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民力”在船山的經濟思想中，有這樣幾個基本原則。
一是養民以田。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傳統社會人們一個美好的憧憬，船山對三代之治頗為賞識，認為王者“不擅天下之土”，而民有其田。船山認為，無論是“人君”，還是百姓，他們在人之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都是天地生人。既然人君也是天地之生人，百姓也是天地之生人，那就不能“擅天下之土”（《讀通鑒論》卷十四）為私有，“役其人，不私其土，天之製也；用其有餘之力，不奪其勤耕之獲，道之中也；效其土物之貢，不斂其待命之粟，情之順也；耕者無虛取之憂，不耕者無幸逃之利，義之正也”（《讀通鑒論》卷二十）。船山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見解，“有力者治其地”（《噩夢》）。不難看出，船山否定土地為君王私有的看法，已經透露出一種鼎新革故的時代啟蒙精神了。
二是重農務本。中國傳統社會一直是個典型的農耕社會，而重農又是發展農耕生產力的務本之策。船山說：“以治民之製言之，民之生也，莫重於粟；故勸相其民以務本而遂其生者，莫重於農。”（《讀通鑒論》卷十四）所謂“治民之製”，也就是講治民的基本方略。從治國方略來講，國之本是民；從發展生產的具體謀略來講，農又是經濟之本。“國以民為本，有民而後國可為；民以農為先，有農事而後民可用。”（《四書訓義》卷二十九）船山之所以重農，是因為他看到發展農耕生產，不僅是解決民之生存的根本大計，亦是穩定民心社稷的大事。船山講“民以農為先”，關鍵是要讓“民自謀其生”，“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者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馳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故勿憂人之無以自給也，藉其終不可給，抑必將改圖而求所以生，其依戀先疇而不舍，則固無自斃之理矣。上唯無以奪其治生之力，寬之於公，而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餘力以營之，而無不可以養人”（《讀通鑒論》卷十九）。
在重家務本的同時，船山還意識到商業流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他說：“大賈富民，國之司命”（《黃書·大正》），“開民之利，勸之以耕，使裕以養，而流通其餘，以供日用之需，所以貴之也”（《讀通鑒論》卷二）。以農為本，農商並舉，這是船山發展社會生產以裕民力的基本觀點。
三是還兵於農。中國有史以來，朝有紛爭，代有戰亂，自然離不開用兵。繁於用兵，則易傷農，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於國於民不利。船山認為，“兵出於農”，要“善用之”，他說：“秦、項已滅，兵罷歸家，何其罷歸之易而歸以即乎安？古者兵皆出於農，無無家者也，罷斯歸矣。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趙之師，不戰其地，不憂其人，無閭井之怨，而善用之，則漢抑有‘民相聚山澤不書名數者，複其故爵田宅，教訓而優恤之’之詔，是可為後世師者也。無所侵傷於民，而禁其仇殺；非有官爵田裏，而為之授以隙地；寬假以徭役，而命為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餘之卒，熟計而安存之，奚患亡術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為之所。國不靡，農不困，兵有所歸。下令於流水之源，而條委就理，不謂之有‘大略’也得乎！”（《讀通鑒論》卷二）船山對劉邦“甫一天下”便“罷兵歸家”的做法頗為賞識，認為“兵有所歸”，是從安邦之“源”上解決民生的大計，還兵於農，這樣“農不困”自然“國不靡”。養民之道與用兵之道源於一轍，都是安邦定國之“大略”。船山十分注重處理用兵之道與養民之道的關係。“有國者不可不知兵。知兵之所由勝，必先知兵所由出；所由出者，斯民生死之大故也。三代之製以兵為農；流及既衰，以農為兵。夫農者，幾盡乎人之類，固可益者也。益之不已，而又益之，是盡可取其民而戰之矣。戰國之戰也，斬首者至數十萬，前古所未有，而亦後世所幸見。此數十萬者，孰使之靡肝腦於一旦哉？兵農合一之說戕之也。”（《春秋世論》卷三十）船山認為“兵農合一”不可取，兵是兵，農是農，不能混淆二者的界限。兵是為戰存在，農的使命是生產。如“以兵為農”，結果是既“廢兵”又“廢農”，導致“天下殆乎無農”。“善治民者，廣生以息民。”（《詩廣傳》卷一）船山強調治國不能以兵事為目的，而要以發展生產力為“先務”，還兵於農的目的就在於“裕民力”，把社會生產力從兵事中解放出來，隻有民力充足，社會生產才能發展，民生安康才會有現實的經濟條件，家國太平才會有穩固的經濟基礎。
