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在回憶當年為船山民族思想申義時說：“吾為船山申義，前署數語曰：‘張李時代，為他人驅除難，以致其國，天下迄定，而船山方殫精著書。洪楊時代，天下一轉捩，其所以驅除焉者，仍不異疇昔，天下亦迄定，而船山之書，一於是時切深著明。’果也，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說大張，不數年而清室以亡。今其亡也，已五十年矣，從而重理舊說，應另有一種看法。吾首引船山一條：‘自拓跋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為中國之民’雲雲。船山認為天地之紀，亂而不可複理，為乾坤將圮之兆。此在愛新覺羅氏入關以後，侈號龍興，船山誌在鼓勵本族，從事光複，自不得不如是立說，且其時滿漢之別甚嚴，婚姻有禁，官職區分，以滿洲言，尚無冒吾族姓之跡，而吾自亦不似元時無恥，以漢人而竄易其名為不骨都、拔古台等等。不過滿洲人關二百餘年之久，勢浸微浸弱，逮光緒末造，滿人自危。……此船山太息於拓跋氏興時，今乃廣行於清室亡後，跡象相同，而情勢大異。中國本是多民族國家，漢滿並肩生存，漢人並無何項異議。當年革命，亦求推翻滿族統治而已。今新形勢如此，船山遺書，吾亦當於字裏行間求之，不應泥而不化也。”（章士釗《疏黃帝魂》）章士釗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代表性人物，他對船山民族主義的看法比較貼切反映了他那個時代思想變化的軌跡。辛亥革命不單純是結束異族統治，更重要的是推翻封建帝製。船山學強烈的民族主義適應了辛亥革命反清排滿的需要。但中國又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的覺醒不隻是漢族的覺醒，中國的強盛不隻是漢族的強盛，因此變革中國、強盛中國，就必須走出狹隘民族主義的局限，以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為重，因此要以新的眼光去審視船山民族主義。
2．曆史憂患意識
船山思想顯現了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船山畢盡一生心血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總結，其旨在複興中華文明。在他的眼中，一個沒有憂患意識的民族終究要被曆史發展所淹沒，一個沒有憂患意識的文化終究會被文明進步所淘汰。船山是以一種浸透民族、民生的憂患意識來審視曆史、通鑒古今的。他說：“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通讀鑒論·卷末·敘論四》）
船山親曆了明清變故的亡國之痛，但他能從明清變故的曆史巨變中感悟到文明的衰敗導致民族的衰敗、國家的衰敗這一無法抗拒的曆史之勢，他“退伏幽棲，俟曙而鳴”（《薑齋文集》卷八、《章靈賦自注》），以不甘沉淪的心誌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麵清理和批判總結，以振興民族為己任，意識到民族的興衰、國運的興盛根本在於中華文明的昌盛。正是這種強烈的文明憂患意識對近代的思想啟蒙產生了直接的文化動因。船山學之所以成為近代啟蒙思想的一麵旗幟，一個重要方麵就是船山的憂患意識喚醒了民族自強的覺醒精神。“中國今日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數於夷狄，何嚐有一毫所謂夏者，即求並列於夷狄猶不可得，乃雲變夏乎？”（譚嗣同《上歐陽中鵠書》）中國的衰敗，是一種文明的衰敗，對亡國憂慮實際上是對文明衰落的憂慮。拯救中國，必須從改造文明著手，“保種保教，非保之於今日，蓋保之於將來也。”（譚嗣同《南學會答問》）“王船山氏平生所著書，自經義、史論以至稗官小說，於種族之戚、國家之痛、呻吟嗚咽，舉筆不忘……”（楊毓麟《新湖南》）“亡國多才，自古而然。王船山者，亡國之一國民也，故其言皆亡國之音，所說多亡國之慘。今繹其義，可得而言。”（章士釗《王船山史說申義》）受船山憂患意識影響的主要是知識階層，“清末民初之際，智識階層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作很熱烈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梁啟超《儒家哲學》）。知識階層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他們的覺醒直接受到船山憂患意識的影響。
