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情景交融和借景抒情是這兩首詩的又一藝術特色。第一首中“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兩句，寓情於景。視線由遠及近，攝入農村親切宜人、生氣勃勃的優美景象。這種景象，隻有陶然自樂、心滿意足的詩人才能寫來入詩。尤其“依依”二字，不僅極妙地形容了炊煙徐緩飄散的樣子；同時，“依依”兩字又使人聯想到《詩經·采薇》中“昔我往矣，楊柳依依”的句意，透露出詩人眷戀田園生活的情懷，借景抒情，何等高妙。至於“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寫家中景況，對自己的思想行動著墨不多，但詩人悠閑自適的精神舉止已躍然紙上。
平淡自然，色調淡雅是這兩首詩的又一特點。詩中，或閑庭信步，或虛室絕俗，或開荒南野，或披草來往，都是日常的農村生活，寫入詩中，使人覺得親切。又如“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不加修飾，全為本色，拈來入詩，反覺詩意豐厚，色調宜人。再如“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明白如話，淳樸直率。前人有說陶淵明詩“平淡有思致”，確為不刊之論。
封建時代某些文人以陶淵明詩句語言“不文”，而對其詩大不以為然。其實，這正是陶詩語言運用的一大優點。他的詩歌語言一反當時文人的雕章琢句，務求華豔的浮靡文風，力求簡潔、清淡、平安。如上麵講的第一首詩中“曖曖遠人村”四句，沒有什麼典故，也沒用華美的辭藻，隻是信手寫來，輕抹幾筆，卻將生意盎然、和諧安謐的生活氣氛和詩人閑適慰藉的心情表現出來。真是“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啊！陶淵明的田園詩沒有濃墨重彩的渲染，也沒有刻意求工的雕飾，但他卻精心錘煉文字，準確深刻地表達出詩意。如“誤落塵網中”的“誤”字；“依依墟裏煙”中的“依依”一詞等，都運用恰當、貼切，傳達出詩人的感情。此外，像“但道桑麻長”這類句子，直以口語入詩，卻不減詩味，反增添了生活氣息。至於“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以極其精練的語言表現出閑靜的情景，使人有置身其中的感覺。
《飲酒》詩二首
陶淵明自晉義熙元年十一月辭去彭澤令以後，一直在農村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直到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死去。在這期間，他寫了許多讚美淳樸恬靜的田園的詩，描寫他歸田後安閑自得的生活情趣，抒發他厭惡虛偽黑暗的官場生活，追求理想境界的思想感情。《飲酒》詩，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飲酒》詩共二十首，大約作於晉義熙十三年，是陶淵明歸田十二年後的作品。在這些詩中，陶淵明回憶了他青少年時代“遊好在六經”，努力學習，想在未來做一番大事業的雄心壯誌，抒發了他在環境的壓迫下，直至老年卻一事無成的悲哀；回憶了他“投來去學仕”，“誌意多所恥”的十三年的官場生涯，表示了他對“舉世少複真”，“世俗久相欺”的社會現實的痛心和不滿；描寫了他歸田後嘯傲東軒、遠離世情、濁酒自斟、安貧樂道的生活情趣，表明他決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生活態度。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陶淵明的《飲酒》詩，實在是借“飲酒”的題目來“詠懷”。陶淵明為什麼要以“飲酒”為題來“詠懷”呢？我們知道，我國自魏晉以來，社會一直動蕩不安，政治十分險惡黑暗，一些富有正義感而對現實不滿的知識分子，常遭殺戮。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心情苦悶，經常需要用飲酒來安慰自己，也往往要借酒醉逃避意外的災禍，陶淵明也是如此。他在《飲酒》詩的小序裏說：“餘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然複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可見他歸田以後，寂寞孤獨，心情是十分痛苦的。在寂寞痛苦的時候，他常借酒澆愁，而酒入愁腸，愁卻不免要借酒力發泄出來。常言說酒後露真言。陶淵明在酒後所題的“數句”詩，並不是“辭無詮次”的胡言，而是他長期積聚在胸中的真心話，但在當時，說真心話是會招來災禍的。不是有人想抓住陶淵明的真心話做文章，陷害他嗎？陶淵明聲明說：“但恨多謬語，君當恕醉人。”我雖然說了許多不合時宜的“謬誤”的話，但你應當諒解我是一個喝醉酒的人。喝醉酒的人，對自己的話是可以不負責任的，可以看出，陶淵明的用心確實是很苦的。關於這一點，最早編《陶淵明集》的蕭統就已經看出來了。蕭統在《陶淵明集序》裏說：“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
在二十首《飲酒》詩中，第五首“結廬在人境”和第九首“清晨聞叩門”，是曆來為人們傳誦的名篇。現在我們分別介紹如下。
