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愁緒何以解脫呢？在最後一部分，作者通過說理談玄表達了一種既達觀而又無可奈何的宿命的人生態度。
“已矣乎！寓形宇內複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算了吧，一個人寄身於天地之中能有幾多時日，為什麼不隨心所欲任性而行，還要遑遑終日，想求得什麼呢？追求榮華富貴嗎？這不是作者的願望。作者是“憂道不憂貧”的，是“審容膝之易安”的，仙境也不可及。陶淵明是反對當時流行的佛教思想“神不滅論”的，他並不將“帝鄉”放在眼裏，還是及時行樂，老守田園吧！應該在美好的日子裏獨自出去遊山玩水，或者到田地裏，把手杖放在一邊，去鋤草壅土；或者站到田邊的高地上，仰天長嘯，到清清的流水旁邊賦詩作辭。這種皈依自然的生活，使人寵辱皆忘，有多少樂趣啊！終篇兩句：“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乘化”，順隨生命自然變化。“歸盡”，意思是死亡。“樂夫天命”，語出《易經·係辭》：“樂天知命故不憂。”這兩句意思是：姑且順隨著生命的自己變化了此終生，抱定樂天知命的想法，還疑慮些什麼呢？在陶淵明看來，人的生死就像季節的更替一樣，都是大自然自身運動的結果，無須過多思慮。這裏反映出他樸素唯物主義的哲學觀，但由於時代與階級的局限，陶淵明雖然初步看到萬物發展有其客觀規律，但是對如何掌握它卻不可理解。這種認識上的局限性，就使他麵對自然界，常常抱著無所作為、聽之任之的消極態度。當他在社會生活中遭受到一連串的厄運，而又不能忘懷現實和人生時，為了解脫心中的矛盾，隻有求助於自然，求助於自己的人生哲學，萬般無奈而又不可移誌地唱出這一闋生命的挽歌。本篇結尾確實流露出消極的情緒，但從全文看，仍然貫注著對黑暗政治的抗議，對農村生活的熱愛之情，充滿了剛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凜然正氣。
《歸去來兮辭》有著獨特的藝術風格和雋永的詩意，繼承和發揚了楚辭和建安辭賦“發憤抒情”的優良傳統，可說是擲地作金石聲的千古絕唱。
漢賦講究鋪陳，本篇寫田園生活的部分也襲用此手法，但是又有創新，主要表現在不羅列大量奇詭豔麗的詞語，而是以抒發內心情感的清詞雅句入文。
本文是抒情性辭賦，作者以其高超的技巧將抒情和寫景融合在一起，寓情於景，借景抒情。語言樸素自然，不露雕琢痕跡。
總之，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裏，抒發了自己的真情實感，充滿了詩情畫意，在藝術上獲得了不朽的成就。
《歸園田居》二首
提到陶淵明的詩歌，人們首先想起的就是他那些膾炙人口的田園詩。陶淵明的田園詩淳樸真率，素淡雋永，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寶庫提供了一幅幅絢麗多彩的農村畫麵。尤其可貴的是，他在田園詩中謳歌了農業勞動，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勞動人民的感情，較之曆代田園詩人的詩作，有更高的審美價值。
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是中國田園詩的發端時期。在那個時代，地主莊園經濟發展迅速。大批士族地主在厭倦了聲色犬馬的都市生活之後，將注意力轉向農村。他們憑借手中特權，兼並土地，廣設園宅。許多士族文人生活上追求享樂，苟且偷安，精神上則沉溺於崇自然、尚清談的玄風之中。他們在飽食終日之餘，浪跡於山林村野，製作了大批的玄言詩和山水詩，借以填補他們內心的空虛。
然而，陶淵明的田園詩歌與士族文人的山水詩卻不可同日而語。陶淵明經濟地位偏於中小地主階層，家道不富，後來，幾至陷於貧困的境地。他自幼生活在農村，熟悉農村各方麵的人物、生活和景象。他胸襟高曠，固窮守節，不與統治者合作，毅然棄官歸隱。這樣的生活經曆和本人的性格氣質，決定了他的田園詩歌有至高的情趣，更充實的內容。
《歸園田居》一首是陶淵明田園詩的代表作之一。此詩寫於他辭去彭澤令，還鄉歸隱的第二年，即公元四六年。這一年，他四十二歲。《歸園田居》共五首，成一組。詩中反映了他歸隱之初的生活和感受。這裏，我們介紹其中的第一、第二兩首。
先講第一首：《少無適俗韻》。這首詩敘述了詩人歸田的原因及歸田後的生活和愉快的心情。按內容可分三層，下麵分析第一層。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句中的“適俗”，是適應世俗的意思。“丘山”，這裏泛指田園、自然界。“韻”和“性”是指人的氣質、性格。這兩句直言本誌，是說自己從年輕時就沒有迎合世俗、俯仰由人的性格，本誌是熱愛山水田園，放情於大自然之中。的確，不慕榮利，潔身自好，獨立不羈，這是陶淵明的性格特征。無論為官抑或歸隱，他始終持操守節，決不與世俗，也就是決不與社會上的黑暗勢力合作妥協。
