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是湖湘學派的發源地。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湖湘學派是耀眼於宋元明清的一大學術流派。衡陽這片文化厚土根植了獨具思想活力的湖湘學派，為傳統文化發展帶來了革命性景象。
一、理學與湖湘學派的源起
宋代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湖湘學派產生於衡嶽，它與宋代理學發展密切相關。
儒學發展在曆經千年不景氣之後，終於迎來了曆史性的真正複興。
這個複興的標誌就是新儒學——理學的誕生。宋代理學的發展，在中國曆史文化的長河中可謂百舸爭流，奇峰迭出。從北宋仁宗後期，由周敦頤、張載等思想家開始講學授徒，逐步形成自己的學派，此後到徽宗大觀元年(1107)程頤逝世為止，是理學形成與發展的第一階段，也是理學發展的第一座高峰。在其初始階段，就呈現了革新儒學的特點，學者們衝破唐以來“疏不破注”的經學教條，解經說經憑己意發揮，各自以經注我，著書立說，講學授徒，不同主張的學派和不同觀點的思想體係相繼創立，出現了自先秦學術文化發展以來又一次新的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麵。
湖湘學派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一個“變革”形式，是一種具有鮮明學術個性和重要學術影響的地域文化。它既內含了傳統文化發展的共性，又突顯了鮮明的地方學術傳承的個性。本書所講的湖湘學派，不是廣義上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一個時空範圍和對象較為廣泛的大概念，湖湘學派隻是湖湘文化中研究對象相對確定的一種學術傳承。學術界曾用“湘學”、“湖湘學”、“湖湘學派”或“湖湘文化”等概念來詮釋它。
湖湘學派就學術本質而言是宋明理學的一大學派。宋明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晚期主流思想文化的統稱。宋明理學是貫穿於宋、元、明、清的主流文化，它是儒學傳統的中繼變革形態。理學宗崇的還是孔孟之學，但它又不是一個學術觀點一統的學派，而是一個內部學派林立、學術各有主張的文化係統。像理學在北宋發軔之際，便有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張載的“關學”。到南宋便有朱熹的“閩學”，陸九淵的“江西之學”、呂祖謙的“金華之學”和胡氏父子的“湖湘之學”。湖湘學派的源起，主要是指南宋時期以胡氏父子開創後經張栻等人係統闡發的在湖南地區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大學術流派。從學術淵源來講，是理學南傳的結果。
二程之學南傳中的一派由程顥、程頤的著名弟子、號稱“程門四先生”之一的謝良佐開啟。謝良佐(1050—1103)，宋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字顯道，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進士。謝良佐受學於程顥、程頤兄弟，強調“窮理”、“居敬”為入“聖德”之門，著有《上蔡先生語錄》等。謝良佐將二程之學傳給了胡安國，胡安國又傳給其子胡宏，胡宏再傳張栻，是為程門理學南傳另外一支。因此可知，程顥、程頤之洛學分為兩支在南宋時向南方傳播發展，一支是從楊時經羅從彥、李侗到朱熹，這一派被稱為“閩學”，創始人為朱熹；一支是從謝良佐經胡安國、胡宏父子到張栻，這一派被稱為“湖湘學”，其創始人主要是胡氏父子和張栻。
南嶽衡山之所以能夠成為湖湘學派的發源地，是由南嶽衡山特殊的曆史文化地位所決定的。自魏晉南北朝以來，我國的政治和經濟文化中心逐漸由中原地區向南方轉移。尤其是到了南宋的第二次經濟重心大轉移，南方的經濟終於超過了北方，而兩湖地區的經濟文化也呈現了迅猛發展的態勢，出現了“湖廣熟，天下足”的局麵。南嶽衡山處於湘中盆地，自然條件優越，風景優美，曆史文化底蘊深厚，從魏晉南北朝開始，這裏即是江南重要的旅遊和宗教聖地，曆代許多社會名流、文人墨客來此覽勝；高僧名道來此修持弘法傳道，南禪由此遠播海內外。加之中原地區飽經戰爭的蹂躪和戰亂的劫難，而南嶽衡山地區遠離戰火，社會安定，所以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不僅僅是湖湘學子和儒家精英彙聚於此，更重要的是宋代政權被迫南遷後，一大批社會上有著崇高威望的名儒學者、朝廷宿耆相繼來到南嶽衡山，或者落戶，或者寓居，在此潛心學術研究，傳播理學，既為封建社會培養了大批有用的人才，又開創了湖湘學派。