先請聽第五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這首詩，抒寫的是詩人歸田後清靜無為、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趣。陶淵明於晉義熙元年毅然與官場決裂以後，一直住在農村，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居住在“人境”，自然免不了有車馬喧鬧聲，然而陶淵明對此卻可以充耳不聞。顯然這裏的“車馬”，不是指農民生產用的推車、牛車之類，而是指達官貴人的高車駟馬。“人境”盡管有達官貴人營營奔走的車馬聲，陶淵明竟能充耳不聞，為什麼呢？“心遠地自偏”。陶淵明的掛冠歸田，不隻是身子由官場移到田園，更重要的是“心”遠離了官場。因為心中沒有官僚們高車駟馬的絲毫地位，所以才能做到耳中聽不見高車駟馬的喧鬧聲。“心遠地自偏”，能做到這種功夫，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它是陶淵明區別於曆史上所謂“隱士”的特殊風格。曆史上的所謂“隱士”，他們的身子雖然隱居在深山幽穀之中，遠離“人境”，但心卻始終牽掛著官祿，所謂“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這樣，他們雖然遠離“人境”，不僅不能做到不聞“車馬喧”，而且還往往“每逢車馬便驚猜”呢！陶淵明並不遠離“人境”，他居住在“人境”，由於“心遠”而不聞“車馬喧”，這充分表現出陶淵明鄙視官場，不屑一顧的思想感情。
對人境的車馬喧鬧聲，陶淵明是有意摒棄，聽而不聞。對人境的其他，陶淵明是否也視而不見呢？不是的。人境的一切良辰美景，詩人本無意追尋，但他們卻是“競用新好，以招餘情”。對此，詩人不僅是視而有見，而且是見而欣慰，為之陶醉。你聽：“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人世間的一切良辰美景，使詩人感到是那樣的賞心悅目、心曠神怡！陶淵明是喜愛菊花的，這從他的詩文中可以多次看到。例如《歸去來兮辭》在描寫想象中回家之後的情景時就有“三徑就荒，鬆菊猶存”的句子，說明他在家裏就種有許多菊花，蕭統在《陶淵明傳》裏說陶淵明“嚐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陶淵明的愛菊，是因為菊有傲霜雪的品格，它正好可以作為詩人傲世的高潔品格的寫照。陶淵明的愛菊，據說還因為“菊解製頹齡”，即采菊泡酒喝，可以延年益壽。現在，詩人宅邊東籬下的菊花正在競相開放，詩人欣喜地無憂無慮地去采摘。采菊中，詩人偶一抬頭，遠處秀美的南山，即廬山，立即撲入眼底。啊，在空宇澄澈的秋天裏，蒼翠挺拔的廬山是何等的美啊！“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是曆來為人們讚不絕口的著名詩句，王國維在他的《人間詞話》裏，就是以這兩句作為他的詩中“無我之境”的典型例子的。他說這種“無我之境”的詩，隻有“豪傑之士”才寫得出。劉永濟在《文心雕龍校釋》中說，所謂“無我之境”，即“物來動情者，情隨物遷，彼物象之慘舒，即吾心憂虞也”。這就是說，在“無我之境”的詩中，“我”為被動，“物”為主動，我本無意追尋，而物卻主動來招我之情，我情即隨物而變化，物憂我亦憂。物喜我亦喜。陶淵明難道不正是這樣嗎？他本無意欣賞廬山的秀美，偶然見之，廬山的秀美卻使他無限欣喜。如果說廬山的秀姿盡管讓人可以心馳神往，讚歎不已，但畢竟還不過是一個無識的死物，那麼，有了“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兩句，廬山便可以活起來了，變得充滿了勃勃生氣。在縷縷晚霞的照射下，蒼翠的廬山像是披上了一件色彩絢麗而又通體透亮的舞衣，而隨著夕照流動，廬山的層巒疊嶂也顯出起伏之勢，像是在翩翩起舞。這時，倦飛的鳥相與歸林，唱起歡快的歌，像是有節奏地給翩翩起舞的廬山伴唱。這是多麼和平、安適、愜意、歡暢的境界啊！這種境界，隻有“心遠地自偏”的陶淵明才能體會出，才能寫得出。
陶淵明在把有車馬喧卻因心遠而不聞，和無意追尋而南山飛鳥卻能動我之情的兩種相互關聯而又互相區別的情趣作了強烈的對比後，本來想有所議論，說明其中的“真意”，然而最後還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以不辨而結束。其實所指的“真意”，詩人在前麵的對比中已明顯地說出來了，那就是“心遠”二字。隻有心遠遠地離開官場，絲毫不受世情的羈絆，才可以聽而不聞車馬喧，進而領略大自然的無限美。這真意，對那些熱衷於官祿的人來說，是根本無法做到的，也是根本無法理解的。因此陶淵明覺得不必要，也不值得去辨言，自己得意於心則足矣。其實，惟其“忘言”不辨，詩才含有不盡之意，耐人尋味，如果一旦點破，反覺索然無味。即使如此，古人也有以為點出“心遠”、“真意”嫌露痕跡呢！
通過以上的串釋，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在詩中抒寫了他歸田後一種特殊的生活情趣：人境的車馬喧聲，由於心遠，終不能動我之情；秋菊、南山、飛鳥，我無意追尋，見之卻能動我之情。這中間，就充分地體現出詩人極端厭惡官場，無限熱愛農村生活的思想感情。
下麵請聽《飲酒》詩第九首：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這首詩，假托田父，設為回答，以抒寫自己決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堅決意誌。
