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王夫之
明末清初三位大思想家中，唯王夫之在哲學方麵最有貢獻。但他同樣不是一位隻管靜坐書齋鑽故紙，“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的人生經曆和政治態度，與黃宗羲、顧炎武均無明顯差別。他同樣仇視農民起義，張獻忠邀請他入僚，他寧可自殘其體，絕不同意。清軍入關，他馬上投身複明抗清活動當中，而且四處奔走，無息無止。直到各種武裝鬥爭均已失敗，他依然以明代遺民自居，堅決不肯“薙發”，在那等時候，不薙發就有“薙頭”的危險。但他肯寧改冠易服，自稱徭人，野居徭洞，也不屈服。
但王夫之的家庭背景，與黃、顧二位其實有別。他的出身既非江南巨富，也非官宦世家。他的家庭堪稱文人一族。他父親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宿儒，但沒有進入仕途，也沒有其他本領增加收入，一家人隻是讀書為業，清貧度日。
王夫之早慧，是個神童。他4歲時就和長兄一起讀書，7歲時已經讀完《十三經》，14歲便考中秀才，16歲開始攻讀四聲音韻之學。他自稱“閱古今人所作詩不下十萬”。可知其讀書之富，涉獵之廣，才智之高，氣度之奇。他早年攻學求仕，中年救亡、避難，但救亡亦不忘治學，避難更精於治學。晚年定居石船山下，潛心著述，完成了他一生的治學業績。
王夫之一生著述極為宏富。哲學書類有《張子正蒙注》、《尚書引義》、《周易外傳》、《思問錄》、《老子衍》、《莊子通》、《讀四書大全說》、《四書訓義》、《相宗絡索》、《愚鼓詞》等；文學書類有《楚辭通釋》、《薑齋詩話》、《唐詩選評》、《明詩選評》等；史學書類有《讀通鑒論》、《宋論》、《永曆實錄》等；政治書類有《黃書》、《噩夢》等。後人刻《船山遺書》，共收各類著作57種，共計288卷。
王夫之的本體論，認為“氣”是萬物之本。他說：“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又說：“陰陽之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他的元氣為萬物之本，上有所承，並非創見。他的高妙之處在於，他注意將元氣說與陰陽五行說結合起來，從而把世界看成一個變體。因而，他的元氣說，內涵豐富，論辯有致，講靜講動，講有講無，講體講用，講形而上，亦講形而下。既主張“天下唯器而已矣”，又認為“治器者則謂之道。”器屬於物質——形而下者，道屬於規律——形而上者。他說：“車薪之火，一烈已盡，而為焰，為煙，為燼，木者仍歸木，水者仍歸水，土者仍歸土，特希微而人不見爾。一甑之炊，濕熱之氣，蓬蓬勃勃，必有所歸，若盒蓋嚴密，則鬱而不散。汞見火則飛，不知何往，而究歸於地。有形者且然，況其絪縕不可象者乎！”他的氣說，不但儼然哲學風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隱隱含有“物質不滅”的意思。
王夫之的認識論，很重視感官的作用。他說：“由月辨色，色以五顯；由耳審聲，聲以五殊；由口知味，味以五別。”且間接反映了先有物質存在而後有感官體驗的含義。
王夫之強調物質的客觀存在性，但不輕視理性。他說：“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顯著於天下，循而得之。”
他又注意將感覺和思維區分開來，不使二者混為一談。雖在思辨方麵不如英國經驗主義深刻係統，但在風格上體現了中國哲學注重常理，不為妄言的文化特色。
王夫之的曆史觀屬於曆史進化論一派。他不但反對倒退論，也反對曆史循環論。他認為：“唐虞之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婚姻未別，……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立論腳踏實地，有先秦法家之體緒。他既不同意鄒衍的五行相生相克的曆史循環說，更不同意邵雍、朱熹的複古論。否定循環，指斥複古，而主張因“勢”得“理”，勢理合一。所謂勢，即曆史發展的必然性大趨向；所謂理，即隱寓在這大趨向後麵的必然性規則。他說：“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自然，他對“勢”的理解還是粗放的，其議論也不免有邏輯混亂甚至自相矛盾處。但他的曆史進化觀，無疑在明末清初這樣一個特定時代，達到曆史時空線上的最高境界。
