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世界近代中期哲學思想史記述的，大體上是自17世紀末葉至19世紀初人類思想的主要進程與成就。
鑒於東、西方哲學發展的不平衡性，如果以西方思想人物作為代表，則始於洛克，終於黑格爾。其主要人物的活動時間，約略可以限定在18世紀之內。
但就西方近代哲學的發展階段而論，又可以將這段思想史分為兩個階段，即18世紀英國、法國哲學和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的德國古典哲學。
如果從中國的曆史發展階段看，則自明滅清立開始，至鴉片戰爭爆發止，前後約200年時間。其曆史成就，則以明末清初中國三大啟蒙思想家為主要標誌。
1．從“一頭沉”到“一邊倒”
現代人對大文化興趣濃厚，而大文化是有地域性與民族性的。簡而言之，各大居住地域都有自己的不同文化圈；各主要民族也都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如西方的古希臘古羅馬，中國的先秦時代和印度的孔雀王朝，都是最為著名的古代曆史文化高峰。它們在那個時代，可說三峰並峙，難分伯仲。後來，各由因緣際遇，形成不同的發展曲線。從客觀上看，中國自秦漢進入曆史發展的興盛期，而西方的中世紀卻跌入低穀。到了文藝複興時代，也就是中國的元明時期，西方開始從低穀中奮起，中國則在一條緩慢發展的曆史長線上苦苦徘徊。結果是，西方世界日新月異，中國社會卻步入停滯時代。這並非說中國自宋元以降便沒有進步，比較而言，隻是西歐諸國發展更快罷了。到了16世紀，亦即明代正德之後，中西差距愈拉愈大。如果說，17世紀的人類哲學思想已經呈現出“一頭沉”的發展態勢——西方哲學發展獨快，那麼，18世紀的哲學思想發展狀況，則顯出一麵倒的發展形態一一西方在18世紀差不多完全取得了主導地位。說西方處於主導地位，並非說在那個時代，西方人的哲學觀念已經傳播到世界各個洲際領域和各個主要民族，而是說，因為他們處於先進地位，他們的影響將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人類思想文明的前驅力量，而且將以各種方式，包括文明，也包括不文明的甚至野蠻的方式，將這些思想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自18世紀起，西方的思想文明在大約兩個世紀的時間裏，對整個人類的思想文化都起了極其巨大的曆史作用。不論東歐文化、俄羅斯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日本文化，還是中東文化、非洲文化或拉美文化，根本不受其影響的近代思想文明，一個也不存在。
18世紀是西方思想文明取得重大發展的世紀，也是使他們感到無比自豪和自信的世紀。
在這段曆史時期內，亞洲文化、北美文化和東歐文化，都處在劇烈轉變的前夜。中國正經曆著明王朝滅亡、清軍入關的慘痛時刻，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它的重點不是走向世界，而是如何處理好漢族文化與以滿族為代表的北方少數民族的關係問題。盡管思想領域也有許多新的人物和新的見解，但這些見解很難脫離明亡清立這樣一個大背景——可惜這大背景相對於世界而言，又偏偏成了不甚開化的小背景，而且隨著後來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其思想內涵又有了新的發展形態和新的社會主題。
俄羅斯在18世紀初葉經曆了彼得大帝的革新運動，但這場運動主要表現在政治、經濟和科學方麵。這是一場以現實文化為主導的社會文化變革，至於其哲學思想的發展和成熟，還需要相當一段醞釀與準備時間。所以彼得大帝盡管是一位十分了得的皇帝，但俄國啟蒙運動卻是下一個世紀的事情。
日本也在變化。隨著荷蘭人將西方文化傳入日本，日本文化也同中國文化一樣，麵臨著新的挑戰。但日本文化自有一種特質——它對外來文化特別容易接受，卻又不背叛自己的傳統，因此，它對這種挑戰的應對，遠比中國人正確和高明。固然有人說，日本明治維新在一定程度上得力於王陽明自尊無畏的學說，其實日本人對待王學的態度，正與對待西學的態度相同或者近似。但在18世紀，日本同樣處在變化的前夜，雖有星星之火，遠不足以形成燎原之勢。
此外，非洲與南美的情況也大致相去未遠。這兩個大洲思想文化的發展，還要走上一段更為漫長曲折的道路。唯有北美洲將在18世紀下半葉揭開嶄新的一頁，美國人將以美國的名義出現在西半球上，而且是以全新的麵貌麵對西歐，麵對世界。