船山學社第一任社長劉人熙在創辦《船山學報》時，便開宗明義闡揚船山的憂患意識：“《船山學報》何為而作也？憂中華民族而作也。……黃帝四千六百九年，武昌一呼，南北響應，此豈一手一足之烈，亦豈適逢其會之數十人所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哉！民國已創建矣，繼自今幸而建設日新，奠槃石苞桑之固，凡我同胞，皆食數聖人之舊德與曆代逸民遺耈憂患不所餉遺也，故曰殷憂啟聖，多難興邦。居不幽，誌不廣，思不深，誌不遠，眾人不憂而聖人憂之，有聖人之憂而火盡薪傳，得多數之誌士仁人以分其憂，而因以導眾人之憂，令國家危而不亡。”（劉人熙《船山學報敘意》）辛亥革命雖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創建了民國，但無數先烈圖強中華的理想卻被袁世凱稱帝化為一枕黃粱，政局混亂，社會動蕩，外強欺淩，民族生存與興亡的矛盾更為激烈與突出，不甘亡國亡種的仁人誌士，“憤政府之昏，悲列強之侵淩，人人有亡國滅種之懼。懼則思，思則變，變則通”（劉人熙《船山學報敘意》）。在這個特定的曆史時期，船山的憂患意識已由單純憂種族興衰升華為憂民族興衰，憂家國興亡升華為憂天下興亡，並成為凝聚人心的一種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時代精神了。中華民族要自強於世界、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必要弘揚憂國憂民的船山學，“獨立之國，不可無獨立之教育；獨立之教育，不可無獨立之學術；獨立之學術，不可無獨立之精神。不佞湘產也，在湘言湘，顧與湘人士昌明正學，以新吾湘；又民國之一分子也，願廣船山於天下，以新天下”（同上）。劉人熙把船山學視為中華民族“獨立之精神”，並以“獨立精神”去革新天下，複興中華，成為一種時代的共識。
3．文明進化思想
船山學對近代中國的啟蒙，不僅表現在以強烈民族愛國主義激發民眾鬥誌，還突出表現在其卓越的文明進化觀對社會變革的影響上。
自嚴複翻譯《天演論》後，中國思想界開始真正麵向世界，麵向西方文化，希冀從改變世界麵貌的西方文化中尋找變革中國社會的文化動力。在西方進化論傳入中國之前，躁動的思想界已從風行的船山學中找到了文明進化的有力武器，當時思想界對船山學的闡揚，主要是以倡行船山的民族主義來反清排滿，但不少有識之士已跳出狹隘的種族觀念，以文明進化的眼光來認識船山民族思想，使船山民族思想具備了深邃而廣闊的文化視野。現代學者熊十力在分析船山民族主義思想對辛亥革命的影響時，就以文明進化來擴展其民族主義，極為精妙。熊十力指出：“清季學人，都提倡王船山民族主義。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響極大。然船山民族思想，確不是狹隘的種界觀念。他卻純從文化上著眼，以為中夏文化是最高尚的，是人道之所以別於禽獸的，故痛心於五胡遼金元清底暴力摧殘。他這個意思，要把他底全書融會得來，便見他字字是淚痕。然而近人表彰他底民族主義者，似都看做是狹隘的種界觀念，未免妄猜了他也。他實不是這般小民族的鄙見。須知中夏民族原來沒有狹隘自私的種界觀念；這個觀念，是不合人道、而違背真理、且阻礙進化的思想，正是船山先生所痛恨的。”（熊十力《十力語要》）熊十力認為船山“誌在中夏文化之複興”，他的民族主義立足於文明進化，船山是以文明進化來衡量民族進步與興衰的。文化落後的民族統治文化發達的民族，野蠻未開發的民族統治文明開發的民族，這不是曆史文明的標誌，而是一種曆史的倒退。船山的曆史觀和民族主義包含著一種深刻的文明史觀。這是熊十力對船山學的可貴發掘。
船山文明史觀是船山學中具有近代意蘊的思想。在船山看來，人類的曆史、民族的曆史都是一個不斷向上發展的文明進化過程。人類是不斷由低級的野蠻狀態向高級的文明狀態發展，讓尚處在低級文明狀態的民族統治已經處在高級文明狀態的民族，這是悖於曆史規律的，是一種曆史的退步。船山嚴於夷夏之防的民族主義，其核心就是這個人文進化思想。當然船山以文明標誌去嚴夷夏之防，有其華夏中心的片麵之處，也包含了明清變故華夏易位對個人民族情感的衝擊與傷害，但他畢竟站在人類文明進化的曆史高度，闡釋了人類曆史發展這一不可違背的進化規律。船山的文明進化觀帶有明顯的近代傾向，這在船山之前的思想家中是聞所未聞的。這種從本土文化中產生的曆史進化論切合了近代社會的變革需要。
