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紮克在《幻滅》中描寫未來的大作家德·阿泰茲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要像莫裏哀那樣，先成為深刻的哲學家，再寫喜劇。”看來，這正是《人間喜劇》的作者對自己提出的要求。而且他也和德·阿泰茲一樣，在巴黎的六層閣樓上受過饑餓和寒冷的折磨，在人類知識的寶藏中耐心地挖掘過，在“毒氣熏蒸”的巴黎社會中生活過、搏鬥過、感受過。
人們常說《歐也妮·葛朗台》和《高老頭》是巴爾紮克的代表作。實際上，在表現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的生活體驗方麵，《幻滅》比其他小說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書中幾個主要人物的遭遇，大部分取自作家本人的經曆，他們的激情、幻想和苦難，他幾乎全都親自體嚐過。他把自己二十年的奮鬥曆程分別給了三個不同類型的青年：他在大衛·賽夏的故事裏，傾訴了自己經營印刷所、鑄字廠和受債務迫害的慘痛經驗；在呂西安的遭遇裏，溶入了自己在文壇和新聞出版界的沉浮；他把自己從生活和創作中總結出的各種信念和主張給了德·阿泰茲；同時讓盧斯托和伏脫冷充當了他剖析社會的代言人。可以想見，作家對這部作品是傾注了極大熱情的。他在給韓斯卡夫人的信中，曾將《幻滅》稱作“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①，聲稱這部小說“充分地表現了我們的時代”②。在《幻滅》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巴爾紮克明確宣稱這是“風俗研究”中“迄今最為重要的一部著作”。
《幻滅》的中心內容，是兩個有才能、有抱負的青年理想破滅的故事。主人公呂西安是一位詩人，在外省頗有些名氣。他帶著滿腦子幻想來到巴黎，結果在巴黎新聞界惡劣風氣的影響下，離開了嚴肅的創作道路，變成無恥的報痞文氓，最後在黨派傾軋、文壇鬥爭中身敗名裂。他的妹夫大衛·賽夏是個埋頭苦幹的發明家，因為敵不過同行的陰險算計，被迫放棄發明專利，從此棄絕了科學研究的理想。
作者將這兩個青年的遭遇與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狀態，與整個社會生活，特別是巴黎生活的影響緊緊聯係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義。在巴爾紮克筆下，十九世紀的巴黎好比希臘神話中的塞壬女仙，不斷地吸引著和毀滅著外省的青年。
“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準備向它進攻……在這些才能、意誌和成就的較量中，有著三十年來一代青年的慘史。”③
①巴爾紮克：《致外國女子的信》（1843年3月2日）。
②巴爾紮克：《致外國女子的信》（1842年12月21日）。
③巴爾紮克：《幻滅》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
在這兒，巴黎顯然是作為資本主義生活法則的表征出現的。隨著封建所有製的解體，等級門閥觀念的削弱，憑借個人才智到社會上尋求發跡的機會，已成為法國青年的普遍幻想，也是家家戶戶對那些稍有天賦的孩子必然抱有的期望。所以巴爾紮克不無嘲諷地寫道：“拿破侖的榜樣，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為十九世紀的致命傷。”這種幻想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也反映了時代的進步。因為在封建時代，每個人的身分地位是早已劃定了的，隻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產生以後，才給個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
巴黎是法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十八世紀末葉資產階級革命的發源地。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必然以巴黎為圓心向外省擴散；巴黎的財富、權力，對外省青年必然具有無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運氣，如此便形成各種人才雲集巴黎、互相競爭角逐的局麵。競爭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顯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這就必然挑起無窮無盡極其殘酷的鬥爭，由此產生一首首個人奮鬥的詩篇，一出出理想破滅的悲劇，同時也產生了十九世紀文學中的一個普遍的主題——個人與社會的對抗。巴爾紮克的哲理深度在於：他不僅意識到時代給個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美妙幻想；同時看到了社會還包含著那麼多阻礙個人發展的因素，看到了物的統治使多少人才遭受摧殘，多少理想歸於幻滅。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個人發展的可能性與阻礙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社會環境的矛盾，構成了小說的悲劇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