3．“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公平社會財富
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船山有一個很重要的主張就是“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
“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是船山“公天下”社會圖式的一種經濟學上的解說。如何“大公”天下，一直是數千年中國仁人誌士追求的社會理想。船山對於這個理想有著自己的理論思考。在政治上他主張“依民立國”，重視民眾的國家主體作用；經濟上他主張耕者有其田，“富國裕民”，尤其是他主張以民生為本，民生為重，公平社會財富，帶有強烈的時代啟蒙要求。
中國封建社會數千年來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沿襲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國家是一姓之天下，社會財富是君主和貴族的私有財產，百姓根本沒有分享社會財富的權利。船山對這種財產私有製進行了尖銳批判，認為土地是天下之土地，不是君王個人之土地；財富是天下之財富，不是君王個人之財富。公天下要以民生為本實行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船山認識到封建專製製度尤其是“家天下”造成社會生活普遍不公現象，像天子“斂天下之財”，王者“擅天下之土”，“有司酷，裏胥橫”、“艾削其民”，強豪“狹利占地”，還有“交兵毒民”、“苛政繁役”等無不“盜國傷民”、“殫民生計”，以致社會“貧富代謝之不常”（《宋論》），船山把這些現象歸之於“私天下”的惡果。
“私天下”的惡果之一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懸殊。船山意識到社稷之亂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財富分配不公，社會貧富不均，“聚錢布金銀於上者，其民貧，其國危，聚五穀於上者，其民死，其國速亡”（《讀通鑒論》卷十九）。既然貧富懸殊、分配不公是觸發社會動蕩不安的重要原因，那安民固本便要在公平財富、“相若”貧富上找出路。船山認為財富本來是天下的財富，“財皆天下之財”（《四書訓義》卷二十八），天子不能獨享富貴，農民也不能獨守貧困，治天下要有“道”，這個“道”便是“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的“養民之道”，“裕民之道”，予人民以社會財富的公平分享權。天子不獨有富貴，農民不獨守貧窮。他說：“治天下以道，未聞以法也。道也者，導之也，上導之而下遵以為路也。封建之天下，天子僅有其千裏之畿，且縣內之卿大夫分以為祿田也；諸侯僅有其國也，且士大夫分以為祿田也；大夫僅有其采邑，且家臣還食其中也，士有代耕之祿也，則農民亦有其百畝也；皆相若也。天子不獨富，農民不獨貧，相倣相差而各守其疇。”（《讀通鑒論》卷五）船山對三代時的“封建”財產所有製比較認可，認為從天子到臣子乃至農民既各有其分，有各有其產，這樣的財富分配是“相若”的。天子雖然位至尊之位，但也不能獨占天下財富，農民雖然地位低賤，但也不能讓其失去保證基本生活的財產，做到天下的財富在富人與窮人之間進行合理的分配，這樣的社會才是真正的“王政”。
八、船山思想對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影響
船山思想對於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革是從思想文化啟蒙開始的。用梁啟超的話來概括，思想啟蒙的“原動力”在於以船山為代表的早期啟蒙思想的“複活”。為戊戌變法而獻身的譚嗣同甚至形容船山思想為“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船山思想這聲“春雷”為近代中國社會變革釋放了巨大的思想動能。
船山思想在晚清成為社會變革和民族覺醒的一麵耀眼的思想旗幟。
1．民族愛國主義精神