那麼，似乎可以這樣講，自16世紀中葉開始，先進的西歐已開始走在人類文明的前列，到了18世紀，更出現“一邊倒”的曆史局麵。然而，18世紀之後，便物極而反，西歐的先進地位開始遇到強大的挑戰，在其後的兩個世紀中，將有更多的民族和國家，將有更多的文化人物登上人類哲學思想的曆史舞台，並且做出各具特色的曆史貢獻。但在本書記述的這一段時期，依然是以西歐先進國家的主要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為主，兼及已嶄露頭角的美國思想文化精英群和在曆史重負下拚命求索的中英鴉片戰爭前的思想文化。
2.西方大趨勢：原因與主題
英國光榮革命後，西方哲學進入曆史高潮。整個18世紀，西方世界都處在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當中。從哲學發展的曆史時
序理解，西方近代哲學（自15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可以分為4個具體階段：
從15世紀中葉到16世紀，為人文主義哲學階段；
整個17世紀為理性主義哲學階段；
從17世紀末至18世紀下半葉為啟蒙哲學階段；
而自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則為德國古典哲學階段。
這後兩個階段即本書所記述的重點。這兩個階段在時間上雖有些交叉，但它們顯然比前兩個階段來得更其成熟，主題更其鮮明，體係更其完整，而且更加神采飛揚，高潮迭起。
18世紀的歐洲，應該說是思想啟蒙的時代，社會變革的時代，又是產業革命大發展的時代。但在一些東方人的直覺中，卻總把思想啟蒙運動放在最前麵，其實，這三者是互為表裏的有機整體，加上上個世紀的哲學發展，遂構成18世紀歐洲哲學的大畫麵。
啟蒙運動實際上就是人的解放運動，但這種解放，說到底還是在西方近代文明條件下的思想解放，它不能也無法取得永恒的價值。但18世紀的西方哲學家，則要以人類的名義，對著一切社會現象進行人的思考，並決心把這種思考呼喊出來，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讓人類都能以理性的精神看待自己，看待宗教，看待世界，看待一切。僅這一點，18世紀的西方哲學家就和17世紀的哲學家表現出十分不同的境界和風格。
17世紀的哲學人物，雖然也是一些理性大家，但他們的表現總不如18世紀的哲學人物來得激烈和爽快，也不如後者來得氣派和猛烈。17世紀的哲學代表人物中，首推培根、笛卡爾、霍布斯、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但這些大人物對待教會和政府的態度，沒有一個可以和18世紀的思想人物相提並論的。
培根以知識為武器，對教會並不真心尊重，但他對英國專製政府，卻是亦步亦趨，小心翼翼，一心求得青睞而後快。笛卡爾對待教會，則處處折衷。他本來是一位大數學家、大科學家和大思想家，與中世紀的宗教傳統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但表現在他的理論上，他寧可劃塊地盤給神學，或下定決心要用哲學解釋神學，也不願或不能打破自身矛盾，露出廬山真麵目。萊布尼茨固然是一位似乎樣樣精通的全才，但他的宗教表現，不過庸常水準，而且，依他的觀點，是要給宗教與神學一個合理的解釋，這種解釋雖然不乏哲學智慧，結果卻應了中國的一句俗話——豬八戒照鏡子，兩頭都不成模樣。霍布斯確乎是一位猛士，他對宗教迷信，如梁山好漢李逵，排頭就是一頓板斧，然而，勇則勇矣，卻往往不得要領。唯有斯賓諾莎的觀念，有些18世紀自然神論的氣息，但他的影響實在比不過笛卡爾，也比不過培根和霍布斯。
18世紀的思想人物，意在以人的麵貌、人的姿態、人的精神、人的欲望、人的理性來代表全人類發表意見。他們之中盡管也有自然神論者，也有無神論者，也有根本否定宗教的人物，也有主張宗教寬容的人士。但是他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將人的地位置於宗教之上，把人的理性看得高於一切宗教信條。他們是自中世紀以來，第一批打著人的旗幟登上人類文明舞台的新一代智者與戰士。
