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細細品來，明末清初的各位思想家與18世紀法國啟蒙人物相比，又有本質差別。雖然他們提出的某些思想也帶有相當的民主成份，論其本質，仍然屬於舊的思想體係，或者說，他們恰好處在新、舊時代的交合之間，雖承舊說，已出藩籬，欲成新體，根基又少。他們的時代，在他們看來，固然是“天崩地解”，殊不知，更大的變化還在後頭，充其量，這不過是中國曆史劇變的一個潮頭而已。雖然這幾位大師，人人有弄潮的才智，但弄潮盡管弄潮，惜乎巨大的波峰尚未到來，因而他們站得固高，尚不算太高，看得甚遠猶不算太遠。誠然若是，他們畢竟是在曆史大變故時期出現的傑出人物，舊體製已掩不住他們的思想光輝——他們猶如東方地平線上出現的第一縷曙光。
黃宗羲出身正直的官宦人家，他祖籍浙江餘姚，自幼隨父在京。他雖生於末代，還算生而有幸：其父正直，其師高明，其嶽父亦不同凡響。但他又生而不幸：他未及成年，他父親便因為反對魏忠賢閹黨而被處死。他小小年紀，遭此變故，創痛之深，難於意表，但他決不屈服。他18歲時，崇楨繼位，朝廷政情發生變化。他仿古人除奸情勢，袖鐵椎、草疏，來到京城為父伸冤，並親手殺死魏忠賢爪牙兩個，朝野為之大震。魏黨作惡，害人極多，伸冤圖報之情，遍於朝廷內外。於是崇楨當機立斷，除逆明冤，這些被害官員的子弟，痛哭於皇城，聲動天地。
黃宗羲出身若此，又從父命拜劉宗周為師。少年英才，得明師而教，為他日後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但政治風雲變幻無常，又有個人所不能力為者。農民起義軍終於攻入北京，明王朝終於滅亡，清軍終於入關。他和他的那一代莘莘學子，既對農民充滿仇視，更對清軍恨之入骨，於是毀家救亡，加入反清活動。反清武裝敗散之後，又東奔西走，逃避清政府的通緝。數年之間，無一時平靜。但他身為一代學人，毀家亦不忘學，逃亡也不忘學。直到50多歲時，才總算安定下來，並於58歲時在浙江複興他恩師的證人書院，講學授徒，終成清初一大學派。他培養的弟子很多，成才人物尤為不少，如萬斯同，萬斯大、仇兆鼇、李果堂、鄭梁、陳訏皆出於黃門。黃宗羲生當亂世，但有誌於學，勤家忘家，學、誌相濟。他1610年生，1695年謝世，享年85歲。他自己總結一生經曆，《自題》其事日：“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終廁之於儒林。其為人也，蓋三變而至今。”他一生雖有如此劇烈的三變，但其人其誌，未曾改也。
黃宗羲作為一代學人，一生著述極豐，其文章總量達2000萬字，尤其他的《明儒學案》和《明夷待訪錄》二書，影響更加深遠。《明儒學案》實際上是一部明代思想史，而且其內容，其方法，其收集資料之細，其見解之精，都超越前賢，獨成一體。《明儒學案》之外，他還寫了《宋元學案》，但未能完稿，由他的學生遞補而成。
黃宗羲在思想方麵留給後人最重要的遺產，是他的《明夷待訪錄》。此書篇幅不長，但用力甚多，書中新知新奇，比比皆是。比如，他的重商思想，貨幣見解，在與他同時的學說著作中，可算鳳毛麟角，雖然語焉未詳，意義自在。他反對迷信，重視科學，也足為世人表率。但他的最大貢獻，還在於他的君權理念。他的君權論不唯影響久遠，且有石破天驚之感。
他主張“天下為主，君為客”，以為“人臣之責，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主張“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認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認為臣是“君之師友”，不是“君之仆役”，認為“君之與臣，名異而實同”。
他的這些思想，不但十分大膽，而且遠逾前人。他將朝廷與天下區分開來，從根本上否定了天命之說。其意若日：你能對天下人有益，你做皇帝。否則，皇帝就該另請高明。他認為君臣名異實同，打擊的正是封建文化賴以維係的“三綱五常”。而“三綱五常”至少自漢武帝以來，乃是中國封建文化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其意義絕不下於《聖經》之在中世紀神學係統中的地位。黃宗羲興新學先論君權，可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黃宗羲沒有係統的哲學著作。他的哲學思想，以氣為本，大體沒有超過前人規範。但他對宋明理學的空疏不切實際的弊端，卻有頗具見地的批評。黃宗羲在哲學史上的地位常常不如顧炎武，尤其不如王夫之來得更有氣氛，其原因大約與此有關。
