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唐四傑”中，王勃年紀最輕，名聲最大。關於“初唐四傑”的排名，後人爭論很多，但不管如何爭議，王勃都名列首位。
他的才華早早賦予他與年齡不相符的盛名，而他的儒學家教並沒有令他的性格變得穩健。因為年輕，當之無愧的年輕，所以有任性妄為的輕狂。
二十歲時，王勃通過了一個特殊的考試，進入宮廷，擔任了沛王府修撰，成為沛王李賢王府中的一名文學屬官。因為年紀相仿的緣故，王勃很快博得了李賢的歡心。
從太宗朝開始到玄宗，唐宗室都有鬥雞的愛好（唐高宗本人不喜歡），李賢也不例外。某次他與英王鬥雞，王勃為討他歡心，寫了一篇《檄英王雞文》。這篇給沛王助興的文章，模仿了軍事檄文的寫法，滑稽又特別不莊重。
文章流傳開來，原本讚王勃為奇才的高宗，怒而批道：“歪才，歪才！”高宗之怒並非無由，二王鬥雞，王勃身為屬官，不加勸誡，反而寫作檄文，有意誇大事態，是失職。小懲大誡，一道聖旨降下，王勃被罷職，逐出王府，逐出長安。
我很能理解高宗的憤怒，他對李賢的看重，好比是看到兒子身邊一幫不學好的人，唯恐把兒子帶壞了，做父親的首先想到的是讓這些人遠離。雖然他更應該反省的，是李唐皇室這悠久的家風和他自己對兒子的教育。
可能有人會覺得王勃冤，我倒覺得未必。王勃身為皇子的屬官，不是等閑玩伴，所謂“在其位，謀其政”，他的職責之一，就是勸諫、約束皇子的行為。不管李賢聽不聽，這是他的責任，像貞觀朝的魏徵對太宗的態度，才是正道。
如果做不到，最起碼，他可以做到，不為了刻意討主子的歡心，去作滑稽文章。才華不是用來這麼不務正業的。
即使是以王勃自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理念來看，他的行為也是不妥的，已然違背了某種準則，趨向於佞臣，長此以往，若真的位高權重，真是不堪設想。無論高宗遷怒之下的處罰是否過重，王勃首先是錯了。
這還隻是開始，他的一生，總是重複著這樣那樣輕率的錯誤，讓人又憐又恨。說起王勃，人們總愛說他英年早逝，言語之間充滿了憐惜，仿佛是命運對不住他，然而他根本的問題，在於性格的輕率。
有才而無智，總是叫人惋惜的，若再添上少年的魯莽，那就更要命了！
莫令別後無佳句
《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最著名的作品。那時他還在長安。他有一位姓杜的朋友要到四川去做縣尉，王勃為他送行，寫下了這首詩。
依據唐代的官製，一個縣的行政長官稱為“令”。縣令以下有一名“丞”，處理文事，有一名“尉”，處理武事，所謂“文丞武尉”，是協助縣令的助手。在唐人的公文或書簡往來中，常尊稱縣令為“明府”，縣丞為“讚府”，縣尉為“少府”，詩題作“杜少府”，可知此人是去就任縣尉。
讓我們再來細看這首詩：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杜少府之任蜀州》
讀這首詩，仿佛回到了那久遠的年代，站在古老長安的城闕上，遙望著一場離別。
山河春而霽景華，城闕麗而年光滿。秦川之地，山川峻烈，經過開國的數十年經營，越發顯得城闕巍峨，市井逶迤。古道旁相送的人意氣風發，姿態從容，不被離情所羈絆。
唐人送行，多作詩贈別。一部《全唐詩》，這類贈別詩占了不小的比例。錢鍾書先生對此有精妙的論斷：“從六朝到清代這個長時期裏，詩歌愈來愈變成社交的必需品，賀喜吊喪，迎來送往，都用得著。”
“用得著”這三個字令人莞爾，不興送禮，興贈詩，這個方式很環保，很值得點讚。伴手禮多數會吃完、用掉、壞掉，詩卻能一直記著，常憶常新，對送行的人而言，最沒有經濟壓力，唯一考校的是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