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約》第六十六年，宋朝最後一位皇帝主動退位，將帝國僅存的十三州拱手相讓，犧牲了自己的地位和特權，讓境內的人民終於享受到了經濟發展和富足的生活。史官們盛讚這位末帝的德行，雖然從當時的情況看來，如果他堅持與《鄉約》領地對抗，其臣民的不滿情緒將會日益加劇，後果不堪設想。因此，這一自願的決定也蘊含了政治考量。
當然，帝製也並非一去不返。《鄉約》實行一個世紀後，東亞局勢動蕩不安，先後有數位野心家試圖在《鄉約》框架內攫取過多權力，但大多被梁山集團中警惕的武術家所暗殺。十三世紀初，一個出身梁山集團的省份管理者試圖背叛《鄉約》，自立為帝，恢複往日帝國榮光。忠誠於《鄉約》的百姓和梁山武裝勢力與他和追隨者們進行了艱苦的戰爭，最終捍衛了人民的自治權利。
直到中國航海家與歐洲和阿拉伯世界深入接觸，社會思潮泛濫，這個簡單而樸素的《鄉約》製度才逐漸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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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精神
體育精神在宋朝末年及鄉約時期的曆史中如此重要，以至於需要單獨一個章節來闡述。
據考證，最初的梁山武裝集團主要由有犯罪記錄並具有與帝國軍隊進行暴力對抗經驗的武術家組成。這也許正是《鄉約》中濃厚的體育精神的來源。在梁山勢力管轄的範圍內，良好的身體素質和高超的武術技巧被極力推崇，這和宋朝重文輕武的風氣形成了鮮明對比。同時這也保證了根基尚淺的《鄉約》得以順利實施。
在體育精神的推廣上，一位宋朝女性的尤為突出。漁民家庭出身的阮，其三個兄弟都是梁山犯罪團夥的早期成員，無可避免地，她也加入了這個反抗者組織，並且迅速躍升為其中的重要角色，以獨出心裁和劍走偏鋒的辦事風格而聞名。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的宋朝文化中，女性承擔社會職責的例子雖然比較罕見，但並非絕無可能。在梁山團夥組成中，不少重要成員都是女性，這正反應了底層平民對於儒家禮教思想的蔑視。並且和團夥早期人才匱乏、不得不倚仗有能力的女性解決問題有關。
在梁山團夥遭遇危機時，阮曾經數次擔任代理領袖，帶領整個團夥脫離險境。但她的誌向顯然不止於此。早在《鄉約》正式實施以前，她就在試探性地組織了以梁山為主辦地的地區性體育積分賽，奠定了梁山武裝集團以能力為晉升渠道的基礎，也籍此選拔出了許多優秀的男性和女性人才，加深了民間武術家的相識與聯絡，為日後《鄉約》的奠基和傳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宋朝官方的記載中，阮參與了“都城之亂”，被帝國軍隊捕獲，並在監獄中早逝。這毫無疑義是梁山團夥的一大損失。但考慮到宋朝晚期的官方史料如此混亂——皇帝為了掩蓋自己在“都城之亂”中的無能，曾大肆清理事件的目擊者與參加鎮壓的官員，並且親自監督了史料的篡改——這一記載可能並不屬實。關於她的傳言仍舊活躍於此後的數十年間。從民間發掘的文字資料來看，《鄉約》時代的曆屆全國運動會，都有著阮進行設計的影子。
（注：阮的其他事跡，見“經濟”篇和“外交”篇）
《鄉約》領地的設立使得民眾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設計更為精密複雜的大賽，並且邀請全國、乃至東亞地區各族優秀體育健兒參加。在賽事開辦過程中，所有參賽國家——即便是敵對國——都需要暫停作戰，以示對東道主的尊重。這個盛大的地區性運動會被認為是當今風靡中國的“全國運動會”雛形。很多受歡迎的比賽項目，例如俯臥撐、摔跤、劃龍舟、釣魚、越野障礙賽……都是從宋朝一直傳承而來，並見證了許多傳奇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