湖湘學派肇始於南嶽衡山，也與南嶽衡山的書院有著密切的聯係。曆史上，南嶽衡山書院眾多，在我國書院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南嶽衡山的書院對發展我國的古代文化和教育發揮過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我國曆史上產生了湖湘學派。南宋初年，胡安國來到南嶽衡山定居，在紫雲峰下南嶽書院講授《春秋》之學，收徒傳業。於是，二程的洛學傳入湖南，湖湘學派也由此而發端。從此以後，南嶽衡山不僅是培育湖湘學派的搖籃，也是發展和傳播湖湘學派學術思想和湖湘文化的中心。
“湖湘學派”一名，是理學大師朱熹率先提出的，後經黃宗羲、全祖望的學案梳理，確認了湖湘學派的學術地位和獨特品性。
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如歸類學派，他是“閩學”的代表，但他與“湖湘學派”有著親密接觸和聯係。朱熹早年受業於胡憲，胡憲是胡安國的侄兒。朱熹的早期學術思想受胡氏父子影響較大，後與張栻交往至深，不能不說朱熹對湖湘學派有著特殊的關係。後來朱熹學術思想有了重要變化，他才成為湖湘學派的理論對手。朱熹遊學湖南時，湖湘學派的陣容和影響已經很大，而朱熹代表的“閩學”當時不及湖湘學派影響大。南宋後期理學家真德秀當時認為：“竅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盡管學術觀點不同，朱熹對湖湘學派還是仰慕已久的。他求學胡氏家學門下，與張栻會講南嶽、石鼓、嶽麓。他在當時理學學派林立中，對湖湘學派卻另眼相待，可見湖湘學派在當時是盛名一時的。明清之際，黃宗羲、全祖望撰纂的《宋元學案》對湖湘學派進行總括，認為“湖南一派，在當時為最盛”。《宋元學案》為湖湘學派梳理別類，以《武夷學案》、《衡麓學案》、《五峰學案》、《南軒學案》、《嶽麓諸儒學案》、《二江諸儒學案》等六個學案歸宗為湖湘學派。其中《武夷學案》以胡安國為代表，《衡麓學案》以胡寅為代表，《五峰學案》以胡宏為代表，《南軒學案》以張栻為代表，《嶽麓諸儒學案》以胡大時為代表，這幾大“學案”展示了湖湘學派的傳承關係。從《宋元學案》對湖湘學派的師承關係來看，胡安國——胡寅、胡宏——張栻——湖湘弟子，這個師承關係不是單向的湖湘學派內部的傳承，而與洛學、關學、閩學相互影響、相互助長，共同演繹了理學的變革與發展。
本書所言湖湘學派，是學術思想史上的一大學派，而非廣義的文化史上的湖湘文化。湖湘學派特指由胡安國開創，其子胡宏完成，並經張栻擴張的一大理學學者群體。這個理學群體有別於二程的“洛學”、張載的“關學”、朱熹的“閩學”，學術和理論主張純正心性、“體用合一”、內聖與外王並重以及重視躬行踐履、經世致用的帶有明顯地域文化特點的一大理學流派。而廣義上的湖湘文化，如從思想史角度去考察，就可以上溯至楚國，“湘學肇於鬻熊，成於三閭。宋則濂溪為道學之宗，明則船山抱高蹈之節”（葉德輝：《郋園書禮·答人書》）。
湖湘學派的發源地是衡陽的南嶽。胡安國晚年定居南嶽，潛心春秋之學和心性之學，其季子胡宏長期在南嶽講學和著述，發揮其父思想，後張栻從師胡宏門下，後又主講衡州石鼓書院和潭州嶽麓書院，光大了胡氏父子心性之學。因此，它是以南嶽為中心，以石鼓書院、嶽麓書院為重鎮，在湖南廣為流傳並對理學變革產生重要影響的一大學派。
當時理學還沒有像後來那樣形成以朱熹為代表的學術主流，理學內部亦是學派林立，百家爭鳴。理學兩大重要學派，一派是湖湘學，一派是閩學。湖湘學派的代表是胡氏父子和張栻，閩學的代表是朱熹。這兩大學派各有師承，各有主張。黃宗羲在梳理這兩大學派的關係時說：“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考亭朱氏，此一派也。上蔡傳之武夷胡氏，胡氏傳其子五峰，五峰傳之南軒張氏，此又一派也。”（《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四）無論是湖湘學派，還是閩學，他們宗的都是二程之學。他們師承的雖是二程之學，但卻各行自己的學術主張，於是理學傳承中就有湖湘學派與閩學之別，又有了盛名千古的朱張會講。在朱熹看來，衡陽是當時湖湘學派的中心，他說：“衡湘，胡氏父子兄弟及南軒講學地也。”（《宋元學案·清江學案》）正因為衡陽發育了湖湘學派，並由此影響到湖南全境，才有“衡湘”之稱。
