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即將調回北京的1979年，曾這樣問自己：“昔日走新疆下河北，一去15年，究竟所為何來？”
很難回答，如果硬要回答，也可以是多種多樣。但畢竟是自己問自己，就一定要有個準確答案。最終還是想出來了：為了一個“新”字。為了追上時代之“新”，為了當一名“新”時代的青年，為了幹一番“新”的事業。
但是，當我肩披風塵從河北乘坐汽車進入永定門的時候，當都市的五光十色撲麵而來的時候，當新型建築物的大玻璃把太陽光輝斜著映得我頭昏腦漲的時候，您猜我內心最想念、最惦記著的是什麼？
不是新，而是舊！
我在追尋，昔日北京城牆在哪裏？北京前門大柵欄可還熱鬧？宣武區琉璃廠東西街可還繁華？東風市場當中可還是曲曲彎彎的“盤陀路”？
我被分配到中國京劇院擔任編劇。當然，我需要有一個學習適應過程。最初的兩三年裏，沒有指令性的任務，我相當“自由”。我曾經如饑似渴地跟著範鈞宏老師學編劇技巧，可沒多久，文藝界忽然大亂，“承包風”刮起來了。編新戲還有人演麼？還有人看麼？這是惶惑在我和眾多梨園人心頭的問題。大約也就在這時候，我認識了已然退休在家的翁偶虹先生，他原先也是中國京劇院的編劇，和範先生是自幼的朋友，比範年長6歲。翁當時早不寫戲了，而是全神貫注寫自己的回憶文章，回憶當年的劇人劇事，也回憶北京的風土人情。1985年，他先後出版了《翁偶虹戲劇論文選》和《北京話舊》，次年又出版了《翁偶虹編劇生涯》。當年的“翁劇”有名，如今翁的文章更漂亮，“翁旋風”使我思想的樓窗“八麵來風”。
翁把這幾本書都先後簽名贈我，但我最為珍愛其中的《北京話舊》。它小32開，由天津的百花文藝出版社發行，12萬字，封麵上用鋼筆字書寫的書名也顯得草率。但是，作者本人對之是珍愛的。我作為讀者對之的直覺，則是它旗幟鮮明地書寫了“民俗文化”。我為之感到振奮。我認為，振興京劇要不從振興梨園文化做起，就隻能是事倍功半。反之，像翁先生這麼做，就有可能事半功倍。
其實在我的幼年，翁先生描述的民俗場景和民俗製品也見過一部分，但翁畢竟年長我32歲，許多東西到我那個時候就已經衰落了不少。翁先生的文筆好，不但描寫十分到位，更把許多東西的來龍去脈說得一清二楚。
於是，我開始向翁先生請教有關梨園文化的問題。當我寫作《梅蘭芳與20世紀》一書時，便經常去翁宅請教。比如，我問清末民初的前門是什麼樣子？翁告訴我，當時前門外還沒有馬路，街的中間是一條有一人多高的黃土崗子，路麵就在黃土崗子上。崗子的兩側是溝，溝外頭再“緩坡”上來，是兩邊的店鋪。黃土崗子上走馬走車，行人就在溝裏走。
我如同看見了昔日無從想象的事物。
翁很高興：“很高興回答你的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有許多我早忘了，你一問我才猛然想起來。這樣也好——我想起來我就寫，寫在我的回憶錄當中；你如今知道了你也寫，寫在你的研究著作中。咱們各寫各的，不會重複。”
就這樣，斷斷續續我問了一年多，然後我的《梅蘭芳與20世紀》就出版了。許多讀者都驚奇以我的年歲，如何能把各個時期北京前門的情狀描繪得那麼細致入微。我可以告訴您：其中有不少都得力於翁老的坦誠相告！後來，在文化部舉行紀念翁先生80誕辰的紀念會上，正巧《梅蘭芳與20世紀》的樣書剛剛出來，於是我把第一本樣書趕在開會之前，奉送到翁老的手上。翁很高興，我也很高興。這或許就是我和翁老因《北京話舊》結下一種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