王夫之是清代初期的哲學大家，所欠缺者，科技、民主二觀而已，“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山人氏，世稱船山先生。他生於1619年，逝於1692年，終年73歲。王夫之曾有《自題觀生居》一聯，恰是他一生寫照，聯日：
“六經責我開生麵，
七尺從天乞活埋。”
5.戴震
清初三大思想家身後，還有許多哲人誌士，名呈風流。但以其總體水平而言，則不如顧、黃、王更具涵容與影響力。進入乾嘉，則昔日風雲激蕩的時代已過，加上文字獄風雨如磐，令人窒息。於是中國學人秉前代之餘緒，辟應時之路徑，在考據學方麵痛下苦功，為中國古文化畫上一條漂亮的豹尾。但以哲學思想的曆史成就而言，叫乾、嘉人物未能產生巨大影響，唯樸學大師戴震，出類拔萃，似可與顧、黃、王三大師一論短長。
戴震，字東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寧人。他家境貧寒，沒有資產，靠朋友幫助，他父親才得以做小商販為生。戴震的一生仕途也不順利。雖然他才名卓著，且與他同時代的著名學士交往甚廣，並深得他們的信任和敬重，但他直到53歲時依然會試落第。可見清代的科舉製確實已成死製，不利活人。他生於1724年，歿於1777年，年僅53歲。
戴震著述很多。而且涉及的範圍尤其廣泛，舉凡音韻、訓詁、天文、地理、方誌、政論、算術、幾何、詩文、經學無不包攬其內。主要著作有：《孟子字義疏證》、《尚書義考》、《毛鄭詩考正》、《考工記圖》、《中庸補注》、《聲韻考》、《方言疏證》、《水地記》、《九章算術》、《原善》、《原象》、《緒言》、《屈原賦注》等。世有《戴氏遺書》、《戴東原先生全集》流傳。
戴震哲學，以“氣化流行”、“血氣心知”最為著名。所謂“氣化流行”，即認為“氣”是萬物的本源，氣的運動就是道，運動規律就是理。道既不能離開氣而存在，理也不能離開道而存在。他說：“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又說：“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苛失，則生生之道絕。”他不同意程朱理學“理在氣先”之說，又能將“氣”看成一個有規律的流化過程。戴震的哲學本體論在氣理說的舊框架內，已經達到最好的境界。
所謂“血氣心知”，即認為人的生理結構是一切思維意識的生存基礎。他說：“有血氣，則有心知，有心知，則學以進神明，一本然也。”在他看來，人既出於陰陽五行，認識客體也出於陰陽五行。“血氣心知”乃是“氣化流行”的一種結果。他的這些認識，確實與某些西方哲學史上的大家有異曲同工之妙，可惜未能形成獨立的哲學體係——未能深究細考，獨立成章。這自然也和清代的大文化氣候有關。清代固然已經有了許多新的科技成果——包括西方傳入的大量新的科學技術，但在文化結構方麵依然與西方社會有質性差別。因此，戴震的哲學方法，不但沒有成為成熟的哲學體係，反而變成他批判理學的附庸內容。
戴震思想中最光彩淩利的部分，乃是他對宋明理學的批判。他的名言：“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如嘯如狂，如泣如訴，情誠意切，蕩氣回腸。戴震的這個判斷，出於他的人性學說。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的情欲是天然合理的。他說：“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也就是說，無論欲也，情也，知也，都是人性的表現。戴震主張情欲的合理性，強調欲、情、理的統一，以他特有的風格和氣派，對舊的理學傳統憤而批判，怒而唾棄，可謂舊時代敢於衝決禮教羅網的豪傑之士。
但是，戴震固為一代英才，他的舞台卻依然是舊的，他的思想也難於跳出傳統文化的總體規範。而這些傳統文化，積澱特久，根須特深，勢力特大，韌性特強。戴震一介書生，在如此這般頑固的舊勢力而前，正如一位天真的孩子，縱有童心如水，其奈汙濁遍地何？
然而，世界的巨大變化已經到了不允許中國不變的程度，甚至緩慢變化也已經等不得了。人動你靜，則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人快你慢，又如龜兔賽跑，日行日遠。然而，地球隻有一個，進步才能生存，文明才能強大。
戴東原死後63年，英軍的大炮便在廣州海岸轟鳴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