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康王（前318—前286年在位）的舍人韓憑，娶妻何氏。何氏貌美，被康王奪去。韓憑心存怨恨，康王把他囚禁起來，判刑四年，白天守城，夜晚築城。何氏偷偷寫信給丈夫說：“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不料書信為康王得到，示以左右，無入能解其意。後大臣蘇賀說：“‘其雨淫淫’，是說憂愁和思念。‘河大水深’意指不能互相往來。‘日出當心’則表明心有死誌了。”
不久，韓憑自殺身死。何氏也暗地裏把自己的衣服弄腐爛了。一天，她與康王登高台，欲趁機跳台自盡。康王手下馬上去攔她，可衣服著手即斷，沒有拉住，遂跳台而死。她死後在衣帶中留下遺書：“大王願我生，我自願死，希望能把屍骨賜予丈夫合葬。”康王大怒，讓人把他們分開埋葬，故意使其隔而相望。他得意地說：“你們夫妻相愛不已，如能使兩墳合為一處，我就不阻攔了。”
這話說過之後，很快就有兩棵大梓樹分別從兩個墳頂長出來，僅十來天長得有一摟多粗，樹幹彎曲互相靠攏；樹根在地下盤結在一起；樹枝在天空中紛雜交錯。又有一雌一雄兩隻鴛鴦棲息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
宋國人很同情這對夫妻，於是稱他們墳上的樹為“相思樹”。“相思”之說即由此而來。南方人說鴛鴦鳥就是他們夫婦的靈魂變的。如今在睢陽縣（今河南商丘南）有韓憑城，關於韓憑夫婦的歌謠還在那裏流傳。
正如故事結尾所言，它在民間廣為流傳，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如用變文敷衍這一傳說的《韓朋賦》見載於《敦煌變文集》。這一傳說對文人創作影響也很深刻。唐李白詩《白頭吟》結尾雲：“古來得意不相負，隻今唯見青陵台。”這裏的“青陵台”即是指傳說中韓妻自跳之台。據唐李元《獨異誌》和晉袁鬆山《郡國誌》載，此台是“宋王納韓憑之妻”後，“使憑運土”所築。李商隱曾有《青陵台》詩雲：“青陵台畔日光斜，萬古真魂倚暮霞。莫許韓憑為蛺蝶，等閑飛上別枝花。”大詩人白居易亦在其《長恨歌》結尾處引“相思樹故事”為典故來表現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戀情。當代著名詩人舒婷的《致橡樹》也有：“我如果愛你……／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雲裏／……”
《韓憑夫婦》對後世產生影響自有許多深刻的原因，這主要還在於：
首先，故事中敘寫了堅貞不屈、生死不渝的愛情。這種至善純真、天地人世間最美好的情感是古今中外文人著力潑墨的區域，但在寫實藝術作品中，特別是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愛情很是罕見，它總會被這樣或那樣的世俗的泥沼所汙染，在人的情感世界中留下許多遺憾和無奈。因而這種美好的情愫就成了人們追求和呼喚的目標，借作品獲得在生活中很少能得到的“替代性”滿足。在這則故事中人們無疑會得到這種藝術享受，特別是故事的極具浪漫主義特色的結尾，寄托著多少人的美好理想和願望！
其次，故事吸引人的原因還在於其中蘊藏著強烈的反抗精神。奪妻之恨是可想而知的，但韓憑的不幸在於他的對手是國王。力量對比如此懸殊，他的反抗就隻能在心裏怨恨和選擇自殺。這種反抗看似無力，但處在他的境況中，這是他所能采取的最好最極端的反抗方式，其中反映出的強烈反抗精神是極其可貴的。男人的反抗結果是一死，作為沒有社會地位的女人，何氏除了在心中保持對丈夫的忠貞和對宋王的仇恨，她的反抗道路更為艱難曲折，也更顯得激烈。何氏被奪後，並沒有因進了皇宮而忘了夫妻恩情，所以偷寫密信決定以死殉情。但她的死並不像韓憑那麼容易，而是費盡心機，終於實現了抗爭殉情的心願。這種反抗精神是用肉體的消亡為代價來表現的，因而更顯珍貴。
故事中的反抗精神表現得更為激烈充分的是結尾。求合葬觸怒康王，他對死人也不放過，讓他們生不能在一起，死後也隻能咫尺相望。但夫婦二人的真情感動天地。衝破康王的阻撓，變為根交枝錯的巨樹，化作交頸相鳴的鴛鴦，也要繼續他們的戀情，頑強地反抗著康王的凶殘。這比《孔雀東南飛》的結尾更有力量，更感人至深。“相思樹”和“鴛鴦鳥”也成了他們不可分離的愛情和強烈反抗精神的象征。
另外，小說對人物形象的刻畫也是相當成功的。宋康王在曆史上就是個昏庸殘暴的君王。《史記·宋微子世家》中稱其“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對這一人物，文中用奪人妻、害人夫和合葬作梗幾個情節使其殘暴昏庸的醜態躍然紙上。
