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廟學為國初所建，“迫狹蕪陋，不稱規矩”，士大夫皆不滿意。劉君蒞職之後即把修建廟學視為己任。先建學宮，即於舊學宮之後的鍾樓山巔（今吳山）建禦書閣，居高臨下。山前的明倫堂後建講堂，堂前建諸生宿舍12間，與山連接。在明倫堂舊基稍西建明倫堂，堂前建宣聖廟大成殿，殿前建東西2室、戟門、魁星門、學齋、宿舍、廚房、書庫、穀倉、場院、大門、牆垣等煥然宏麗。重建的廟學在宣聖廟、學宮、明倫堂的舊基上拓展新修而成，布局寬敞，規模宏大，設施完備，氣象壯闊。使神明享有尊位，師生瞻有廟堂。劉君在此興建學宮，把率先倡導諸生事務，作為迫切要辦好的先務，是抓住了為官者的根本。建學興教的目的在於明道，即以道教化諸生。老天給予每個人的稟賦是一樣的，道必然無往而不在。每個州縣都派有精通儒學的教授，朝廷頒賜有統一的經典書籍。徽州的士風文化將丕振大行，人才之出將彬彬而盛。
見於碑石的第二篇碑文，是嘉靖元年（1527）吏部尚書前提學副使唐龍撰文的《重修廟學碑》。唐龍自關西一路巡學來到徽州，見廟學圮塌，急命撤而新之。在此之前，禦史鄭維新監督茶稅至州，發官幣銀300有奇。又有禦史陳進嗣至，發米百斛有奇，現任知州朱純奉命修建。廟學既成，“輪奐孔飾，規緒用新，宮牆嚴嚴，齊廡翼翼，二三子心懌神怡，挾策鼓笥，洋洋而興”。學門諸生“敦彝倫之本，厚性命之原，崇道德之實，必然曰聖人之質也。章名物之數，修詩書之訓，陳禮樂之根，必聖人之文也。”雖是遐壤僻邑，然則性以習成，化以俗著，氣以居移，聖人之道必備也。
第三篇碑文，為嘉靖二十年（1541）康海所記。所建廟學之資，是巡察禦史籌資支助而成。先是監察禦史段君汝勵，與分守參政成君文、分巡僉事司君迪巡按是地，相顧而歎：“興賢育才之地使之至是，非吾人之咎哉？”即日發粟米付之知州。接著，巡按禦史劉君濂適至，協助段、成、司三君以成此事。量工用才，因廢拓新。在禦史們眼裏，徽州是興賢育才之地，他們在操守本職工作時，都把學校之政視為己任，使生員肄習有地，使士人彬然興起。
第四篇碑文是立於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的《重修徽州文廟學宮碑記》，第五篇為《徽州重修廟學碑記》，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十月所立。這些碑文以紀實為主，兼及議論、紀實，知學廟之興衰，議論道出時代的倫理，文詠可念，耐人玩味。
明徽州學廟宏遠而壯闊，不失為“西方大郡”重學崇教之楷模。宣聖祠大成殿，疊嶂前後，為生員瞻聖祀靈之處，學宮、明倫堂，則為授徒傳課之地。鍾樓山麓偌大風水寶地幾乎被學廟占據殆盡。鍾樓禦書閣淩空托起，閃爍著朝霞暮靄，濃黛掩翠。廟學燦若群輝，眩目耀睛。徽州古城沉浸在溫文爾雅、寧靜靚麗的氛圍之中，處處散發著濃烈的書香。
徽州猶有書院，見之碑刻的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建於鍾樓山麓、廟學之側的徽山書院。《增修徽山書院記》載，“嘉靖丙申，侍禦新野劉公來董茶馬之政，以學舍湫隘，召諸生指示之，曰：‘此可以居子矣。’乃發茶課若幹緡，屬之知州莫汝高，度地掄材，建堂分號，榜曰‘徽山書院’。越明年正月，侍禦寧陵胡公巡按至徽。維是，邊備憲副馬君直卿、分巡僉憲白君應衡議以克合，乃發公幣銀以兩計者五十，汝高奉以周旋。”於是，遷移居民，修建前廳5楹，外門3楹，儀門3楹，門左右各建坊，山之巔建尊經閣。其翼建庖廚，四周築以圍牆。招鄉貢士史衢為書院山長，學政與提學副使共秉教鐸。竣工後，禦史劉公（良卿）欣然詠《徽山書院落成》詩一首曰：“書院初成報我聞，諸生從此得陶鈞。孝廉培養千年脈，忠義流通萬古春。堂構高明開樂地，文章矜式載貞瑉。他時成就應難量，次把雲霄看鳳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