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旅途中看地圖，隨之寫一些格律詩。這使我的旅途充滿詩情，最初要借助《詩韻新編》的幫助，後來就徹底丟開了，我把它掛號寄回了北京，雖然它的封麵已經殘破，但畢竟幫助過我，我舍不得丟掉它。他年之後重睹，會引起我的憶念。
每到一“站”（指需要停留若幹天的地方），我習慣把寫好的詩寄走。不一定寄北京的父母，我怕那兒不“安全”，所以經常寄給五湖四海的逍遙派朋友，他們沒“事兒”而有閑情，估計能保存下這些東西。等到將來太平了，我再把它們搜集到一起，再做統一的加工整理，就像聶先生當年從北大荒回來時，利用在北大荒寫七言古詩造成的衝動，又重新寫成七律時那樣。
在旅行到一年多的時候，我實在是疲憊和困倦了，決心隻要哪天稍稍顯現出太平的跡象，我就一準回新疆去。再不能個人這樣浪跡天涯了。等流浪到一年半的時候，黨的“九大”開幕，我正在山西太穀。當我聽到王震當選為中央委員時，心想新疆當初造的謠言（說王是北京“五·一六”的第六號黑後台）也就不攻自破，我決定立刻由山西直回新疆。我北上包頭，經呼和浩特去蘭州，然後遠上烏魯木齊……這一次是在火車的車窗旁，我“跳”出了七律當中的一聯：“還經呼市穿烏市，直下黃河奔塔河。”
我心十分愉快，因為想起了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千古對照，不分強弱。
唯一遺憾的是，當我又拿出那本《中國地冊圖》時，發現最南邊還有四個省（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沒去。“希望他年婚後，能和妻子同去”。——我在內心深處，這樣對自己說。
這本地圖冊至今仍在手邊，每逢出差，我還習慣帶上它。可有過幾次，就發覺它確實是“老”了。一些叫“縣”的地方，如今都改成了“州”。其實“州”是古名，這當中又有個“否定之否定”。
離開北京15年，終於重又回家——可以踏踏實實工作了，可以安安然然吃飯和睡覺了，更可以深入到書齋深處讀書了。
我終於圓了自己的舊夢。讓我最感動的，不是奮臂高呼的豪言壯語以及街市上的“紅海洋”，而恰恰是舊城區遺留的京風京韻。它讓我想起童年，讓我想起青年時期顛沛流離的苦楚，讓我想到苦盡甘來之不易，更讓我堅定了信心——再不能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了。
有朝一日，我也要寫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