何氏不僅貌美，且忠於愛情。被迫進宮後即準備以死殉情，把死當成反抗昏君的手段，她的反抗雖然曲折艱難，卻堅決而機智，更突出了她“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美好品格。正如相傳為何氏所作的《烏鵲歌》中所唱的：“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康王。”
身遭不幸的東海孝婦
被人稱為“元人第一”的關漢卿，其代表作是《竇娥冤》。劇中的主要情節明顯受到了幹寶《搜神記》中《東海孝婦》的直接影響。
據有關史傳記載，中國曆史上有關孝婦的故事出現較早也較多。《淮南子·覽冥訓》中有“庶女叫天”的記載，後高誘為之注雲：“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婆婆）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台。”這就是對孝婦故事影響較大較早的齊寡婦傳說。高誘作注之前，劉向《說苑·事類賦注》卷二亦引其佚文，情節較高注簡單。二者重在寫婦之孝，基本情節相同。
《說苑》卷五又載“東海孝婦”事，《漢書·於定國傳》也記有此事。但這時的孝婦故事已有變化，增加了內容，更主要的是借孝婦事突出於公形象。於公乃漢宣帝廷尉於定國之父，《漢書·於定國傳》雲：“其父於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斷）獄半。羅文法者，於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可見這時孝婦故事已讓位給公案故事而成為次要內容。
另外，宋王韶之《孝子傳》又記有周青傳說，孝婦已有名姓，大致情節與齊寡婦傳說基本相同，隻是結尾變雷電擊台為熱血逆流。可見，宋以前類似傳說已頗為流行。
幹寶的《東海孝婦》顯然是在這些故事傳說的影響下，綜合眾多的情節而創作完戰的。他成了孝婦故事的集大成者。至此，孝婦故事已基本成為一種故事類型，情節較為整齊詳細。
故事講的是：漢代東海郡有一寡婦名周青，奉養婆婆十分孝順。婆婆說：“你養我很辛苦，我年事已高，死不足惜，何必再連累你呢？”於是懸梁自盡。她女兒認為是周青殺了婆婆，告了官。官府拘捕了周青，周青受不了酷刑折磨，被迫認罪。當時的獄吏於公執法剛正嚴明，他說：“這個媳婦養姑十餘年，因孝而得名，必不殺母。”太守定案時，沒采納於公的意見，於公爭辯無效，哭著離開了官府。
周青被殺以後，東海連續三年大旱。後任太守到任，於公說：“前任太守殺了一個孝婦，才有今日之旱。”太守立即親自去祭奠孝婦，並在她的墓上設立標誌以示表彰。於是天立雨，歲大熟。
據當地的老人傳說：周青將被殺時，請求在車上插立十丈長的竹竿，上懸五色旗。當眾發誓：“如果周青有罪，情願被殺，血向下流；如果死得冤枉，血則逆流。”行刑後，她的血呈青黃色，沿竹竿上流至頂，又順旗流下。
這就是孝婦故事的基本情節。盡管不同時期的人們對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工創作，但作為一種故事類型，讀者在欣賞時卻可以從中解讀出不同的意義。接受美學認為：文學本身是一個多層麵的開放式的圖式結構，它的存在意義和價值僅僅在於人們可以對它作出不同的解釋，這些解釋既可以因人而異，也可以因時代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但無論哪一種解釋都是有意義的，也是合理的。從對幹寶的“孝婦故事”的解析中，至少可以解讀出三個層麵的意義：一是孝婦之冤；二是於公為官之正；三是當世吏治之昏。故事本身就像一個信息源，其中蘊藏著無比豐富的信息供人們解讀。對它自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論如何，它的主要內容仍在寫孝婦，從這一角度講，這篇故事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相當完美的。首先，孝婦故事的生成有著豐富的生活基礎。《漢書·於定國傳》中，於公實有其人，他為之昭雪的孝婦事亦當實有之。《後漢書·循吏·孟嚐傳》又記有上虞寡婦事，情節與“東海孝婦”基本相同，且記有孟嚐引述於公為孝婦昭雪鳴冤一事，二者互相參證。《晉書·列女傳》的陝婦人事與上虞寡婦事均見於正史，當實有其事。事雖有別，但孝順和冤屈的情節基本相同。封建製度下崇尚吏治，人群劃分等級，法製不健全。官吏執法隻能靠道德自律，沒有外在力量的約束。因此，人很難不以情代法，主觀武斷，所以社會中冤情必多。漢代武帝時即崇尚吏治，《史記》中有循吏和酷吏兩種，且酷吏極多。晉代世族門閥製度等級森嚴，下層人民該有多少不平和冤情可想而知。關漢卿所生活的時代，也是社會亂離，人與人之間極不平等的曆史時期。所以從孝婦冤情故事盛傳的幾個曆史時期的社會狀況中可見，孝婦故事隻不過是大量存在於生活中的冤情事實的一種，相對而言更為典型，是生活現象的集中反映。
