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為什麼這個時代的哲學會出現這樣的風格與氣象？其
原因大約有如下幾種；
(1)經濟發展，促成革命
資本主義文明發觴於手工場和商業的迅速發展。但手工場的力量盡管可以從內部淘空舊的社會體製的基礎，還不足以把這種體製一風吹散。18世紀是產業革命的世紀，雖然它發端和興盛於英國，但對整個歐洲都有極其巨大的震撼、浸染和影響。
啟蒙運動與產業革命大體上是並行發展的，並非先有產業革命，後有啟蒙運動；也不是先有啟蒙運動，再來產業革命。這可能使那些慣於按照什麼決定什麼的思維方式看世界的人有些失望。
但產業革命也不是一下子從天上落下來的財富，它有自己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它的發生基礎，按照保爾 芒圖的看法，在於商業的擴張，舊式工業的迅速發展和土地所有權的改變。
這三者其實也未可割裂。因為舊式工業發展，舊衣服也不能“蔽體”，所以就出現新的形式，就需要新的技術；而工業的發展必定需要商業的擴大作支撐，商業的發達又需要工業擴展作後盾。二者互為表裏，然而，它們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和場地，於是又必然對舊的土地所有製產生毀滅性的衝擊。這一切想必很多中國讀者都是熟悉的或者有所耳聞的。而這一切的發生、發展過程，卻往往是激烈的，不近人情的，甚至是以損害人的尊嚴乃至人的生命為代價的。後來，法國批判主義作家巴爾紮克和英國大作家狄更斯書中所表現的種種不平現象，確切地講，都是對產業革命所引起的破壞性後果的反思和抗議。
然而，產業革命的作用又是偉大的。如果說，文藝複興隻是資本主義文明的序幕，那麼產業革命才是資本主義得以興旺發達的基石。僅以商品的輸出輸入而論，它就已經開創了近代文明之前聞所未聞的曆史奇跡。保爾 芒圖涉及於此時曾引證了這樣兩個資料。
一個資料：英國海關記錄的離開英港的商船噸數的變化。材料記述道，“1700年離開英國港口的商船噸數不超過31萬7千裝載噸——這是個可笑的數字，因為它比今天利物浦港的運輸量小到68分之一。1714年，即緊接著烏得勒支條約以後，馬上升到44萬8千噸。在隨後15年或20年中，進展很慢……。但是，危機一過去，上升就那麼突然並且那麼迅速，以致要人猜測有某種有力的原因在暗中起作用：1783年是95萬9千噸，1785年是105萬5千噸，1787年是140萬5千噸。雖然從1793年——這是一個新的戰爭時期開始的年代——起，出現一種緩慢情況，但出口船舶的動態在1800和1801年還達到192萬4千噸和195萬8千噸：在20年中，1781年的數字就幾乎增加到3倍。”
另一個資料是關於商品輸入、輸出的變化情況。
輸入情況是：
1715年，400-600萬磅；
1725年，700萬磅；
1750年前，均在700-800萬磅之間；
1760年，1000萬磅；
1770年，1200萬磅；
1775年，1500萬磅；
1776-1783年，跌至1100-1000萬磅；
1785年，1600萬磅以上；
1790年，1900萬磅；
1795年，接近2300萬磅；
1800年，增至3000萬磅之上。
不到一個世紀，翻了將近3番。
輸出情況：
1715年，750萬磅；
1725年，1100萬磅；
1730年，1200萬磅；
1740年後，未少於1100萬磅；
1757年後，未少於1300萬磅；
1771年，1716.1萬磅；
1784年，1500萬磅；
1785年，1600萬磅；
1790年，2000萬磅；
1795年，2700萬磅；
1800年，4187.7萬磅。
芒圖先生在講到最後一筆增長數字時，特別加了一句“最後，1800年增到當時聞所未聞的數額即4187萬7幹磅”，而且為著使法國人明白，專門寫道，這“幾乎等於11億法郎”。不用說，這在當時真是一個天文數字。
而這一切，必然導致對各個社會領域的衝擊。英國產業革命的意義固不僅僅限於英國，也不限於歐洲，但它促成的最直接的後果，則是加劇了歐洲列強對各大洲殖民地的爭奪，加速了英國資本主義“樣板田”的發展，也直接刺激和誘發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且不管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們是怎麼想的，若無產業革命，則他們的觀念和著作，必和曆史上已經發生過的大有不同。
