”
關於女人，任紅軍有個著名的論斷：女人進了房，個個想上床。同樣著名的是他的“肥肉理論”：一塊肥肉擺在那裏，你不吃它，肥肉也會傷心的。所以每個紳士都應有仁慈之心，有心出心，有力出力，盡量別惹肥肉傷心。接下來就是技術活了，任紅軍泡妞十年，練出了一身招法精妙的絕世武功，稱之為《泡妞十三式》：第一式投石問路，第二式欲擒故縱，第三式圍魏救趙……，直到第十三式：直搗黃龍。此十三式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童貞女也為之瘋狂，離上帝隻有一忽米。而每次說起我94年的那一夜，任紅軍總要這樣總結：“不是女人不肯，隻怪男人太笨，你他媽的，豬，豬，豬！”
我向來不是高手，但豬也有豬的辦法。在1994年那個淫雨靡靡的夜裏，我抱她，她推開；我親她，她扭過頭去；我扯她的衣服，她就奮力掙紮。那張破床一直在大聲尖叫，最後兩個人都累得氣喘籲籲，我一身大汗，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隻好悻悻地住了手，這時她突然笑了起來，鄭重其事地對我說：“阿源，我們握握手吧，你應該找個更好的女人。”
接下來我們有很深的交往，但一直到最後，我也不知道她是幹什麼的。那天晚上她說她是賣保險的，我信了。過了十幾天她又說自己賣汽車，我大惑不解，說你不是賣保險嗎，她立刻改口，說對啊，汽車保險。又過了一些日子，她說自己是個會計，我說那汽車保險呢，她鎮靜地點點頭，告訴我：對啊，專職做帳，兼職賣汽車保險。
然後是樓麵部長、客戶經理、平麵設計師、質量檢測員……每一種都普普通通、薪水低廉，當我質疑的時候她就會說：“對啊，我最近跳槽了。”隻有一次她當上了領導，那天電視正在放“雨潤祛斑霜”的廣告：“雨潤祛斑，高效安全，還您一張光潔美麗的臉。”她捅捅我，說你看，這就是我們公司的產品，我是公司的人事主管，管不少人呢。
我冷笑起來，說原來我們是同事啊，我也在這家公司，幹了快一年了。她一下子愣住了，手腳亂抖，突然騰地站起來，大聲斥責我：“你說謊！你不在這家公司！你說謊！我……我開除你！”
那是她第一次哭，也是唯一的一次。她總是笑，淺淺的，卻很燦爛，令人心裏一暖。有一段時間我很討厭她說謊，但過了很多年，我終於明白，那些虛構的、普普通通的工作，其實隻是她的理想。這世上每一種理想都很了不起，名車豪宅、名揚天下，而唯有這個女人，當她走過我的身邊，最高的理想隻是得到一份普普通通、薪水低廉的工作。
她相貌普通，身份卑微，從沒穿過200元以上的衣服。她總是說謊，想象著能比真實的自己高貴一點，哪怕隻是一點點，卻從來無人理會。她躺在我吱呀作響的破床上，蓋著我破舊的、黴味濃鬱的毯子，微笑著握住我的手，是我的貧寒的新娘。從此以後，每一個跟我交歡的女人都帶著她的印記，不管她們多麼美麗，多麼高貴，我都將從她們的深處看見那個女人，她站在當年，站在原處，始終不改地微笑著，目光中一半幸福，一半憂傷。
天亮後女人走了，走前把屋子打掃得幹幹淨淨，還在枕頭上放了20元錢。晚上像往常一樣，帶著男人來到我們店裏，坐靠窗的7號桌，吃6塊錢的牛肉麵。吃完後給我一張百元大鈔，笑著說：“別找了，阿源，你挺可憐的。”
在我的記憶裏，1994年就像一幅靜止的油畫：永遠不停的雨、幽深的小巷、燈光昏暗的小飯店、一個女人坐在窗邊說謊，一個22歲的男人站在櫃台前，靜靜地看著她，看著那些謊言。
接著台風來了，綿綿細雨變成了潑天大雨，在一處廢棄工地旁邊，那個女人蹌蹌踉踉地跑了出來，她一身透濕，嘴角滿是鮮血，渾身顫抖著大喊：“搶劫，搶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