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清代啟蒙思想及其代表人物
1.清代啟蒙思想概說
這裏講的清代啟蒙思想，上起明末，下至鴉片戰爭。其代表人物始於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止於1841年去世的龔自珍。實際上，其主要活動期包括清代前期、中期兩個部分。
清代中期之前的社會走向，和西方同期的情況有很大區別。西方17、18世紀，正經曆著一個偉大的曆史時代。牛頓力學在前，產業革命於後。特別是18世紀的西歐、北美，文化主題十分鮮明，主題就是革命：在英國是產業革命，在法國是社會革命，在德國是精神革命，在美國是獨立革命。在這樣一個充滿革命氣氛的年代，17、18世紀的西方，為人類奉獻出一係列傑出的思想人物和思想巨作。
中國的情況則大不同。自清王朝1644年入關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為止，其間約兩個世紀時間。這兩個世紀，雖不平衡，絕少奇跡。中國這段時間的主題何在？可以說，大勢已定，主題未明。各種深刻的社會文化矛盾，無論是清初，還是乾嘉時代，都沒有真正得到解決。這些矛盾，時起時伏，或隱或現；其發展態勢，錯綜複雜，互相牽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敵友互轉，走向混雜。其主要內容包括4個方麵。
一是資本主義新興文化和封建傳統勢力的矛盾。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至少在明代已經大量湧現，而且其在文化方麵的反映，也是有聲有色。明代的許多文學藝術，特別是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已經超出舊有的思想藩籬。這些文化反映的正是社會深層次的深刻文化。但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其生也早，其發展也遲，雖青春早熟，卻很難長大。表現在思想文化方麵，就常常出現矛盾深沉，憤懣空虛，前瞻後顧，難以自主的特殊場麵。那情形頗類似於文藝複興初期的西方——雖然在骨子裏已然生出新的芽杈，但在根基處又未能與舊文化一刀兩斷，羞羞答答，欲斷還連。但其總體走向，大勢已在。雖然《金瓶梅》的作者隻顧縱欲與漫罵，《紅樓夢》的作者卻已經體悟到這必定是一條走向“白茫茫大地真幹淨”的曆史悲傷之路。
二是漢族文化圈與滿清新朝的民族矛盾。中國古代曆史，從來改朝換代，多自北方。至少自秦漢以降，就和北方遊牧民族發生理不清斬不斷的矛盾、聯係和糾葛，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了。宋代以後，北方遊牧民族更成為漢族政權的心腹大患。元代開了少數民族統一中國的先例，清朝卷土重來，又取得成功。雖然取得成功，卻付出慘重代價。自然這代價總是以漢族人的犧牲和逃亡為主體的。此時的中國社會，既有資本主義萌芽與封建傳統社會文化的矛盾，又有漢族受壓迫者和少數民族統治階層的矛盾，兩相交迭，情態複雜。表現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身上，他們既堅決反對滿族政權的入侵，又對理學傳統充滿懷疑。反清則渴望恢複漢族統治，懷疑理學又必然走到批判封建君權的新路上去。加上他們全是些不可多得的大學者，更使這些矛盾在他們著作中得到強力而深刻的反映。
三是啟蒙思想和傳統理學的矛盾。宋明以降，理學漸漸居於統治地位。宋代儒學雖稱新儒，卻沒有將舊的儒學引向自由，而是將其導向理義修養。加上曆代統治者的參與，其利益小，其害益大。明代資本主義萌芽如春筍激發，對舊有文化形成衝擊；外來傳教士帶來的資本主義新文化，對舊有傳統更是衝擊。但理學根深蒂固，加上統治階層的扶植提倡，打破它的統治地位談何容易。然而發展到明末清初，舊的理學勢力已呈土崩瓦解之勢，難於恢複昔日景象。心學雖然也是理學的一支，但它又有某種異端性質，既在發展，又在破壞，既在補充，又在瓦解。心學在王陽明時代還算大節未失，到了李贄，已然麵目全非。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時代，則形成對宋明理學全麵清算的局麵。清代學術，理學地位不高，雖然統治者死死抱住舊說不放，但終於“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四是西方近代文明與東方舊有文明的矛盾。這矛盾此時已見門楣，並將很快成為左右中國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從統治者那一麵看，此時不過是隱隱之痛，曾幾何時，便會釀成心腹大患。
西方的文藝複興運動，在於親科學，遠宗教，去神性，通人性。西方的啟蒙運動，則以牛頓力學為基石，對舊的神學理論予以全麵的批評與清算，並且不屈不撓，前赴後繼，終於打碎神的統治，迎來人的時代。盡管所謂人的時代，終不過是資本主義時代而已。