1982年秋天，當代國學大師任繼愈先生在衡陽參加“紀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後，路經長沙，賦詩懷古：“伊洛衡湘一脈通，霜天紅葉古今同，可知嶽麓山頭月，曾伴赫曦台畔風。”在任繼愈先生眼中二程的洛學與湖湘學派也是一脈相承的，任先生借用朱熹的說法，用“衡湘”來言湖湘文化，這裏麵就內含更深一層的文化意義了。
二、胡安國衡嶽開山湖湘學派
南嶽是湖湘學派的發源地。胡安國在南嶽開山了湖湘學派。
胡安國(1074—1138)，字康侯，宋建寧崇安（今福建崇安）人，世家出身。胡安國自幼聰明才智過人，博聞強記，17歲入太學學習，為程顥、程頤私淑弟子，受業於程頤和二程之高足、有著“程門四先生”之稱的上蔡謝良佐，深得洛學之精要。北宋宋哲宗紹聖四年(1097)進士，被擢為太學博士。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胡安國被任為提舉湖南學事。後因不肯阿附，拂逆權臣，為蔡京、耿南仲等所惡，被除名回福建，遂閉門研習《春秋》。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原與蔡京政見不合的張商英重新被起用，任宰相，於是任命胡安國為提舉成都府內學事。胡安國以父母年事已高為由，請求在家侍奉父母。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又被任命為提舉江南東路學事，亦未赴任。父親去世後，胡安國遂稱病不出，並於父親墓旁築茅舍，準備終身過農樵耕讀生活。宋徽宗宣和末年(1125)和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又先後三次辭官不受。是年，金兵直逼北宋京城開封，宋欽宗在主和派的支持下，派人向金人求和。胡安國聞之後，憤而致書龍圖閣直學士、二程之高足楊時，極力反對議和。6月，他被宋欽宗召見，對整頓朝政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
靖康二年(1127)五月趙構即位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是為高宗，改元建炎。胡安國上書高宗，痛陳自宋徽宗崇寧以來朝政的“九弊九失”，被召為給事中。因當時宰相黃潛善專權，放逐主戰派李綱、張所，殺上書言事的太學生陳東與歐陽澈。建炎三年(1129)至紹興元年(1131)，胡安國又先後兩次辭授官祿。由於高宗的多次遣使催促，才於紹興二年(1132)去臨安（今杭州）就職給事中、中書舍人。他向宋高宗獻上時政論21篇，力陳恢複中原的方略，又因反對重用議和派宰相朱勝非要求去職。不久，胡安國受命兼侍讀，專講《春秋》。紹興三年(1133)，胡安國請求在外研習《春秋》，編集成書，不當講席，獲準後遂離開臨安，來到南嶽衡山。他在南嶽紫雲峰下買地築室定居，取名為“碧泉書堂”，在此五年不出山，春秋代序，“獨坐秉筆”，“身山林而心魏闋”，專心致誌著《春秋傳》凡30卷。有感於宋室南渡後的時勢，借史事來寄寓其愛國感情。《春秋傳》是胡安國嘔心瀝血的代表作。“深慮大義之莫明，而思所以引君於當道。”書成後上奏朝廷，宋高宗閱後甚悅，認為深得聖人之旨，擢為寶文閣直學士，並賜銀絹若幹。《春秋傳》以史為鑒，闡明君臣、夷夏大義於天下，對後世影響很大。元代，《春秋傳》成為科舉取仕的教科書；明代，《春秋傳》依然是科舉的主要教科書。胡安國為纂修《春秋傳》，不分寒暑，夜以繼日，廢寢忘食，以至於身體健康狀況日下，疾病日益加重，於紹興八年(1138)四月十三日在書堂逝世，享年65歲。胡安國去世後，宋高宗諡其為“文定”，故後人稱為“胡文定公”。
