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解釋一下書名。可以有多解，書前與讀書後，寫書前和寫書後，但似乎還應當有更重要也深刻的闡釋，那就是我成長在一個特殊時代——當讀完中學，當正需要進行專業深造之際，偏巧“文革”臨近，我便喪失了從容讀書的權利，而必須去到廣闊天地的大熔爐中錘煉自己。至於錘煉的目的，現在回憶不外是兩條：一是掙口飯吃，二是掙個“革命青年”的名義。為實現後一條，我就必須拋別家庭，走南闖北，用我全部的青春“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唯獨一點一無須“與書奮鬥”！等到苦盡甘來，等我走進北京的文化工作崗位，偏偏又進入了一種不太注重讀書的行業中！所謂“書前書後”，意思就是我這一輩子，有許多年是不和書打交道的，要麼在書前，要麼在書後（也可以說是書的四周）。但就是沒能在書的裏邊！請讓我從容道來。
我是1960年高中畢業的，不客氣說，畢業成績很好，卻沒敢報考父母從事了一生的新聞專業，原因是他倆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我隻能選擇了戲曲。但“最少意識形態”的戲曲也不肯接受我。經過幾年的彷徨流浪，最後我便到天涯海角去“修理地球”。在精神上，我比同齡人受到更多的苦痛和折磨。
但是，我畢竟是生長在這個後來很讓我驕傲的家庭之中——這個家庭的氣質，以及它背後的大環境，都有一種倔強和執著。它養成了我對“書——人類文明”的尊崇，所以它使我沒被當時的扭曲與惡劣壓趴下。在我身邊，有一個由父輩知識分子組成的小圈子。無權無勢卻又堅定不移，有些人的處境連我父母都不如，但他們熱愛知識，熱愛青年，熱愛人生，總是鼓勵我不要輕易去到那種不需要知識的地方（部門）就業。他們理解我“攤上”的不公正命運，他們教我不要氣餒，因為他們年輕時一方麵要找飯吃，同時又要選擇什麼樣的飯才可吃。比較而言，他們更注重對知識的汲取，他們堅信隻有獲得知識才能更好地報答社會，才能成為一個大寫的人。他們果真這樣堅持著做了，後來也都取得了真實可信的成績。父母從心眼兒裏敬重他們，從我幼小時就時常有意無意地講述過他們的成功。所以我從幼年就由衷敬仰他們和由他們開創的業績。所以，我很聽他們的話，甚至超過了聽父母的話。
沈從文先生說：“就業不忙，先把自己腦子裝滿了再說。我就沒讀過大學，可當時的北大校長就叫我去北大當教授——教同學們學寫作。”張友鬆先生講：“你想學戲曲我不反對，但一定要有英文打基礎。懂英文的人和不懂英文的人都去學戲曲，最後的結果，肯定不一樣。”聶紺弩先生沒對學戲曲的問題直接表態，隻一再談他的古典文學研究：“我讀了不少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書，發現至今還沒有一個人是讀懂了的……我狂麼？如果不狂，是沒辦法做學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