其次，故事中先寫婦人之孝，後寫婦人之死，這一筆法很有特色。如隻寫其冤死則流於平淡無奇。文中簡寫其孝，用孝以襯其冤，孝與冤死對比，孝婦愈孝，則其死之冤愈鮮明突出。文中最後又寫了孝婦死後熱血逆流，大旱三年。這一浪漫主義結尾被關漢卿所繼承並發揮，除保留原有的浪漫情節外，還增加了冤魂訴冤複仇的新情節。對孝婦故事類型作了重大發展。孝婦枉死，天地才有奇變，天地及事物違反常規的變化是因孝婦死引起的，這才更顯示出孝婦之冤之奇，所以，這一浪漫的情節，正是故事本身最具藝術性的地方。
總也抹不去的幸福
王安豐（王戎）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勿複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這是記述西晉吏部尚書王戎夫婦間的一個小故事。王戎勸妻子不要稱他“卿”，因為這種稱呼很隨便，夫妻間一般不宜使用。而他妻子卻說，我是因為愛你，才稱你為“卿”，我不稱你為“卿”，還有誰更有資格稱你“卿”呢？“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寥寥數語，便將其熱烈、大膽的感情表現出來了。王戎無奈，隻好任憑她叫去了。王戎妻的熱情奔放，即使拿到今天來看，也稱得上開放派了。
夫妻間可謂無話不說，因而，錄其一語，便足以表現出婦女最細膩的情感。如《排調》記丹陽尹王渾夫婦間事。王渾與妻子鍾氏一起坐在庭院裏，見兒子王武子走過，王渾高興地對妻子說：“生個這樣的兒子，足以令人欣慰了。”妻子笑著說道：“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意思是說：“假如我能婚配參軍（王渾的弟弟王倫）的話，生的兒子本來可以不止這樣呢！”妻子對丈夫的誇獎在內心裏是十分甜蜜的，然而嘴上卻不說，反說自己本來可以做得更好呢。話中似有責備丈夫的意思，實則表達了對丈夫的滿意和親切之情。
夫妻之間的愛情生活是甜美的。然而，麵臨愛情、婚姻的選擇，女性們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假譎》第九則中劉氏母女二人，因戰亂而流落江南溫嶠（曾任東晉司馬）處。劉氏托溫嶠給女兒找個女婿，溫嶠因見其女“甚有姿惠”，自己又喪妻已久，便有意給自己定親。他回話說已找到了一戶人家，門第、名聲都不比自己差，並送上一玉鏡台作聘禮。至拜堂後，新娘用手撥開紗扇，拍手大笑說：“我固疑是老仆，果如所卜。”一句話便寫出了劉氏女對這樁婚姻的滿意和喜悅之情。在戰亂年代，找一個安定的依靠是極不容易的，更何況找一個像溫嶠這樣有名望、有地位且人品極高的丈夫呢？又如東晉士族諸葛恢的大女兒，曾是太尉庾亮的兒媳。新寡後，其父答應將她嫁給江玄思，她卻不從，但最終經不住江郎的追求，默然相許了。《尤悔》第二則中的顏氏女則是自認為婚姻不幸福，卻又因丹陽尹王渾家門第高貴而不敢離婚。《惑溺》第五則中女主人公賈充（曾任三國魏尚書仆射）女更是一個大膽追求所愛的女性，甚至與韓壽（官至河南尹）偷情。其文曰：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責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並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蹺捷絕人，逾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曆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托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這個故事是以真摯愛情的最終勝利為結局的。作為父親的賈充無可奈何，隻好秘而不宣，將女兒許配給韓壽，以了結這段私情。故事的大致情節與後來《西廂記》頗有些相似，隻是人物形象還不夠豐滿，卻初步具有了小說的雛形。文字簡潔生動，且富表現力。與此篇相映的，是《賢媛》第十八則中的西晉時庶族女子絡繡，為了增光自家門第，而甘願做妾，嫁給了士族出身的安東將軍周浚。女主人公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反映出了魏晉時期庶族階層對較高門第的傾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