與18世紀之前的西方哲學人物比較，他們無疑是影響更大的一代。17、18世紀的西方世界，影響最大的國家，還是英國、荷蘭、法國和德國。荷蘭產生了斯賓諾莎，是荷蘭人的莫大光榮。單以英、法、德而論，這三個民族在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思想文化人物，幾乎都產生在18世紀，或者說其主要活動在18世紀。唯一的例外是英國的洛克，但以洛克的影響和思想而論，他依然是屬於18世紀的，或者說，他是站在17、18世紀之交的一位文化偉人。洛克以後的英國大哲學家貝克萊和休謨，則全然是18世紀的思想人物。誠如某位西方哲學史家所言，在西方近代哲學史上最有影響的7個人物中，有3個是英國人。而這3個英國人裏，不包括培根，也不包括霍布斯，恰恰就是洛克、貝克萊與休謨。法國17世紀產生了笛卡爾。笛卡爾的哲學思想精深卓異，但從大的思想文化背景考慮，從對法國思想文化的直接影響和震撼力考慮，從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動力考慮，最有影響的人物，先是伏爾泰，後是盧梭，還有大百科全書派，而不是學富五車的笛卡爾先生。德國的萊布尼茨固是一代之雄，其實際成就並不遜於17世紀任何一位思想家，但到了18世紀，德國人中又出了影響更為深遠的康德和黑格爾，而且無論從那個角度看，康德與黑格爾都是更有影響的人物，即使萊布尼茨有許多超前的思想也罷。
這倒不是說，18世紀的人物個個比之17世紀的思想家都更有天才，而是說18世紀具備了新的社會土壤。18世紀的哲學人物正是憑借這塊獨一無二的肥沃土壤，才能充分展示和造就了自己無以倫比的天才。
我在前一本書中說過，15、16世紀的西方思想人物，幾乎個個都是全才，個個堪稱巨人。可惜卻不是哲學巨人。他們首先是偉大的全才，全才之中有思想，思想之中有哲學，隻有進入17世紀，才產生真正哲學意義上的哲學家，而這些哲學家，同樣大半身兼數職。他們之中既不乏全才，也不乏巨人。他們往往既是數學家又是哲學家，或者既是政治理論家又是哲學家，或者既是科學家又是哲學家，或者既是國務活動家又是科學管理專家，還是數理學家同時也是哲學家。但18世紀的哲學人物就不同了，因為隻有到了這個時代，哲學才有可能從綜合領域中完全解放出來，成為名符其實的帶有專門化色彩的哲學思想人物，如英國的貝克萊、休謨，德國的謝林、費希特。他們均以哲學而著名，雖有別的才能，哲學才是構成其學識係統的主導因素。即使康德和黑格爾，盡管個個具有全才特征，但依然屬於以哲學為主導的全才，而不是讓哲學與其他學識平分秋色的全才，更不是全才之中隱含著哲學思想的全才。如果作個比喻，或許可以這樣講，15、16世紀的西方思想家，是金含沙內；17世紀的思想家是日月分明——他們既是科學家又是思想家；18世紀的哲學家則是日出海底，月照群山——他們或許不是科學巨人，但卻是地地道道的思想巨人。
當然這不是說，18世紀的思想家人人都擅長抽象思維，或者人人都是狹義上的哲學人物。實際上，18世紀的一些思想大家，特別是法國思想家，還是不擅長抽象思維，對一些影響久遠的哲學命題也缺少興致。他們關心現實更勝於關心思辨，關心社會更勝於關心哲學。然而，他們的思想對人類思想文明的發展，仍然起著重要的甚至是獨特的曆史性作用。隻有將哲學放在大文化背景上，隻有不囿於哲學的某種特定模式，隻有站在曆史的宏觀角度考察人類思想史，才能真正將西方近代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看得涇謂分明。因為法國的思想家其實也是大哲學家，隻是他們的思維和表達模式或與英國人、德國人有所不同。
18世紀的西方哲學領域，無疑是一個最為多姿多彩、絢麗燦爛的思想世界。這世界中的思想人物，既有政治大家，也有法學巨匠；既有思辨巨人，也有近代經濟學的開山祖師。比如洛克和休謨就是兩位很有影響、也很有見地的經濟學家，而對近、現代經濟學產生莫大影響的亞當 斯密，也同樣產生於18世紀。
18世紀的思想家，首先是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他們決心以理性精神麵對一切，審視一切，或讚揚，或批評，或借鑒，或傳播，或冷嘲，或熱諷，或謾罵，或批判，或雷霆萬鈞，或精雕細琢，或一瀉千裏，或排山倒海。他們敢想敢說敢罵敢怨。在他們看來，凡是不合理性的，管你宗教也罷，上帝也罷，貴族也罷，政府也罷，聖賢也罷，經典也罷，一概都應絕然摒去，直到打它們一個煙消火滅，才能大快我心。
他們對理性充滿信心，而對理性的信心也就是對自己的信心。他們不像17世紀的思想人物那樣謹慎小心，外圓內方，表麵上循規蹈矩，骨子裏卻一片反叛。他們是敢於向著一切傳統勢力挑戰的英雄，不僅表裏如一，甚至熱愛誇張：或許失之直白，必存天真之性。即使最為保守和最帶17世紀傳統的德國思想家，在他們心目中，依然毫不遲疑地將自己的學說置於宗教之上。他們不需要救世主。如果世界上真有救世主的話，那也不是上帝，而是理性；理性也須人傳播，他們就是人類理性的當然傳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