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18世紀的啟蒙運動即使在純哲學意義上，也有它不平凡的曆史貢獻。
3.發展態勢：三種速度、三大流派
啟蒙運動是一個整體，但是在不同的國度，主要是在英國、法國和德國各有不同的理論表現。這些表現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遠或近，或前或後，或直接或間接，或自覺或自在，都與法國大革命發生某種關聯。
在英國人那裏，雖然他們的革命已然完成，但他們的思想卻成為法國人借鑒的寶貴財富。
在法國人那裏，革命正是他們的崇高願望。盡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沒有活到革命的那一天，也無法預料革命會是一種什麼樣子，但他們的所作所為，無疑都是在為這場革命準備火種。
而在德國人那裏，很有一些思想人物正是法國革命的同代人。他們對法國革命，始則歡呼，繼而愁煩，終於懼怕，但以他們的思想本質而論，他們所懼怕的東西，正是他們所追求的東西，盡管他們自己也許並沒有真正感覺到這一點。他們是法國革命在德國的代言人。
造成英、法、德這種思想差異的，有許多原因，但概而論之，可以歸納為如下三個方麵。
第一，英、法、德的社會發展進程不同。英國革命發生在17世紀，法國革命發生在啟蒙運動高潮之後，而可憐的德國人，直到19世紀，還在為建立統一而強大的德意誌國家而奮鬥。
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曆史經驗證明，無論那個成功的國家，都是先有經濟變化，後有文化繁榮，先有專製道路，後有民主運動，經濟、文化，且不談它。專製道路則無論英、法、德、意、西、葡、俄、奧乃至東方的日本，幾乎是毫無例外的——但要聲明一句，所謂專製道路並非封建時代的專製舊路，而是新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管理體製。這種體製，說到底，隻能是一種過渡體製，一超過這個界限，便會釀成曆史性災難。但是，英國資本主義成熟得早。早在16世紀下半葉的伊麗莎白時代，就已經完成建立統一的強大國家政權的曆史任務。進入17世紀，女王去世，英國社會隨之發生變化，民主要求登上曆史前台，換句話說，專製體製已經不再適應自由資本的發展要求，於是資產階級發起革命。
法國、德國自然也不能超越專製階段。在那個特定的階段，唯有專製才能強盛。而法國強大的專製政權較之英國來得晚了許多。法國專製體製曆史久矣，但其高峰時期則是路易十四時代。路易十四執政之期，正是英國革命發生之時，而當英國光榮革命都已然光榮結束之後，路易十四依然作他的專製皇帝。加上法國的專製體製較之英國更其完備，而路易十四的統治也更具鐵血性質，反映在民主進程方麵，法國革命就來之晚矣。而法國革命的形式也因之變得極其殘酷和劇烈。反映在哲學上，17世紀的英國哲學已經具有某種大無畏的戰鬥精神，例如霍布斯的無神論思想。而大體與此同時的法國哲學大家笛卡爾，在教權麵前，隻會唯唯諾諾，不敢、不願也不能理直氣壯地表現自己。
德國的發展比之法國更其緩慢。當英國人完成光榮革命的時候，德國人正在為結束國家政局混亂、諸侯各自為政的局麵而痛苦不堪，而苦苦奮鬥。換句話說，在這樣的時代，他們還沒有真正建立起統一的專製體製。這個體製之真正得到認可，已經是17與18世紀之交的事了。而且這種政治局麵，還要經過100多年的努力才真正得以穩固，直到19世紀俾斯麥時代才算達到自己的全盛時期。反映在德國哲學上，他們不但沒有17世紀英國人那種朝氣蓬勃的精神麵貌，更缺少18世紀法國哲學的戰鬥風格。他們骨子裏其實也是革命的，但這種革命哲學的外在形式，卻充滿迂腐氣、學究氣，並演繹成一種令人摸不著頭腦的龐大的思辨體係。或許德國古典哲學是它那個時代最為深刻的哲學，但其存在形式，卻常令人觀之生疑，望而生畏。
第二，英、法、德的文化傳統不同。英國人不但在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奠基與繁榮方麵先行了一步，而且它的文化傳統也與歐洲大陸的傳統頗有區別。
英國革命發生得早，英國又有“大憲章”的傳統。“大憲章”產生於13世紀。“大憲章”並非資本主義文明的產物，卻是法治形態的反映。雖然在舊有的文明基礎上，這種法治並不十分牢靠，但英國有“大憲章”，歐洲大陸沒有“大憲章”，這就顯示了英國文化傳統的獨特品性。
