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煩惱的〈我的前半生〉版權糾紛》一文，在《民主與法製》發表以後，李淑賢接到來自全國各地大量信件，實在可以用“情係正義”幾個字來概括。
寫信人中間，有十七八歲的中學生，有普通的工人、農民、醫護人員、教師和個體勞動者，也有律師、法官、記者、作家、工程師、廠長、經理、研究員、大學教授和黨政機關幹部，還有白發蒼蒼的離退休老幹部和曾有過南征北戰光榮經曆的“老革命”。這些信來自全國各地，從天山腳下的牧屋到上海裏弄的民居，從黑龍江煤礦工人新村到雲南老山前線哨所，從內蒙古草原到福建沿海，從大西北偏僻的山區到江南水鄉和中原的大小城鎮，給李淑賢送來了正義和真理，送來了溫暖和支持，使她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使她充滿了信心和力量。
許多來信就溥儀是《我的前半生》一書唯一作者的問題發表了看法。
湖南省東安縣壙夫鄉荷葉壙村農民、青年業餘律師張小羊認為“溥儀是唯一真正作者，不存在合作的第二作者”，因為《我的前半生》初版前後“並不存在溥儀承認李文達是作者的事實表現，也不存在李文達承認自己是作者的事實表現”。張小羊還認為：“李文達作為編輯，雖然作出了非同一般編輯工作的勞務貢獻，但編輯這樣一本書是要有不同於編輯一般小說的曆史責任感和政治責任感的，他所付出的那份勞務應是一種曆史和政治的要求。”
山東省牟平縣解甲莊鎮西軫格莊退休人員孔昭鏡來信說：“從這本書的命名《我的前半生》來看，‘我的’兩字的含義就注定了、也闡明了著作的歸屬問題，雖然文章的創作有擬似、比擬、設身等手法，但這本書是寫史實的，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前半生的自傳，而不是李文達前半生的自傳。”
山東省壽光縣孫集鎮第二初級中學一些教師集體來信（孫雲烈執筆）說：“李文達當年幫助整理《我的前半生》是領導給他安排的工作和任務，他應該去完成。第一次出版時溥儀給他一半稿費是對他酬謝並給予經濟上的幫助，他應該感謝溥儀。”
四川省綿陽精神衛生中心胡玉淩來信說：“《我的前半生》特別真實、具體，從皇帝到囚犯到公民，從‘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到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其中的思想改造和發展演變令人感到真實可信，若沒有切身經曆和體驗，單憑局外人編造是不會成功的，該書一版再版，蜚聲海內外，就重在寫實寫體會。某編輯既不是皇宮裏的秀才，更非皇親國戚，怎麼編得出宮中的故事？20多年來這本書向海內外發行了上百萬冊，現在突然冒出個第二作者，豈不是拿國威開玩笑？”
四川省西南政法學院法律係86級學生宋宗宇來信就《我的前半生》著作權問題分析如下：第一，從時間上看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就寫出了初稿，根據我國著作權的“無手續主義”，這時著作權已經產生；第二，李文達參與《我的前半生》工作是經組織安排的，是他的本職工作，也僅僅是為完成《我的前半生》提供勞務，這正如許多老人撰寫回憶錄需要助手一樣；第三，根據民法通則，著作權可分為人身權和財產權。人身權是與作者人身不可分割的權利，如署名權、發表權、對作品完整性的保護權等等，這隻能屬於溥儀。財產權是可以轉讓的權利，是由於作品帶來的收益，你作為溥儀的合法繼承人，理所當然享有這些權利；第四，李文達作為編輯幫助整理、修改書稿，付出了一定的勞務，可以通過協商取得一定報酬，但這並不影響《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是溥儀這一結論。因為這屬於人身權利，不能轉讓。
浙江省溫州市《溫州日報》總編輯林白把《我的前半生》署名與政治問題、國家全局、革命事業和曆史真實性聯係在一起：“《我的前半生》一書是溥儀的自傳，題目標明是‘我的’，而不是別人的。正因為溥儀是從皇帝到公民，後半生能為祖國做一些有益的事，這才有力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人民的偉大。這是千古未有、中外所無，獨此一例的奇人奇事，隻有由溥儀本人寫出來，才是可信、可親、可讀。如由別人署名，此書價值一落千丈。我讀此書，是把它作曆史讀，作政治書讀，而並非作文藝作品讀。此書如由別人署名，那就是文藝書，縱使大文豪羅貫中再世，也不過如讀《三國演義》，三分事實，七分虛構而已。”
河北省寧河縣蘆台農場二分場王孟春來信說：“溥儀《我的前半生》形式上是一本書，其實是無價之寶，兩千年間朝朝代代，哪有皇上本人以回憶寫成書的，溥儀這個‘唯一’實可驚天動地，撼動世界。你為了維護丈夫版權的純潔而伸張，其關鍵就在於此，其價值非同小可，絕不許任何人去衝淡。”
江蘇省邗江縣頭橋供銷合作社陳謙實認為“李文達與《我的前半生》版權無任何關係”，他的理由是：第一，溥儀在獄中已寫出初稿，主要內容已定，後來李文達根據組織交付的任務幫助整理，因此不能說是他執筆的；第二，李文達在主觀上沒有創作《我的前半生》的願望，也沒有創作該書的條件。因該書全是溥儀自身經曆和感受，這就決定了李文達隻能起到整理、潤色等完善作品的作用；第三，李文達為了完成編輯工作任務而幫助溥儀完善作品期間的勞務報酬，已由出版社按工資形式支付，他的勞動價值已經得到實現；第四，《我的前半生》初版時，溥儀一次性付給李文達半數稿酬，實是對他的獎賞，在感情上也不再欠他絲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