(2)科學傳播，技術揚威
與17世紀對比，18世紀還是一個技術時代。它在科學理論方麵的貢獻，或許比不過17世紀。因為17世紀之前，不但產生了哥白尼和伽裏略，而且產生了開普勒和牛頓。17世紀是為近代科學奠基的時代，特別是牛頓的出現，對18世紀的思想與文化產生了莫大影響。牛頓力學不但支配了18世紀，而且主導了19世紀，直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出現之前，甚至都可以說是牛頓時代——順便說，自文藝複興以來，對西方文化產生巨大啟迪作用的四位科學巨匠哥白尼、牛頓、達爾文和愛因斯坦，相比之下，牛頓的地位尤其顯赫，對牛頓力學的價值，不但英國人萬分尊崇，就是如伏爾泰一般的法國人也都同樣由衷敬佩，並且花大氣力向自己的同胞作了最充分的介紹。英國思想史家I．柏林講的好：
“如果說統治17世紀的是數學模式，那麼，在18世紀到處被模仿的則是力學模式，更準確地說，就是牛頓的理論體係。”事實上，“18世紀也許是西歐曆史上認為人類的無限知識這一目標是唾手可得的最後一個世紀。”因為“牛頓完成了解釋物質世界這一沒有先例的任務，這一任務也就是通過相當少的幾條關於宏觀領域和力的基本規律，使得至少在原則上去確定宇宙中的每一物質實體的每一質點及其運動狀態成為可能，並且還要一定程度的精確性和簡明性，這是此前不曾夢想過的。現在，秩序和明晰性君臨於物理科學的王國了：自然和自然規律隱沒在黑暗中。
上帝說，‘要有牛頓’，萬物俱成光明。”
18世紀的哲學家既不同於他們的前人，也不同於他們的繼承者，他們仿佛個個都掌握了世界的真諦、宇宙的真諦、人類的真諦和一切存在與精神的真諦。他們勇於自任，善於自勵，差不多個個都有一股“舍我其誰也”的英雄氣概——因為他們已經不再是上帝的奴仆，而是牛頓力學的知音。
但是就18世紀本身的特征而言，它又是一個技術型的曆史時代。18世紀不但有牛頓的影響，更有瓦特的影響；不但有萬有引力作人生的指南，而且有蒸汽機作開路的先鋒。在英國，因為紡織工業機器的廣泛應用，而創造出人類前所未聞的工業奇跡；大量近代工廠的出現，更給了這些機器以用武之地；加上煤與鐵等能源工業的發展，更為18世紀歐洲工業的興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舉凡後來亞洲人所遇到的一切工業題目，幾乎都在18世紀的西歐國家首先是英國初見端倪。凡此種種，都令18世紀的哲學家們具有一種全新的風格與氣派。他們的時代使他們站得更牢，看得更遠，信心更足，氣概更大，畢竟憑借蒸汽機作動力的火車頭與任何一匹千裏馬都不能同日而語。
(3)結構在變，成份、等級地位也在變
所謂結構在變，是指社會各階層的組織結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固然不始於18世紀，但18世紀卻是這種變化的關鍵時期。其最顯著的特點，是由於產業革命帶來的人口遷移和人員素質的改變，即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湧入，大量農村人口成為工人或工商業者。
資本主義文明首先是城市文明。沒有近代城市就沒有資本主義。雖然封建時代也有城市——封建時代和資本主義表現在城市文化的基本區別是：第一，城市功能不同；第二，城市居住人口所占全國人口比例不同。所謂功能不同，即封建時代的城市如中國古代城市並非以工商貿易為其本色；所謂人口比例不同，即，雖然彼時城市的居住人口也不算少，但其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卻少而又少。
資本主義文明興之於城市，卻成熟於18世紀。比如近代意大利名城佛羅倫薩，它滿足了第一個條件，於是便成為文藝複興時代的一顆明珠。但佛羅倫薩終於沒有成為後來如倫敦、巴黎一樣的資本主義強國的首善之區，因為單單一個或幾個佛羅倫薩還不能滿足上麵提到的第二個條件。