英國文化的這種獨特品性，至少與它的島國文化曆史有關聯。按本書作者的觀點．世界上不同的曆史文化，可以分為大陸文化、海洋文化和島國文化等三種基本類型。大陸文化主要指內陸文化，它的品格主要是內向的，它的曆史高峰往往是自然農業經濟時代，例如中國古代文化。海洋文化則是外向的，它的曆史高峰時期則是古典商業時代，例如古希臘文化。島國文化則是一種可塑性極強的通變文化類型。島國文化的這種通變性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得到特別充分的展現。這是因為島國文化常常具有雙元性質，比如日本文化，一方麵他們承認天皇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麵，它又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歸於幕府統治。這就是說，島國文化很難建成一元性質的等級專製文化。它更容易走向某種形態下的權力平衡。英國“大憲章”就是平衡的產物：一方麵它尊重國王的願意，另一方麵它又要保護貴族的利益。正是這種傳統，才使得資本主義文化特別容易發達起來，而他們的專製體製總有相當的相對性，他們的變革、維新或革命也往往采取比較溫和的形式。無論英國還是日本，他們的近代衍變過程，都大體如是。
法國和德國則不具備這樣的傳統。法國人的曆史主流是專製，德國人的曆史風格是分裂和軍團主義。法國人因為專製而使資本主義文明發達較為緩慢，又因為專製而很快使法國成為強大的歐洲大陸國家。這是它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路易十四時代自然是非常強大和繁榮的時代，而這種繁榮和強大要以法國大革命作出的巨大犧牲作為曆史代價。德國人在法國強大無比的時候，連專製的資格都不具備，所以具有遠見卓識的萊布尼茨才風塵仆仆地出使法國，勸說法皇將矛頭指向埃及，企盼這股強大的禍水不致東來，最好南去。
英國人實施民主的時候，法國人還在為專製而快活；法國人為民主拚命的時候，德國人還在為如何建成強大的專製國家而處心積慮。這就形成三種不同的發展速度，而這三種不同的曆史發展速度也就使英、法、德三國哲學具有了三種不同的時態和風格。
第三，英、法、德三國的心理類型不同。對民族心理的重視，大約是本世紀才提到學術日程上來的。但它確實對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有重要影響。如若不然，為什麼中國會產生孔夫子，印度會產生釋迦牟尼，古希臘會產生蘇格拉底？盡管他們都是人類文化史上的超級偉人，但偉人畢竟與偉人也有不同。
英國人的性格是非常紳士化的。英國人重禮儀，雖在千難萬險之中，猶不失紳士風采。即便在熱戀場上，也有與法國人完全不一樣的體態表現。英國人的紳士風度，表現在政治上，則有特別重視條約與信譽的特點，所以英國自光榮革命以來，就絕少發生超越法律規範之外的社會行為，它是歐洲乃至整個世界上最為穩定的國家之一。英國人又特別強調實驗的作用。他們也許不是最擅長思維的民族，但卻是最重視實驗的民族。表現在科學技術方麵，他們更推崇能夠得以驗證的科學行為與結果。即使對近代數學作出巨大貢獻的牛頓，在這一點上也和德國大數學家萊布尼茨有重要差別。牛頓的微積分是幾何學意義上的，萊布尼茨的微積分是代數意義上的。幾何重在證明，代數強調推理；幾何近於直觀，代數重視符號。或者可以說，牛頓力學屬於經驗主義範圍，而萊布尼茨數學則屬於唯理主義範圍。
和英國人相比，法國人的性格趨於浪漫。他們能夠忍耐但更容易衝動，喜歡幽默但更喜歡狂放，有大悲也有大喜，有大怒也容易化為大笑。他們的這種性格，無疑更富於動感。按照巴爾喬齊的觀點，英國人是沉著的，法國人是好爭吵的，而德國人是反複無常的。法國人好爭吵，是因為他們性格浪漫。正因為他們性格浪漫，所以他們特別推崇英雄，又特別富於詩情畫意。他們的英雄觀和浪漫主義，造就了大百科全書派，造就了羅伯斯比爾和馬拉、丹東，造就了拿破侖和戴高樂。
德國人的民族性格，則更富於服從和深沉。德國人最講紀律，最重視學問，最擅長刨根問底，也最喜歡抽象思維。他們是整個歐洲大陸上抽象思維的冠軍，也是最講究完美體係的民族。好像現代德國足球，他們能夠取得殊榮，並非僅僅依賴球星的力量，而是特別強調攻防有序，要以自己的整體優勢打破對手的明星效應。有一則幽默小品說，傳聞在非洲發現一種新的動物，英國人聽了馬上決定將這動物運來解剖一下，法國人聽了立刻要組織觀光團以便先睹為快，而德國人一聞此言便鑽進圖書館，要查查這傳聞究竟有理論依據與否。
當然，過分誇大民族文化性格是有害的，而且所謂民族性格也是一條不斷流淌的文化之河。而且這些河流總不免彼此溝通滲透，並終將彙入大海之中。但是當這種民族性格和特定的曆史階段，曆史事件與社會體製糾結在一起的時候，確實會產生某種獨特的曆史文化效應。