黃宗羲固有創見如斯，但他雖極言“法治”而未能真識其法，雖有新的君權觀念，但未及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主之見。他反對以農為本，看到舊的土地私有製的種種弊端，但他的醫治方法卻與曆史的走向不甚合拍，他因為找不到切實可行的好辦法，隻好想到“井田製”上去了。如此等等，都說明他是一位新舊時代大轉變時期的過渡人物。他的思想發端於新舊之界，亦在明昧之間。
3.顧炎武
顧炎武生於1613年，江蘇昆山人。他原名絳，字忠清。明亡之後，改為炎武。他與黃宗羲既同時又同道，黃宗羲思想中表現出的種種時代特征，在他身上也有近似的反映。
顧炎武的家庭對他的影響同樣巨大，他的先祖本為江南四大富戶之一，家庭資財豐厚，祖上曆為高官。但到他父輩時已經家道中落，然仍不失為詩書禮義之家。他家門多禮義，對農民起義，自是切齒痛恨，對清軍入關，尤其與之不共戴天。他的嫡母因明亡而絕食自盡，生母亦被清軍砍斷手臂，他的兩個弟弟亦在昆山失守時被殺。年輕的顧炎武，可謂國仇家恨集於一身。為了抗清複明，他參加過武裝鬥爭，武裝鬥爭失敗後，又奔走大江南北，聯絡愛國誌士，中間竟為惡婦所告，險些命喪刑獄。
明朝既已不能複興，他便轉入學術一途。雖轉入學術猶不改初衷，同樣表現出一種遠非書齋舊儒所能表現出的大家風範。他一生遊居各地25年，可謂行萬裏路，讀萬卷書，並以自己的獨特經曆和卓越貢獻，成為一代宗師。他的主要著作被編為《亭林文集》，本人亦被尊稱為亭林先生。
顧炎武的社會政治思想與黃宗羲十分接近，類似《明夷待訪錄》。黃氏該書在當時影響不大，少有知音，獨顧炎武一見此書，便生知心之感。顧炎武的君權觀念，雖不似黃宗羲那樣有聲有色，氣吞山河如虎。但他的“獨治”不如“眾治”的觀念。亦和黃氏的政治思想一脈相通。他說：“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他痛恨官僚腐敗，主張減員簡政。他認為家富才能國富，認為人的私利私欲正當合理。他對社會風俗十分重視，認為“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他的文章著述比之黃宗羲更多書卷之氣，雖不必風高浪險，自有其規矩方圓。
顧炎武作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最以學術著稱，如果說，黃宗羲的後來擁戴者中，首推梁啟超，那麼，顧炎武的繼承者中，則尤屬王國維。
顧炎武一生著述極豐。既有聯係社會，剖析社會，不尚空談的政論文章，也有卷帙浩繁，內容豐富的《肇域誌》和《天下郡國利病書》，還有影響後人甚大的音韻學專著《音學五書》。但作為一個大思想家，關乎其學養位序的還是他的《日知錄》。
《日知錄》是一部條文體巨著，全書32卷，共計1000多條。《日知錄》涉獵範圍廣泛，共分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文藝8個類別。舉凡中國曆史上的種種知識，幾乎無所不及，無所不備。《日知錄》的特色，反映了顧炎武的治學風範。他的特點，一是博大精深，二是學以致用。讀顧炎武的書，自有一股紮紮實實的文風撲麵而來，能令浮者正而使庸者直。中國人最好講正氣，然而無學不能為正，學之、空之、泛之、濫之、臆斷之、妄想之華而不實，亦不能為正。顧炎武著書，立意嚴謹，考據精當，言之有物，不尚空談。他的學養之純之正之博之實，不愧為明清兩代一位大好宗師。
顧炎武反對理學，但他的反對，主要不是集中在現代人所講的狹義範圍之內，而是反對理學，傾心經學。他反對理學，主要是認為理學“空談誤國”，不切實用。他抨擊陸王，指斥程朱，認為理學的心性之說，置達道（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達德（指智、仁、勇）、九經（指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三重於不顧，沒有實際用處。對“格物致知”作了合乎儒學倫理關係的解釋，他說：“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這般解釋，雖另成一論，但從哲學本體論角度考慮，不能說不是一個退步。顧炎武不是一位可以和宋明理學諸大師比肩的哲學家，卻是一位遠遠超越前賢的思想家。他自學問之道看到了他時代的種種弊端，但遠不能以哲學的方式對它們進行歸納和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