縱觀全世界各個民族的情況，凡是較早進入和完成工業化與現代化曆程的國家，毫無例外，都要走城市化道路：第一，城市要成為工商中心；第二，城市人口在總量上要超過農業人口；第三，全部或絕大部分農業人口都變成工業意義上的從業和消費人口。
因為人口在變，素質在變，成份也在變。城市人口多了，工業人口多了，新的階層主要是工商階層所占的社會比例大了，從而有了更多的發言權和更全麵的政治要求。這種變化雖然早已有之，但在18世紀來了一個加速度。舉個例子說，屬於英國新工業發達區的沃裏克與斯塔福兩個郡，“在1700年共有224000居民，在1750年共有285000居民，在1801年共有447000居民”。在蘭開夏中，變化還要快，“人口差不多增加兩倍，從24萬升到67萬2千。”
正因為有這樣的變化，英國革命才得以順利完成，法國革命才具有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所謂短褲黨人才得以揚眉吐氣，所謂第三等級才敢於向第一、第二等級的貴人們挑戰。也唯其如此，洛克才在英國本土得到那麼多人的歡心；盧梭才在法國革命前後得到那樣的聲譽，雖然早在革命爆發11年前，他就不無遺憾地悄然故去了。
人口的變化，人口成份的變化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必定帶來新興階層地位的變化，他們如果還不曾全然自覺，至少他們的代言人-18世紀的思想家們要以“人”的名義討要曆史本來應該提供給他們的曆史榮譽與地位了。
(4)思想成就，水到渠成
18世紀的啟蒙思想並非從天而降，更非空穴來風，它有自己的承繼對象。它既是18世紀現實文化的典型反映，又是文藝複興以來新文化運動的必然結果。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固然不同於17世紀的理性主義思想家，也不同於文藝複興早期開始湧現的人文主義思想家，但他們的精神與本質是一脈相承的。屬於這個曆史階段的早期人物，如洛克，他的思想和體係，與17世紀的思想家更有許多相似之處；即使到了德國古典哲學時期，那幾位思辨大師依然沒有徹底超越理性思維的天地，隻不過他們將英國經驗主義和大陸唯理主義的哲學思想，在新的結合點上予以更其深化和係統化罷了。
如果從1350年文藝複興興起時算起，到英國光榮革命，就用去了300多年時間，到法國大革命，則用去將近440年時間。如果從1453年東羅馬帝國滅亡開始計算，也有二三百年的時間了。18世紀的哲學正是上承400年文化傳統，吸收300年哲學營養，從而形成更其成熟、更富戰鬥精神和更具思辯特色的新的哲學體係。盡管他們依然帶有強烈的時代文化特色，而且在不同的國度，還有不同的存在方式與表現特征。
(5)民主要求，如潮如湧
所謂民主要求，本質上是對於新的政權形式的創造與選擇，這種創造與選擇，最早出現在荷蘭，但荷蘭是個小國，在某種意義上講，它不過是放大了的佛羅倫薩罷了。它足以影響世界，但不能改變歐洲。後來又再現於英國，但英國采取的革命方式是十分溫和的，甚至有些溫情脈脈的，它不是突變式的，而是漸進式的。英國是個島國，英國又有大憲章傳統，英國的經驗固然對歐洲大陸無比重要，但二者畢竟有別。歐洲大陸的主要國家實現近代民主，的確不是一件易事，而是一件充滿風險、血腥和危險的事情。即使最為靠近荷蘭與英國的法國，同樣不能逃脫這樣的曆史命運。但也因此，以法國為典範的民主運動，才顯示出比之英、荷民主運動更強的震撼和幅射作用。而且，它所受到的內部外部壓力越大，它的反作用力也就越發強烈。所以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人心目中，英、荷革命總不能和法國革命相提並論。就是與法國革命同年發生的美國獨立運動，也沒有法國革命那樣強烈的震撼和令人頭暈目眩的衝擊力。
而成熟於法國革命前後的西方思想家們，正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姿態、不同的風格和不同的作用，有意無意地為這場大革命盡了一份力量，從而也使他們成為這場革命的有機分子。
綜合上述種種原因，終於釀成18世紀啟蒙運動的主題思想。而興盛於18世紀的啟蒙運動，則將法國大革命作為自己的實踐典範，又將德國古典哲學作為自己的邏輯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