唯其如此，18世紀前後的英、法、德哲學才呈現出各自的文化特色。
英國哲學的發展，具有平實漸進特色。從培根到洛克，經過71年時間；從洛克到休謨，又經過79年時間。也就是說，如果從培根誕生之日算起，到休謨出生之時，其間經過了150年時間。150年間，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產生了培根、霍布斯、洛克、貝克萊、休謨五位傑出人物。但就他們的思想演化過程看，卻是一脈相承的。雖然其間也有起伏，也有嬗變，但其思想主線依然是漸進形態的。即使在中間發生兩次英國革命，他們的步伐依然堅定、沉著，有板有眼。英國哲學的這種風格，實為德國人所少見，法國人所不及。
18世紀的法國哲學和17世紀的法國哲學相比，則呈跳蕩狀態。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完全以啟蒙運動為主旨，而啟蒙運動和笛卡爾的思想其實相去甚遠。17世紀的哲學人物，大都是些具有深刻思維的科學人物，而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如果可以將他們列入狹義的哲學人物的話，他們也是一群意氣風發、氣象遠大、視野開闊、敢怒敢罵的變革分子。盡管他們之間也有唇槍舌劍，他們的具體主張或者大相徑庭，但其基本風格卻是鬥士型的。17世紀與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之間，仿佛中間隔了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這邊廂山青水秀，那邊廂雨驟風狂。18世紀的法國哲學人物，寧可讓英國人作他們的導師，也不要自己的先輩作朋友。
德國哲學則日益深沉，一個深沉不夠還要再加一個深沉。深沉並非沒有時代意識，隻不過這是一種特殊的時代反映，是冰冷的火焰，是無形的風暴，是一種包羅萬象的博大胸懷，是一些身著學究外衣卻深藏通天智慧的特別的智士。以致從容鎮定而強調實效的英國哲學和他們比較起來，不免顯得有些淺顯；熱情激烈、血脈賁張的法國哲學和他們比較起來又不免顯得有些浮躁。他們以極大的耐心和無比的韌性，以抽象的思辯和龐大的體係，將天上人間、過去未來的一切幾乎都編織在自己的哲學大網之內，然後給它們一一分派應該屬於它們的位置。自然，德國哲學從來沒有取得17、18世紀英、法哲學那樣的現實效應。然而，英、法哲學諸公，你們千萬不要妄自得意喲，說不定這些充滿學究氣又有些神秘色彩的德國鄰居正偷偷地看著你們發笑哩！德國哲學自有它的風格、命運與前途。
三種速度，三種風格，構成18世紀西方哲學思想界的有聲有色、奇異精絕的連台好戲。
4.兩種新生：東西二極都在變化
我在前麵說過，16世紀以後的歐洲思想，逐漸成為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高峰，彼時全世界的思想發展態勢，出現“一頭沉”現象，到了18世紀前半葉，這種“一頭沉”態勢甚至走向“一邊倒”局麵，18世紀的西歐思想界成為遙遙領先於世界各民族思想文化的一支生力軍。但到18世紀下半葉，事情發生變化，而且不變則已，一變天翻地複。
一個變化，是剛剛為西方人發現不足300年的北美大陸，出現一場意義非凡的獨立運動，並且由此產生出一個嶄新的國家一一美利堅合眾國。從此，西歐一支獨秀的曆史局麵被一舉打破。雖然18世紀的美國尚在發展初期，但它的思想，卻有一種簡練明快又不失宏大豐厚的現實風格。而且，再過一個世紀，它就將對世界發展的格局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了。
西方有美國，東方有中國。美國的變化是開天辟地式的，中國的變化卻是一步三折的。但無論從那個角度理解，明清之際的中國式的啟蒙運動和後來清帝國的興衰變化，都對未來世界產生重要影響。清王朝特別是它的中後期，無疑是中華民族曆史上一個十分屈辱的時代，正是為了改變這種屈辱不堪的曆史命運，中華文明才開始走上漫長的變革維新乃至革命化道路，而明末清初一代學人正是這種漫長發展長河的一個曆史亮點。
西方變，東方也變，近代文明正在世界的各大區域發展起來。到了下一個世紀，俄羅斯和日本的思想界也形成曆史大潮，他們將以全新的姿態登上世界曆史的大舞台，18世紀，正是變化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