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本質上是個經驗主義者，他尊重培根，更尊重洛克，對洛克的思想，無論是他的哲學，還是他的政治學，他都十分欣賞。他回顧自己的人生道路，曾語帶深情地這樣說過：“我跑了許多不幸的彎路，疲憊不堪，尋求真理，所得到的卻是無數空想，深感慚愧，我又回到洛克這裏來，就象一個浪子回到父親那裏一樣，我投入一個有節製、謙虛者的懷抱，他從不假裝知道自己並不知道的東西；他其實並無淵博的學識，但是他的基礎是牢固的，他擁有最堅實的知識而從不賣弄。”
伏爾泰的理論風格，文字激揚絕妙，內容淺近直白。激揚絕妙，自是優點；淺近直白，又非缺點。唯淺近，聽者才能心領神會；唯直白，言者才能音節鏗鏘。淺，非思想之淺，而是文字曉暢；白，非平庸之白，而是字字明白，更何況越是大手筆越能深入淺出，不擺架子，不故作高深，不裝唬人狀。伏爾泰的文章風格，正體現了淺近直白的妙處，如果我們不是從最次意義而是從最佳意義上理解這四個字，我們更會感到，這樣的文字，實屬難得。
伏爾泰是啟蒙主義的大師，他需要聽眾，而且聽眾越多越好；他需要社會反響，反響越強越合他意。他的最主要的哲學著作，偏用通信的方式寫出，偏用辭典命名，實在與他的這種追求有因果聯係。
伏爾泰是宣傳大師，他的文章涉獵廣泛，想象豐富，化出化入，輕鬆自然，情同口語，最易傳播。
他是最好的傳播者，因為他是最好的理解者。他能理解彼時最為先進也最合法國國情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先理解後宣傳，而且一經他口，往往產生更為強烈的傳播效果。比如在我們這些但凡讀過幾年書的中國人中，大約沒有不知道牛頓看見蘋果從樹上掉下來而產生科學聯想的故事的，而使這則故事傳播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伏爾泰。又比如平等本是18世紀的社會主題之一，多少哲人論說平等，但伏爾泰的評論獨能文字犀利，片語千鈞。他說：
“一切享有各種天然能力的人，顯然都是平等的；當他們發揮各種動物機能的時候，以及運用他們的理智的時候，他們是平等的。”即使“中國的皇帝，印度的大莫臥兒，土耳其的帕迪夏，也不能向最下等的人說：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廁所，禁止你思想。”
伏爾泰的文章，無論哪種題材，都是直接為他的祖國法國服務，為他心目中的理性服務，為他的時代服務，也是為啟蒙運動服務的。他的學識，如前所說，大約應該歸入雖然博大但未精深的那一類。或者我們苛求他一下，盡管他的一些劇作引得王後等顯貴一時大哭一時大笑，也許還算不上超一流的經典之作，然而這正是他那個時代所要求他的。既然想立竿見影，就不須幽深雅靜。老子固然可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周郎卻顧不上許多，隻待東風一起，便要叱吒風雲。
如果我們不是站在啟蒙運動的時空點上，而是今天的觀察點上，評說18世紀西歐思想界的名人名作，那麼，我們也許會覺得伏爾泰並非最傑出的人物，他的著述也非最傑出的作品。伏爾泰及其作品仿佛是一組自相矛盾的組合體。如分門別類地理解伏爾泰，他的著作，無論是哲學著作還是小說、散文或劇本，甚至包括他的最有影響的史學名著《路易十四時代》，孤立地看它們，似乎都不能算是經典之作。即使把比較範圍隻局限在英、法、德這個圈子內，在他生前死後都可以找到比他的這些著作更好的作品。他的哲學著作，自然比不過貝克萊和休謨，也比不過康德和謝林；他的小說，隻能算法國近代文學高潮到來前的一段序曲，在他死後不久，便有真正堪稱經典的巨作湧現出來；他的詩歌和劇作，也不能和歐洲那些經典作品相提並論，詩歌無論如何比不過拜倫和雪萊，自然更比不過偉大的歌德，戲劇比之莫裏哀和莎士比亞，大約隻能被看作二流作品。唯有他的史學名作《路易十四時代》或可高居經典之列，然而，也往往失之感情色彩過於濃烈，以致在某種程度上壓倒了對史實的考證——史學雖好，不算正宗，從真正史學意義上考慮，仍然屬於有重大缺憾的名作。
奇怪的是，正是這些作品確立了伏爾泰一代宗師的偉大形象。他是由一大批並非頂尖作品而在整體效應上達到空前地步所造就的頂尖人物。好似一位美人，若論五官四體，似乎那一樣都有些缺陷，但從整體上看，卻是出類拔萃，別著一段風流。所謂環肥燕瘦，西子愛鬧心口疼，這些都不是優點，然而，在中國古代還有比她們更有聲譽的美人嗎？說伏爾泰是一個矛盾組合體，原因就在於此。伏爾泰是一位大作家，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作家。唯其如此，他才在他那個時代產生那樣的影響，這影響實在是無論貝克萊、休謨、康德、謝林，還是莫裏哀、莎士比亞，以及歌德都比不過的。否則，為什麼連莎士比亞是否確有其人都有爭論？為什麼休謨哲學要再過一個世紀才更其容光煥發？但也唯其如此，伏爾泰對後世的影響才比他同時代的一些人物如盧梭、貝克萊、休謨和康德顯得小些。
