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求才懇切，建國伊始即大力興辦學校，以出人才。洪武六年，開設文華堂，廣儲飽學之才，並親自參與策劃和督促。修訂《四書》《五經》和《性理大全》，製定八股取士的科舉之法。命地方推薦有用之才。岷州趙伏、姚謙、劉昌、呂賢四人同時以明經應聘，趙伏選任河南道監察禦史，姚謙選任刑部兩廣司郎中，劉昌選任兵科給事中，呂賢選任南京戶部郎中。興學重才之盛一時可見。於是，隴南的興學之風驟起。
洪武七年（1374），徽州知州金堅建學宮於東街鍾樓山之麓。
同年，成縣知縣鮑子信重建學宮於州之西隅。計明倫學堂3間，耳房2間，博文齋3間，約禮齋3間及儒學諸宅。
同年，西和知州楊榮創建西和州學。
洪武十一年（1378），岷州指揮兼州事馬燁建岷州州學。
洪武十三年（1380），文縣知縣王垚重建學宮。
永平十二年（1414），徽州判官孫仕通整修州學。
正統五年（1440），文縣知縣楊英重建學宮。
是時，階州重建州學於州治西。成縣知縣安寧振興教育，撫勞民眾，政績顯著。
成化七年（1471），徽州知州孫蕃整修州學。
正德十年（1515），兩當知縣高騰，重教育，通民情，遷建學宮於黃花驛址，又築西山堡，修堤城東以護城。人民甚感念，為其立生祠。
正德十一年（1516），階州知州陳誌雲，修城牆，飭兵備，建崇文堂，捐俸課士，州人擁護。
嘉靖十三年（1534），禦史劉良卿、胡守中相繼發錢改徽州社學射圃地建“徽州書院”。創建講堂五間，廂房號舍三十間，前有儀門、大門。翰林院修撰康海、提學副使襲守愚分別題記。
嘉靖三十年（1556），西和知縣劉良采增修文廟。
嘉靖間，階州州學改建於州城東關。
萬曆二十五年（1579），文縣知縣範文彥維修補建學宮。
萬曆三十年（1602），階州知州楊承棟，謙和接士，築文昌宮於抵龍岡上，以培文風。士人立祠於宮側，祀之。
萬曆間，成縣知縣王三錫，選民間優秀者入學宮。
萬曆四十二年（1614），階州有社學14處，其中在城者二，每裏者一。
萬曆間，階州州學改建於城西之鍾樓灘。
天啟二年（1622），階州知州江有麟又改建州學於州城北。
崇禎十四年（1641），文縣重設學宮。原學宮於崇禎七年為農民起義軍所毀。
這些資料皆記之於史誌。洋洋大觀，盡數錄來，令人慨歎。旨在說明隴南於明代興學重教的盛況，許多知州知縣為此而建祠立碑，被百姓傳頌。
南宋時，徽州秀拔俊傑之才光耀文壇，獨領風騷。明代，徽州重學興士之風仍不減當年。翻開《徽縣誌》，有8篇碑文為修建學校而立，其中明代5篇。今徽縣新建的古碑護廊，有3方明代學碑仍保存完好。
《徽州重建廟學記》，記載了明弘治二年（1489）知州劉君重建廟學的情況。
“皇明”“法古”，學校“遍於海宇”。然而，並非每一郡縣都能因此而興教化，盛人才。關鍵在於掌管郡縣之職官能不能“其政能知先務”，擔當起振興教育的責任。凡事皆在人為，有了恪職己守，重教崇文的人，“雖僻陋之域，可使為文明之邦。”西漢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守，蜀地僻陋，尚未開化，有蠻夷之風俗。文翁派小吏10餘人至京都長安，就學博士，或學律令。又在成都建學宮，入學則免除徭役，親自教誨勉勵，成績優異者可為郡縣吏。一個郡守令蜀地教化大變，得人之重要足以見矣。徽州也為蠻夷之地，其土風文化有所不及。四方郡邑能做到的徽州為什麼做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