在言及船山民族主義情懷時，人們往往注意到船山華夏中心論的一麵，認為船山太重華夏文化，輕視其他民族文化，而忽略文明進化的一麵。究實而言，以文明進化去認識社會與民族進步才是船山民族主義思想立足的根本點。
船山民族主義是強調夷夏之別的。但船山夷夏之別，根本在文野。所謂文野，也就是文明狀態與野蠻狀態的區分。在船山看來，中國的曆史是一部由野蠻向文明進化的曆史，世界的曆史也是由野蠻向文明進化的曆史。在文明進化的曆史過程中，中國文明進化的時間比其他民族要早，中國文明進化程度比其他民族要高。但文明又不是哪一個民族獨有的，一個民族文明發展也不是永恒不變的。“由此觀之，船山論學，始終不脫人文進化之觀點，遂以綜會性天修為以為說，其旨斷可見矣。”（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4．民權、民生意識
以民權反對君權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一項基本任務。
對船山弘揚最力的是譚嗣同。譚嗣同不僅極力主張以船山的民族思想來反清排滿，他還大力標舉船山的民權思想來批判君權一統的傳統社會。
中國傳統文化呈現出一種濃厚的具有東方文化意蘊的人文主義。這種以人為本的人文傳統主張“民本君輕”。但在2000多年君主一統的封建社會中，“民本”不可能成為現實，隻是曆代儒者的一種理想追求。譚嗣同認識到變革傳統中國，必須革新帝製，提倡民權。他認為船山的民權思想充分體現了“民本”的優秀傳統，是孔子以後最能表現民生權利和民生願望的思想觀點。他說：“三代以上，人與天親。自君權日盛，民要日衰，遂乃絕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祀天，天下人望天子儼然一天，而天子亦遂挾一天以製天下。天下俱卑，天子孤立，當時之強侯因起而持其柄，然民之受製則仍如故也。孔子憂之，於是乎作《春秋》。《春秋》稱天而治者也，故自天子、諸侯，皆得施甚褒貶，而自立為素王。《春秋》授之公羊，故《公羊傳》多微言。其於尹氏卒雲：‘譏世卿也。’卿且不可世，又況於君乎？諸如此類，興民權之說，不一而足。……孔子之學，衍為兩大支：一由曾子，再傳而至孟子，然後暢發民主之理，以竟孔子之誌；一由子夏，再傳而至莊子，遂痛詆君主，逃之人外，不為時君之民，雖三代之君悉受其菲薄，雖似驕激，實亦孔子之真傳也。持此識以論古，則唐、虞以後無可觀之政，三代以下無可讀之書，更以論國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純是興民權之微旨；次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亦具此義；顧亭林之學，殆無足觀。”（《譚嗣同全集·書簡》）在譚嗣同看來，中國社會原本就有“民權”傳統，但由於封建帝製的壓製，“君權”剝奪了“民權”。雖然孔子開啟了重民之說，其後由孟子演繹“民本”之理，由莊子否定君主之國，但他們都沒有真實反映出孔子重民的真實意圖，唯船山反映了孔子人學的真傳。譚嗣同如此提煉船山的民權思想，顯然受到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響，有著明顯的文化啟蒙要求。雖說船山“民權”思想與西方近代民權思想有很大不同，船山重在民生的權利，西方重在民主的權利，但船山表達了一種強烈的具有本土色彩的人本主義。我們不能因為中國在辛亥革命前長期處在封建社會這一社會結構，就簡單否認中國文化特有的人文傳統。歐洲由中世紀邁向近代社會，其文化標誌就是文藝複興，就是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的人文傳統的重新發掘並賦予一種新的時代內涵，讓沉寂的傳統煥發出時代的鮮活生命力。中國晚清的文化啟蒙一方麵借助了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另一方麵則是闡揚傳統中那些具有革新傳統的近代文化因素。縱觀中國近代社會變革，民主、民權思想的倡導是促使中國走出中世紀的思想先導。中國的民主不可能一夜之間完成，從船山的人文啟蒙，到西方科學與民主的啟蒙，再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啟蒙，這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複雜的心路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