中國古來神學傳統有限。中國雖非無神論國家，但宗教地位始終不高。神權不及皇權，神仙不及皇帝。中國神學不占主導地位，占主導地位的是儒家經典。所以，西方的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必然首先批判神學，而中國的思想轉軌和新興文明的興起，必自批判理學始。在這個意義上，也唯有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稱自明末清初以來的思想發展也是一種啟蒙行為。
鴉片戰爭之前，清代思想文化的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大轉變；第二階段則是乾嘉以來以樸學為特色的文化複興。
但乾嘉時期的思想文化呈曆史的畸形狀態，一方麵它是受壓抑的結果，一方麵也有深層的曆史文化原因。
清代統治者，特別是在清代初期，為著鞏固自己的統治，不惜大興文字獄，以極其殘酷的方式，鎮壓反對意見，以求政權鞏固，天下安寧。大體說來，舉凡朝代更迭，必有一段整合時期。但因為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這個時期便變得更其漫長難耐和帶有嚴酷性。清代的文字獄，雖有蛛絲馬跡，但多屬追風捕影，而且株連無辜，肆無忌憚。正是這種殘酷的文化高壓政策，使本來可能走向深入的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改變路頭，從思想啟蒙的大天地進入學術領域，但也從此使清王朝失去難得的曆史機遇。王國維評清代學術，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鹹以來之學新。”道鹹後事，此時難預。但乾嘉由大轉精，既有學問之精進之雅正，又用因壓抑而委屈求全之無奈，雖無奈卻有成績如許。清代中葉的學術研究，至少在其外在表現形式上，是以考據為主。因為使用的方法樸素無華，故而又稱樸學；因研究的對象是儒學經典和諸子百家之說，所以又稱漢學。
乾、嘉時代的考據之學，始於顧炎武。顧亭林可說是清代樸學的前驅者。但形成流派，成其高潮，則在乾、嘉時代。樸學是清代學術的特色，又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中國自秦漢以來，有一代，必有一代之學；有一學，必有一學之旨。漢代以經學為旨，魏晉以玄學為要，隋唐以禪學為顯，宋明以理學為本。或說，漢代重訓詁，宋代重理義，清代重考據，成為中國傳統學養的三大要津。清代樸學，不但成就突出，而且流派眾多，著述更多。其對古代經典的研究之深之細之詳之精，都是前代學人所不能比擬的。
但是，它的缺陷也在此。它雖精而不大。因它陷於繁難的考據之中，缺少明末清初思想家的那種高屋建瓴，從頭做起的大家風範，更缺少他們那種敢於懷疑經典，質對前賢的無畏精神。他們固已進入學術深層，不肯輕易發表無據之見，亦與社會少有接觸。他們之中雖有許多學界精華，卻不能成為思想巨匠。他們既為考據所迷，又為考據所累，因考據而多有作為，又因考據而難有作為。雖然他們的學養堪稱精審平實，無微不至，但論其對中國文化的曆史影響，則不但不能和西方同期的思想人物相比，亦不能和中國先秦時代的各大思想宗師相比，甚至不能和宋明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相比。他們興盛一時，但熱得快，冷得也快。鴉片戰爭的大炮一響，便有新人出來，取代了他們的曆史地位。
但是考據雖然意在學術，其意義卻未止於學術；其效果雖近乎批判，卻又未及於批判。在西方，啟蒙人物對神學傳統的批判中，也有考據一項，即考證神學經典的發展緣由，真偽變化，這種考據本身，已經等於以學術手段打破人們對經書的迷信。清代的考據，主要是對諸子百家和儒學經典進行文章、文字、文意的考證和清理。雖然在主觀方麵，意在使儒學典籍更易理解，而其客觀效果，同樣帶有把儒學經典降為純粹學術文章的意義在內。考據也是批判，雖不一定雨暴風狂，卻近乎於釜底抽薪。
清代中葉之前的這段曆史中，既有許多著名的思想人物和學術人物，也有不少新的學派和學術集群。王、顧、黃自是一代宗師，影響深遠；顏元、李塨亦稱一代學人，且有諸多共識。進入乾嘉時代，又有戴震、汪中，洪亮吉、焦循、阮元各領風騷一段，還有在中國史學史上有特別貢獻的王鳴盛、錢大昕、趙翼、崔述和卓而不群的章學誠。他們治學方法有差，但治學成績斐然。他們治學特色不同，但反駁和批評理學的主旨相近。到了道光時期的龔自珍，終於因為理學大勢已去，新學興盛在即，而寫下樸學發展的最末一筆。舊日江山從茲去，不拘一格降人才。
2.黃宗羲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三位大思想家中最為年長的一位。他生活的時代，風雲變幻，“天崩地解”，是中國有史以來少有的大變故。在這樣的大時代中湧現出的大思想家，尤為特殊之中的特殊者。他們的人品，在火與血的洗禮中得到鑒定；他們的學問，自然也遠不是那些靜坐書齋皓首言經的人所能為。他們學識淵博，但不死板，涉獵廣泛，但不輕浮，能言敢言，但有理念。特別的時代鑄成他們特別的品性，而特別的品性又形成他們特別的文字與文風。他們的影響，在當時已然巨大，死後猶日見其強。黃宗羲的影響，直到梁啟超時代，依然十分強烈。梁啟超對他曾有極高的評價，以致中國學界曾將明末清初的幾位思想家和法國18世紀的啟蒙人物相提並論，特別是將黃宗羲比擬盧梭。這比擬固有不倫，但並非全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