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春，母親在北京的地壇公園中對我講；“我們確有困難，但也不能失去理想。家裏掏一些路費，你出去認識一下祖國吧……”
我和母親並排坐在公園的長椅上。旁邊並沒有遊客。我已經半個多月在外邊“躲避”了——今日火車站，明日親戚家，因為北京正在轟趕外地人，而我已成了“新疆人”，探親的日期已過，沒有理由再於首都停留了。如果是“紅五類”出身的青年，硬呆0在家裏，街道上也隻能睜一眼閉一眼。可我父母是“摘帽右派”，街道上不容情，單位裏也指責，父母難以承當如此的重壓。家裏不能呆，回新疆怎麼樣？可消息傳來，新疆武鬥剛升了級。
百般無奈，母親才做出這樣的決定。
我隻能出去了，身上沒有任何證件。那時，沒有有效的身份證明出外旅行是危險的，旅途中，旅館裏，隨時有人檢查，一旦查出“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就可以扣壓和審查你。
我的行李必須大大緊縮，越簡單越好。因為路途不安全，行李多了反而引起小偷的注意。再說，一旦遇到武鬥和動亂，撒腿就跑是上策，行李自然就不要了。
可是盡管這樣，我依然沒有忘記要帶一本《中國地圖冊》。它是1965年才出版的，小32開，塑料封麵，最普通不過了。
在此之前，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喜歡、愛好收集地圖的人。他們注意地圖的“版本”，即使是同一張地圖，他們注意是什麼年月出的，是哪裏出的。他們除了收集“一般的”地圖，還收集分類（即單項的）地圖，比如軍事的，航海的，礦藏的，以及其他。他們甚至收集重要人物用過的地圖，比如著名軍事家打仗當中用過的，上邊有他們用紅鉛筆畫過的記號……我父母就有這樣的朋友，以往我聽他們敘說時，心中既豔羨也敬仰，承認這是一門很苦也很有意思的學問，是通過地圖這樣一種人類近代以來才出現的物質材料，去牽係和反映整個人類的近代史。
但是在1968年我被迫離京的時候，就全然沒有這種瀟灑和從容。我帶的是一本最不會起疑的“書”，因為身在旅途的人，帶一本地圖冊還不應該嗎？它雖然很不“起眼”，但對於我也足夠了。它可整可分。可整，是說它有全國的行政區劃圖，有全國的自然地貌圖，有全國的公路、鐵路、航空交通圖；說分，每個省區都有一張圖，每個市、每個縣、每個鎮都有準確的標明。
在隨後一年半流浪的時光中，我帶著它上火車、進輪船，我總是打開省份圖“盯”進去看。尤其是乘坐長途汽車，我更是不離手。可能是車窗旁的一個座位，我望一眼地圖，再轉睛望起窗外——那天，那雲，那流逝去的風景，都讓我進入昔日的“時間隧道”。我默然想30年前、300年前、3000年前的這一刻和這一地區，可能發生過什麼，可能是什麼人因為什麼事情來到並改變過這裏的曆史。這兒的“30年前”、“300年前”和“3000年前”，都是約略的數字，事情不可能這樣湊巧，我也不可能全都知道。但是，我可以在行前行後向附近的人打聽，打聽到多少算多少。
當我打聽到若幹“生動的”事情之後，心中總是浮想聯翩，於是在車窗旁便浮動起詩思，開始構思起我的舊詩。昔日我讀過聶紺弩的舊體詩，他隻寫七律，如今我也隻寫七律。我總是整體上先把握一下要寫的事物和我要表達的感情，爭取先“跳”出一兩個比較好的句子。因為類似“平平仄仄平平仄”或“仄仄平平仄仄平”的格律早就印在了腦海中，所以每次“跳”出來的句子，也都符合這樣的格律。有了這樣的句子（指最後的那個字），一般也就有了韻腳。於是，越是窗外風景飛掠，我的詩也完成得越快和越好。我體會，這很像國畫中高速運筆產生的“飛白”，慢吞吞是得不到“飛白”的。隻有極少時候，我在某一句上卡殼，於是便翻出另一本不是書的“書”《詩韻新編》，很快地翻到那個韻部的那個聲（陰平上去）。因為《新編》中這個韻腳“連”著許多字，所以我很容易引起聯想，詩也很容易最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