當然，陶淵明也曾試圖通過出仕實現自己“大濟蒼生”的壯誌，但他在官宦生涯中，一直處於“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的矛盾狀態中，隻是在不斷地目睹了官場的醜行劣跡，嚐盡了社會上爾虞我詐、人情世態炎涼之後，他才決然地摒棄了仕途，走上了歸隱的生活道路。及至到作者寫本詩的時候，隱居躬耕已經年餘。他在篇首即直言本誌，可看出他堅決歸隱，不再出仕的決心。
當陶淵明過上了真正的田園生活，對比回想以往的官宦生涯，他痛切地感到過去為官實在是“誤落塵網中”。“塵網”，是將塵世比作羅網。一個“誤”字，恰切真實地反映出詩人對以往生活的懊悔和厭惡之情。這裏，要解釋一下“一去三十年”一句。“三十年”應當看作“十三年”。理由是，陶淵明自太元十八年（癸巳）即公元三九三年為江州祭酒，至乙巳年即公元四〇五年辭去彭澤令回歸家園，是十二年。此詩寫於歸田後次年，正好是十三年，所以應將“三十年”理解為十三年。
接著，詩人以形象性的詩句暗喻了自己十餘年來的尷尬處境：過去自己像一隻關在籠中的小鳥，時時眷戀著舊日棲息的樹林；又像一條困在水池中的遊魚，常常思戀著舊日邀遊的潭水。這正是上文“一心處兩端”詩意的形象化。“戀”與“思”則體現出詩人向往田園生活的執著而深厚的感情。
第二層描寫了詩人歸田後的鄉居生活和愉快心情，同寄身官場的窘困和矛盾的處境形成強烈的對比。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意思是，到南邊的郊野去開墾荒地，躬耕歸隱是依守著我的本性。“拙”，是愚拙的意思，是詩人自謙之詞，與世俗的機智靈巧相比而言。陶淵明曾有“性剛才拙，與物多忤”之句。作者以“拙”自謂，體現他傲世獨立、剛直不阿的氣節。
接著，詩人感情真摯、平淡自然地描繪出一幅閑適恬靜而又充滿生氣的田園畫幅。
展現在人們麵前的，是方宅草屋、綠樹環抱、濃蔭匝地、清爽怡人的景致。“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這四句，是為人們所稱道的名句。“曖曖”，昏暗貌；“依依”，輕柔貌。“人村”，言村中人影幢幢。這四句的意思是：遠處的村舍人影晃動，隱沒在一片霧靄之中，依稀可見。近處，村落裏幾縷炊煙徐徐飄動。深巷樹間，雞鳴犬吠，彼此呼應。這裏，遠與近，靜與動，實與虛相結合，畫麵豐富含蓄，情趣盎然，展現出寧靜安詳而又生氣勃勃的農村景象，給人一種親切新鮮的感覺。作者在描寫這些習以為常的家園景象時，何以能流露出新鮮的感覺呢？這正如一個人重新得到他長久失去的心愛之物時，再也抑製不住激動的心情而一件件地細數家珍一樣，物雖平常，卻倍覺親切。這是詩人擺脫塵網，重返自由天地時的典型心情。
詩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猶如置身淨土。“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塵雜”，指塵俗雜事。“餘閑”，即閑暇。這兩句的意思是：歸居家中，沒有塵俗雜事相擾，因而有很多閑暇時間。這正是詩人向往已久的生活境界，如今他已身在其中，想必會產生清靜閑適的心情吧！這樣的生活與那喧囂混濁的官場相去甚遠。在這裏，他可以不受約束地去享受生活的樂趣，他再不用顧慮官場的傾軋構陷而帶來災禍，也無須為五鬥米向鄉裏小兒低眉順眼，他的身心獲得了極大的自由！
最後一層是結尾的兩句，作者如釋重負地唱出“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樊籠”，關鳥獸的籠子。這兩句的意思是：重歸田園，如同長久被關在籠中的鳥獸重返大自然一樣。《陶詩析義》中曾說：“有適俗之韻則拙不肯守；不肯守拙，便機巧百端，安得複返自然？”陶淵明不為塵俗所擾，堅守本誌，追求自由的生活，經過苦鬥與折磨，終於展開雙翼，飛回大自然的懷抱。這兩句，也是為本詩作一個結束，再次將“樊籠”（即“仕途”）與“自然”（即“歸隱田園”）相對比，一方麵襯托出詩人解脫後的幸運感和自足心情；另一方麵，關照全文，使全詩渾然一體。
下麵再講《歸園田居》第二首。《野外罕人事》這一首，主要描寫詩人居家和與農民互相來往的日常生活。全詩可分三層。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人事”，指人與人交往之事，“鞅”是指套在馬脖子上的皮帶，“輪鞅”，指車馬，“窮巷”，這裏作僻巷講。這兩句的意思是：住在郊野僻巷裏，極少世俗往來。比之勾心鬥角、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鄉村當然是一派事簡人靜的景象。但即便住在這樣的地方，詩人仍然覺得沒有和世事徹底隔絕，所以，他便“白日掩荊扉”以達到“虛室絕塵想”的境界。然而，單是衡門常關，守靜抱獨就能絕塵想嗎？並非如此！曆史上有相當一批“身在江湖，心懷魏闕”的假隱士。他們打著隱居的招牌，實際上沽名釣譽，借以抬高自己，為升官晉級設下階梯。陶淵明當然不屬此類。正如他在《飲酒》詩中所言：“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心遠”，正表明他的思想觀念與統治者大相徑庭，表明他的人格操守與那些靠鑽營拍馬而官運亨通的勢利小人有天壤之別。他義無反顧地告別昨天，毫不動搖地走向新的生活，有這樣的堅定信心，才能做到真正的“絕塵想”。