船山是民族魂的典型代表。船山一生風骨嶙峋，誓不降清；絕筆崢嶸，複興華夏。他的人格和思想成為民族複興的人格象征。在晚清，無論是維新鬥士，還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先驅，他們都奮力高揚船山思想這麵大旗，根本原因在於船山思想充滿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凝聚了民族精神的精魂所在。這種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既是中華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所在，又是中華文明數千年連續發展的基本內核。在晚清國運衰敗、民族存亡的關鍵時期，唯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才能喚起民心、集合民誌，以圖複興中華之大業。船山學的昌盛可以說是民族複興的先聲。
譚嗣同是近代中國為變革傳統、革新帝製而獻身的第一人。他是在船山學的直接啟迪和熏陶下走向變法之路的。他坦言維新變法的文化使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以續衡陽王子之緒脈”，以承繼船山的民族大義和愛國主義為己任。譚嗣同高揚船山思想旗幟，獻身維新變法，對當時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極大的觸動。當時湖南出現一大批變法圖強的誌士。楊度就感歎不已：“惟有船山一片心，哀號匍匐向空林。”他把複興民族的希望寄托在發揚船山精神的湖南人身上。1903年楊度東渡日本寫下一首回腸蕩氣的《湖南少年歌》，在沉鬱的歌詠中道出了湘人不屈的心聲：“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湖南人在近代中國的率先崛起，從思想淵源上講，就是船山精神的複興。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領袖陳獨秀對湖南人在近代中國所發揮的作用倍加讚賞，他認為湖南人有一股自強不息、勵精圖治、拚死抗爭的奮鬥精神，就是湖南人的這種精神喚醒了沉睡的中國，而湖南人這股精神是從船山開始的。他說：“不能說王船山、曾國藩、羅澤南、黃克強、蔡鬆坡，已經是完全死去的人，因為他們橋的生命都還存在。我們歡迎湖南人的精神……”（陳獨秀《歡迎湖南人的精神》）章士釗在上海主筆《蘇報》，鼓吹反清排滿，高揚民族主義，對船山民族主義思想推崇極致，“太炎於前朝遺老，推服船山至上，其所為推服之故，則在船山人山惟恐不深，誌與‘群胡’斷絕關係”（章士釗《疏黃帝魂》）。1903年《蘇報》遭清廷查封，章士釗繼辦《國民日報》，並撰文《王船山史說申義》，以演繹和宣傳船山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由於當時思想界對船山民族主義廣為宣傳，船山思想在全國盛為流傳，對日後辛亥革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主旨是“三民主義”，其首義便是民族主義。1905年8月，孫中山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等，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就在《中國同盟會本部宣言》中以船山等誌士仁人作為民族複興的思想旗幟的：“維我黃祖，恒恒武烈，戡定亂祻，實肇中幫，以遺子孫。有明之世，遭家不造，覯此閔凶，蕞爾建虜，包藏禍心，乘間窺隙，盜竅神器。淪衣冠於豕鹿，夷華胄為輿台，遍綠水青山，盡獸蹄鳥跡，蓋吾族之不獲見天日者二百六十餘年。故老遺民如史可法、黃道周、倪之潞、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諸人，嚴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帶沉淪之隱，孤軍一旅，修戈矛於同仇，下筆千言，傳楮墨於來世。或遭屠殺，或被焚毀，中心未遂，先後殂落。而義聲激越，流播人間，父老遺傳，簡在耳目。”孫中山先生是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在他看來，變革中國，推翻帝製，首要的還是高揚民族主義旗幟，隻有以王船山這樣以民族、民生大義為重的人為榜樣，才可能集合民心、凝聚民誌。孫中山推崇船山，實際上是把王船山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人格象征加以褒揚的。因此，船山學對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思想啟蒙首先是從民族愛國主義開始的。無論是維新變法的革新帝製，還是辛亥革命的反清排滿，都是以民族主義為其思想基點的。當然晚清社會對民族主義的高揚，帶有一種強烈的反清排滿傾向，但隨著時代變革的演進，民族主義已不局限於狹隘的種族觀，而擴展為“五族一家”（楊昌濟語）的大中華民族覺醒了。這一點，可以從章士釗等人倡導船山民族觀的思想變化軌跡見出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