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麵桃花》雖然披上了一件中國近代革命的外衣，但我的確無意去複現一段曆史事實。我以為文學和宗教一樣，是人類企圖超越現實的兩大激情。在日益庸俗化和實利化的現實境遇的壓迫下，像我這樣相對脆弱的人不免就會日有所憂，夜有所夢，去尋求寄托和慰藉。所謂“不為無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我由此想到了中國曆史傳統中的一個個夢幻，並想賦予它一定的社會學意義。你可以將這種夢幻命名為老子的小國寡民、陶淵明的桃源仙境、康有為的大同、宗教的彼岸、現實的烏托邦等等。但我所關心的是，這些夢幻和我們習以為常的經驗世界究竟構成了怎樣的隱喻關係，另外，倘若它發生在近代風雲激蕩、三千年未有之曆史大變局中，它又會是怎樣的情形。我進而想到動蕩年代裏挾在革命浪潮中的卑微的個人，尤其是個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識——不論它顯得如何脆弱，如何轉瞬即逝，但在我個人的記憶和想象中，卻顯得不容辯駁。
我從小生活在江南水鄉的長江之畔，差不多十五六歲就離開了故鄉。奇怪的是，我離它越遠，它在我的記憶中的形象不是逐漸模糊，而是越來越清晰。盡管我時常也會重返故鄉，但是我的內心其實十分清楚，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那個記憶和想象中的夢幻之地，我實際上是永遠回不去了。在遺忘成為慣性的現實世界中，生活在“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慣性中的個人一心要去重溫舊夢，似乎有點過於奢侈，事實上也並不容易。我小的時候，我們那個鄉村裏還生活著最後一批文化遺老，他們為人處世的方式雖然不合時宜，倒也頗有古人之風；那時的天空雖然陰晴定，倒也還純淨明亮。那些傳統的帶天井和回廊的房子在陽光下的陰影，也還會悄然侵入我的夢中。
在北京的西北郊，每當夜闌人靜，風沙驟起，天地昏黃，不敢用力呼吸之時，童年的那些人和事就像默片一樣在我眼前浮現，那個時代殘存的氣息依然在我的四周揮之不去。每到這時，我就會莫名而悲，不知今夕何夕。所以，坦率地說，寫作這部小說，也可以看成是一次返回久已不存的故鄉的想象性旅途。我以為，小說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反抗遺忘。本雅明在分析卡夫卡小說的時候就曾說過，卡夫卡的所有小說實際上都有一個共同的主人公，那就是遺忘；而在普魯斯特的筆下，這一主人公則變成了紛至遝來的記憶本身；同樣，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動機之一不過是偶然念及幾個親睹親聞之女子，不願她們與草木同朽，與記憶一並泯滅。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2007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