陶淵明並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在本詩第二層中，我們看到他並非整日閉門幽居，不與塵世接觸。而是“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墟曲”，指村落、郊野。“披”，是撥開的意思。詩人常常走到村裏和僻遠的郊外，撥開草叢荊棘，與農民往來。為了生活，陶淵明也要過問農務，參加一些勞動。這就使他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勞動人民。“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看，他與農民相見時，共話桑麻，推誠相見，已經有了共同的語言。在他的村居生活中，與農民的關係竟達到過從甚密、難舍難分的程度。這種情形反映在他寫的《移居》一詩中：“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陶淵明有著較為牢固的重農思想。在他的詩文裏不止一次地抒發出來。如在《勸農》篇中就有這樣的句子：“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他還常常用詩歌來謳歌勞動，對農民的境遇表示同情。這樣的思想意識是由其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決定的，也是他背叛統治階級，回到農村後思想發展的必然趨勢。以此來評價陶詩，說它們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決非過譽。
“勤則不匱”的結果是：“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莊稼長勢旺盛。“我土日已廣”則是“開荒南郊際”的結果了。像中國封建社會曆代王朝一樣，東晉時代，統治者也極力鼓勵開荒，以實現“野無遺壤”的。陶淵明家居“野外”、“窮巷”，周圍可開墾的土地自然很多。他的生活狀況雖然遠低於一般士族文人，但高於農民。他決不會去耕種別家的土地。他的“方宅”就有“十餘畝”，還有“僮仆”，當然具備了開荒墾地的物力和人力。因之，在保證熟地收成的同時，他又拓土墾殖。眼下，麵對著莊稼和土地如此喜人的發展，詩人心中一定充滿喜悅和欣慰。然而，詩的第三層，卻筆鋒驟轉，道出他內心深沉的隱憂。
“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霰”，指小雪粒。“莽”就是草。詩人常常擔心：風霜雨雪襲來，使桑麻遭受摧殘，如野草般零落。這是語義雙關的兩句詩。字麵上，是害怕長勢良好的莊稼被霜雪所欺，零落枯死。實際隱含的意思是：擔憂現在美好的田園生活，會被意外的事件侵擾，不能長此下去，保持生活安定，詩人熱愛眼下的生活，不願重返仕途。但多年在外做官，他看盡社會上惡勢力的黑暗與凶險。在他的詩中就有“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一類憤懣歎惋之詞，形象地反映出社會上以強淩弱、摧殘人才的行為。陶淵明歸隱也有避禍保身的原因，他寧肯退避三舍，過著“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吟”的遺世生活，隻求“但願保粳糧”，所求所期，甚輕甚微。但在那動蕩混亂的社會中，誰能保證這種生活能平平安安繼續下去呢？詩人有此憂慮，是有充分的事實根據的。
在中國古典詩歌創作中，陶淵明的田園詩有著獨創的藝術風格，一直為人們所喜愛和吟詠。他在田園詩中創造出“淡泊淵永，夐出流俗”的藝術境界，曆代眾多的詩人追隨他、模仿他，卻很難達到他的藝術高度。他的田園詩歌為什麼能取得“歎為觀止”的藝術成就呢？這是由於他長期生活在農村，熱愛鄉村樸野的風土人情和宜人的山水阡陌；是由於他在參加勞動、接觸農民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也是由於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和操守所致。
那麼，我們從以上介紹的《歸園田居》兩首詩中，可以看到哪幾方麵的藝術特色呢？
金代的元好問曾稱讚陶淵明：“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是這兩首詩的一個創作特點。以第一首的結構而言，謀篇布局是以今天與過去相對比而安排的。第一層寫做官時的困境，第二層則描寫美好和諧的田園生活，通過兩種生活的鮮明對比，明確表達出詩人向往田園生活，摒棄官場生涯的心聲。在第二首詩中，則是以農事昌隆和可能出現突遭不虞作對比，流露出內心的隱憂。更為重要的是，他筆下的草木山水、田宅村落無不帶上個人感情的主觀色彩，自然界的意境和詩人的心境雜糅在一起，而意境是心境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