胡安國一生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榜。他生當宋朝衰落腐敗、祖國大好河山遭受金國侵犯時期，親見中原大地淪陷，生靈塗炭，為此深感痛憤。他滿懷愛國主義激情，嚴厲痛斥主和派的誤國，政治上對北宋後期以來的吏治敗壞、奸臣弄權、朋黨猖獗的種種弊病十分不滿，提出革新朝政的主張：“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複正。”胡安國專治《春秋》之學，提倡尊王賤霸，安夏攘夷，引經議政，正言直色，誌在匡濟時艱，恢複中原。他建議朝廷“當必誌於恢複中原，祗奉陵寢；必誌於掃平仇敵，迎複兩宮（指宋徽宗、宋欽宗二帝）”。胡安國的《春秋》之學中維護民族尊嚴的愛國主義精神，深深地影響到後來的湖湘學派。他自登第到謝事，凡40年，但實際履政卻不及六載，視功名利祿、榮華富貴如浮雲。故謝良佐由衷地讚歎胡安國道：“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鬆柏挺然獨秀者也。”他的《春秋傳》自明代起就被推崇為正宗理學之代表作，定為科舉考試的專用書。此外，胡安國還著有《資治通鑒舉要補遺》等。
胡安國有三子：胡寅、胡寧、胡宏，其中以胡宏的學術成就為最。據《南嶽誌》記載，現在居住在南嶽衡山附近的胡姓族人，就是胡安國的一支後裔。
胡寅(1098—1156)，字仲明，世稱“致堂先生”。胡寅本來是胡安國從兄胡淳之子，由胡安國養為己子。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進士。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為秘書省校書郎，從二程之高足、“程門四先生”之一，時任國子監祭酒的楊時受學。後漢奸張邦昌稱楚帝，胡寅憤而棄官歸隱。建炎三年(1129)，張浚推薦他為駕部郎官，旋擢起居郎。他上書宋高宗，力陳抗敵大計，並論苟安議和之非，辭氣十分激切。紹興年間(1131—1162)，任中書舍人，反對朝廷遣使入金。曾先後知嚴州（今浙江建德）和永州（今湖南永州），後官至禮部侍郎。在秦檜當權時，政見不和，剛直不阿，受秦檜猜忌，於是以其譏諷朝政而落職。秦檜死後，官複原職。胡寅落職後，隱居南嶽衡山，曾遍遊南嶽之勝業寺、銓德觀、石頭庵、上封寺、福嚴寺、朱陵後洞、方廣寺等處，寫有《登上封三絕》、《上封登高》、《題勝業悅亭》、《自勝業寺過銓德觀》、《題銓德秋聲堂》、《遊山十五絕》等詩多首，上封寺中原有胡寅的“穹林閣”題額。胡寅生平誌節高而豪邁，一生充滿愛國激情，數次上書要求恢複中原。著有《讀史管見》和《論語祥說》等書，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一書中述及胡寅之師友淵源時稱之為“衡麓學案”。他的詩作為《斐然集》，被收入《四庫全書》。
胡寧，字和仲，世稱“茅堂先生”，胡安國幼子。以蔭補官，召試館職，除勅令所刪定官，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後因其兄胡寅開罪於秦檜，出為夔路安撫司參議官，再知澧州（今湖南澧縣），不赴任，又主管台州（今浙江台州）。胡寧博覽經史群書，其父胡安國定居南嶽衡山著《春秋傳》時，收集資料和編纂等工作，均由胡寧一手完成。他還自己著有《春秋通旨》，作為胡安國《春秋傳》的輔導讀物。據說秦檜對他說：“先公春秋議論好，隻是行不得。”胡寧回答說：“惟其可行，方是議論。”
胡宏(1106—1062)，字仁仲，世稱“五峰先生”。以蔭補右承務郎，紹興年間(1131—1162)，胡宏曾多次上書朝廷，要求抗金複仇，收複失地。胡宏在南嶽衡山的碧泉書堂講學和著述，繼承和傳播父親胡安國的學問和學術思想，四方來求學者如雲。這批學者深受胡宏的影響，在政治上主張抗金，反對秦檜議和；在學術上主張經世濟用，反對空疏虛妄，由此而形成了自南宋一直影響到現在的“湖湘學派”。胡宏就是這個學派的真正創始人。他在碧泉書堂後麵建樓藏書，取名為“春秋樓”。碧泉書堂側麵開辟一池塘，名曰“春秋塘”，均是用以紀念其先父胡安國所著《春秋傳》的。
在學術思想上，胡宏雖然師事於楊時和侯仲良，但其真正所學和所傳的卻是其父胡安國的學術思想。他援佛學禪宗思想入儒家的理學之中，認為所謂的“天命”與“天理”就是“性”，即人性，而“性”即是“心”，因此強調“聖門功夫要處隻在個敬”，屬主觀唯心主義，對明代王陽明的“心學”有一定的影響。著有《知言》、《皇王大紀》以及被收入《四庫全書》的詩文集《五峰集》5卷。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述及胡宏的師友淵源，稱為“五峰學案”。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對胡宏的評價甚高，說：“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卒開湖湘之學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