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東城美術館以北熱鬧的十字路口，又聳立起一座高層大樓。原來，這是盼望已久的三聯韜奮圖書中心。韜奮。這是我很小就知道的名字，媽媽告訴我，她當年去采訪他的時候，經常可以看見這一幕一當韜奮離開家門時，夫人總要奔過去把幾份兒零錢塞進他的幾個口袋：“這，是去時的車錢；那，是回來的車錢；還有，是捐助給水災地區的……”如果不說明，他一旦弄錯，就有可能回不來，起碼是不能準時回來。
三聯中的“生活”書店，就是韜奮創立的。現在，是國家掏出一筆巨資，又選定這麼個鬧市，蓋了如此精美的一座大廈！從它開始挖下第一鍁的時候，我每次騎車經過，都要多望它一眼，希望它能早落成，早揭幕。很幸運，我後來接到了參加揭幕儀式的邀請。
揭幕那天，幾百名文化界人士聚會於此。組織人員發給每人一本《三聯書店圖書總目》，沉甸甸的。
應當是非賣品——我在心裏掂量。因為一般人拿它沒有用，這隻是書店1932至1994年閭出版書目的總合。我尋找到版權頁，發現它有書號和定價（46元），印數3000。估計今天能發出上千本，剩餘的又賣誰呢？
揭幕儀式之前，我很快翻了一遍。一下子就找書後的“著者索引”，很快我就看到了自己。
徐城北2448。
我翻到2448頁，那裏標明了《梅蘭芳與20世紀》的字樣。這是我的第三本書，是我學習寫作初期很重要的一本書。那是1990年的初春。我偶然和當時三聯的總經理沈昌文先生說起，當年年底即將舉辦“徽班進京200周年紀念活動”，而我恰恰剛寫完這麼一本從文化角度俯瞰梅蘭芳的書。
“拿給我們吧。”沈老板竟是如此痛快。
我拿去了，書出了，印了4000冊。後來把書分送各界友人時，第一眼印象都誇“印得好”。
次年，台灣來了一位姓王的小姐找我，說她媽媽姓廖，在台北開了一家書店，準備再版我這本書，希望我在內容上加強文化解說的成分，如果可能，更換個書名。這樣做，她們臉上光彩些，像是出版（而非再版）了一本新書。我考慮了一下，答應了。增加了一些談梅派京劇和傳統文化關聯的部分，書名也變成《梅蘭芳與中國文化》。
時間來到1994年底，文化部紀念梅蘭芳和周信芳的百年誕辰。三聯書店得知這一消息，把我這本書加印了5000冊。我當然很高興，也在同年推出了新作《梅蘭芳百年祭》。
幾年（或者10多年）來，不太熟識的文化界朋友和我第一次握手時，經常會說“我讀過您的《梅蘭芳與20世紀》”。這對我，實在是受寵若驚。但久而久之，後來也漸漸習慣了。可以說，沒有《梅蘭芳與20世紀》，就沒有後來我以研究梅蘭芳文化現象作為我在工作上的貫穿線。沒有這本書，也就不會有後邊的《梅蘭芳百年祭》，也就更不會有擬議中的《塵世神光?梅蘭芳》和《梅蘭芳與21世紀》。
既然是這樣，出版這本書的三聯書店，對於我就實在是太重要了。盡管後來陰錯陽差，我一直沒在三聯書店繼續出書。
揭幕儀式已經開始，費孝通、季羨林由三聯現任總經理陪同，走上圖書中心的正門台階。台階下密密麻麻站著許多人，王蒙、邵燕祥就站在我前邊。我奇怪怎麼沒把王蒙請上台階。
儀式舉行著，一個人接著一個人講話。
我心裏動了一下，忽然又翻起這本總目。我終於看見——
我翻到這三個頁碼，又分別見到《西北旅行記》、《抗戰中的西北》和《魯閩風雲》三本書。我又感到一陣驕傲。我甚至聽母親說過，她和我父親1937年在上海結婚時，就是從上海三聯借了一間房子才辦成的。這樣看來，三聯不但造成了我們的家風，甚至對於培育我這個人都起到重要作用。
我發現，台階上的季先生，忽然把他那頂藍色製服帽摘了下來，就讓早春的寒風吹拂著光光的前額。我似乎感到他無聲的獨白：“參加韜奮先生的儀式，戴帽子是不禮貌的。”
儀式很快散了，人們從容走進書店的大廳。誰也不去擠，我更是有意落後，想發現點什麼。果然，等“頭一撥人”進去之後，我看見季先生由書店經理陪著，從裏邊走出來。書店經理兩邊張望著。是在找車。我明白了，季先生時間向來寶貴，他得回去趕快幹他的“活兒”了。
果然，車子馬上開了過來，季先生一低頭，進去了。外邊幾個人向他招手，他從裏邊向外招手。車子開走了。
我目送車子遠去，手中和心上都沉甸甸的，是因為感到這本不是書的“書”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