伏爾泰和洛克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都能因時而動；然而動與動也有區別。洛克的動仿佛順流而下，該做官時就做官，該革命時就革命，而且無論做官、革命都不影響他做學問。伏爾泰的因時而動，近似中國人說的每日挖山不止。且這絕非一般的山地；非但“山高路隘坑深”，而且雲霧風暴變幻無窮。但他偏能臨危而笑，找到最好的路徑，取得最好的效果。可以說，凡是他那個時代該有的優良品性，在他身上均有體現。
他是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啟蒙運動最重理性。而他本人就是一個最不懼怕權威，也不懼迫迫害，而且打擊不倒，遏止不住，收買不成，驅除不掉，能富能貧能武能文的一代奇人。這不但因為他個性如此，更重要的他代表了一場偉大的思想運動，貌似書生搖羽扇，胸中自有百萬兵。
他的時代，因為理性至上，所以理論多，論辯也多，他聲名顯赫，常常首當其衝。但他對此，非但從容不迫，而且聞論則喜。他的這種風格不但表現在與社會惡勢力的鬥爭方麵，而且表現在他與他的論敵之間——要知道，這些論敵有很多原本就是他的信徒或朋友。
他一生與之論戰的人物多多，最有名也有學有才有識的，則是孟德斯鳩、帕斯卡、布封和盧梭，特別是盧梭與他的爭論，不但異常激烈，而且異彩紛呈。
伏爾泰比盧梭年長12歲，雖然他們是同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但在年齡上可以看作兩代人。伏翁認識盧梭時，已經51歲了。先是盧梭給他寫信，於是通信，於是見麵，盧梭對他原本懷有欽敬之情，在大的方向下，兩個人確實也應該有很多共同語言，可惜當事人的感覺和後來人的看法常常差別很大。這倒不僅僅是“當事者迷”，實在若無特別深入的理論和情誼，彼此的才能便難於淋漓盡致地發揮，彼此的差異也無法凸現和澄清。
盧梭自是一位奇才，籠統而論，他屬於啟蒙運動。但他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一聲異調，別人皆重理性，獨他最愛自然。好比中國獨特的樂器——洞簫，這樂器大約隻能獨奏，不能和奏。盧梭是一支法國式的洞簫，不但具有隻能獨奏的特色，而且具有特別躁烈的個人品性。
盧梭與伏爾泰的共同語言中，平等是一大方麵，盡管他們兩個人對平等的理解，其實也兩樣。而他們之間的最大分歧，則表現在對私有製的態度上。盧梭是堅決反對私有製的，就這點而言，他不但和絕大多數法國啟蒙思想家難於一致，而且也和伏爾泰最欽敬的洛克的思想大相徑庭。盧梭仇恨私有製，恨之入骨，他羨慕人的原始狀態，希望人們放棄現有的文明，回歸原始狀態，這樣的觀點，伏爾泰是無論如何不能同意的。偏偏天真的盧梭不明此理，硬把這樣一篇論文送給這位他所敬重的先生，請其斧正。於是先生大怒，回信諷刺他說：
“我收到了你的反人類的新書，謝謝你。在使我們都變得愚蠢的計劃上麵運用這般聰明靈巧，還是從未有過的事。讀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腳走路。但是，由於我已經把這種習慣丟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揀回來了。而且我也不能從事探索加拿大的蠻人的工作，因為我遭罹的種種疾病讓我需要一位歐洲外科醫生，因為在那些地帶正打著仗，而且因為我們的行為的榜樣已經使蠻人壞得和我們自己不相上下了。”爭論沒有結果，友誼至此完結。羅素先生評述得卻妙：“盧梭與伏爾泰終於失和倒不在意料之外；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竟然沒有早些反目。”
縱觀伏爾泰一生，他對啟蒙運動中的很多人物都有過幫助和支持，特別是對於百科全書派，更是不怕風險，支持有加。法國百科全書的編撰工作可以說是法國啟蒙運動中的最重要的一項活動。然而，好事必是多磨。到了1758年，更出現內部矛盾激化，好幾位支柱式的人物紛紛退出的惡劣局麵。而作為主編之一的達蘭貝爾也始則動搖，終於離去。情勢如此險惡，百科全書幾乎瀕於夭折。狄德羅身上的擔子一下竟有千鈞之重。此時的伏爾泰，雖然已經64歲，但他寶刀不老，雄心依舊，馬上挺身而出，表明態度。他堅決支持這項有史以來堪稱最偉大的文化工程。中國古人有雲：“疾風知勁草，日久見人心”，此之謂也。
伏爾泰一生，幫助過狄德羅、博馬舍、愛爾維修等許多當時的主要文化人物。對他的前輩梅葉，也曾奉上一片深情。梅葉死於1664年，他死後65年，他的遺作終於輾轉流傳，為伏爾泰所得。於是伏翁便以《梅葉遺書摘要》為題，將其發表。
伏爾泰一生，可謂一心一意為著啟蒙運動而奮鬥。他不存成見，不恂私情，合之則助，逆之則怒。雖然他與許多人發生矛盾和爭執，但這些矛盾和爭執幾乎全與他個人利益毫不相幹。即使對於盧梭，這後生小子是傷害過他的自尊心的，雙方性情既相去特遠，用語又十分激烈，但當盧梭受到巴黎、日內瓦當局通緝，四處奔逃，走投無路之時，他依然連續發函邀請盧梭到他的住所一避。
作為一代偉人，伏爾泰確實有頑強的信念和廣闊的胸襟。頑強的信念使他生生不已60年，鞠躬盡瘁，隻為啟蒙運動盡心竭力；廣闊的胸襟使他具有遠大的目光，不但關心自己的學業，尤其關心法國的未來和理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