陶淵明棄官歸田以後，由於連遇火災、蟲災、水災，生活日趨貧困，正如他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中描寫的，是“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最後竟至乞食的地步，但他卻始終再沒有出去做官，“義熙末，征著作佐郎”，他也不應聘。陶淵明的態度為什麼這樣堅決呢？因為他的棄官歸田，決不是意氣用事，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是經過長期的思想鬥爭以後的慎重決定。斷斷續續十三年的官場生活，使他清楚地認識到當時社會“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間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的本質，他感到這樣的環境決不是他實現“大濟於蒼生”的理想與抱負的場所，在這樣“世俗久相欺”的環境混跡，是違背自己“愛丘山”的本性的。
然而，對詩人這種“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的生活態度，就連一些好心人也感到有些疑惑不解，這就不免使陶淵明萬分感慨：“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沒有人能明“吾情”，“見吾心”，他隻好假托田夫來找他，以一問一答的方式，來說明自己的誌向。
在農村感到寂寞孤獨，因而“起晚眠常早”的陶淵明，清早聽到有人叩門，他顧不得穿好衣服就去開門。他邊走邊問叩門的是誰，聽回答知道是好心的田父前來慰問。田父疑惑不解他為什麼要與世俗作對？說：“穿著破舊的衣服，住在茅草屋下，這不是你過的日子。人們都以與世俗同流為貴，希望你也能與世俗同流合汙。”陶淵明回答說：“深深感謝父老們的勸慰，但我的稟性沒有與世俗和諧的地方。再出去做官誠然可以，但違背自己的本性豈不是糊塗嗎？讓我們共同來喝酒吧，我是決心不再出去做官了。”
有人或許會問：據蕭統《陶淵明傳》記載，江州刺史檀道濟曾勸陶淵明出仕，走時給他送了“粱肉”，他雖“偃臥瘠餒有日”，竟“麾而走之”。現在田父來勸他，要他與世俗同流合汙，他為什麼能熱情接待，並共同飲他們拿來的酒呢？我們說，詩中的田父，本是陶淵明假托的人物，並非實有其人而且重要的是，這假托的田父，不是陶淵明所厭惡的檀道濟等“閭閻”、“市朝”中的人物。田父勸陶淵明，是站在人之常情的立場上，為陶淵明著想。而檀道濟勸陶淵明，說：“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則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為統治階級遊說。陶淵明深知田父是出於淳樸友善的好心，因為他們肯定當時的社會是一個汙濁的社會，隻是勸他汩其泥；不像檀道濟，肯定當時社會是“文明之世”，勸說之中實際是指責陶淵明行為的謬誤。
另外，我們已反複指出，在這首詩中，陶淵明是假托田父，設為問答，以見其誌的。有了田父的勸，才能引出陶淵明的答，以表明自己決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意誌。這比自己直述要自然、生動、深刻得多。“一世皆尚同”，這本是陶淵明心中的憤世語，卻借田父的口說出，就絲毫不見發牢騷的痕跡，而他的回答也隻言己誌，不評論當時的社會，顯得十分平靜。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說“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孫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他“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陶淵明的這種特殊風格，我們從這首詩中也可看出一斑來。
狂放疏誕的元嘉文豪顏延之
南朝宋代詩壇上閃爍著兩顆璀璨的巨星，那就是顏延之和謝靈運，世稱“顏謝”。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出生於晉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去世。
顏延之年少孤貧，喜讀經史子集，文章冠絕當時。他好飲酒，不拘小節，年過三十，猶未婚娶。當年，他的妹妹嫁給了劉裕的得力將領劉穆之的兒子，劉穆之聞其才名，便約他相見，想要任用他，而他卻拒絕前往。可見其狂放、不慕豪勢的性格。宋武帝劉裕稱帝後，顏延之補太子舍人。
“潯陽三隱”之一的周續之，以精通儒學著稱於世。宋武帝永初年間，周續之被征召到都城，開館講學。宋武帝劉裕親臨學館，朝臣畢至。顏延之官職低微，卻被引入上席，劉裕請顏延之向周續之討教儒家經義。周續之文辭汪洋恣肆，而顏延之每每以簡約言辭連挫周續之。劉裕又讓顏延之解釋自己的觀點，顏延之依然是要言不煩，理義通暢，在場的人莫不拍手叫絕。劉裕升他為太子中舍人。當時重臣尚書令傅亮自認為文章第一，時人莫及。顏延之卻自負其才，不以為然，引起了傅亮的嫉恨。由於和廬陵王劉義真交好，顏延之又招來了徐羨之的猜疑不滿。少帝劉義符即位，顏延之被貶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戲言：“昔荀勖忌阮鹹，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侍郎殷景仁感歎地說：“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大概就是如此吧。”赴任時，顏延之途經汩羅江畔，撰寫了《祭屈原文》以抒發胸中抑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