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鄉的建房熱，首先是因為人口激增、多少年來對民用住宅的忽視所致。然而，我們似乎也不應忘記另外一個事實：1989年的一次清查中，8個省違紀建私房的幹部達29萬人，其人均建築麵積317平方米。多少城市居民不得一間安居之所，這樣的人場歎還不夠觸目驚心嗎人上四川省潼南縣10個區鎮的61個區級千部中就有9個區鎮21個幹部超標準違紀建私房。縣委、縣政府、縣人大名局級千部建私房。縣人大有一個副主任蓋了四層小樓之運述要申請在原地補征30平方米土地作為建廁所之用。
30平方米是北京、上海普通的三口之家求之不得的住房麵積。
這位人大副主任竟然用來修一個廁所。
關於房子的民謠生動、透徹：有權的“妻離子散”，無權的“四世同堂”。
書記要建房，主任來幫忙；主任要建房，科長來幫忙；科長要建房，采購員來幫忙；采購員要建房，好處費來幫忙。
何謂“有權的妻離子散”？房子多了，一處兩處三處，這在中國從北京到一個小縣城是公幵的秘密。
湖南省臨澧縣官亭鄉，鄉黨委朽記、副書記營建豪華樓房時，這個鄉還有39戶農民住在山上的岩洞裏。
1988年9月，湖南沅、澧流域遭特大洪水襲擊。田地荒蕪，房舍塌毀，民生無著，災民們在大堤上以喂料棚棲身，而漢壽城裏卻有人在蓋新房。有民謠歎道：
漢壽遭了災，千部建條街，錢從哪裏來？大家猜一猜。
四川省石柱縣是全國的貧困縣之一，全縣人均收入不足200元。這個縣有少鄉民住在山洞裏，是20世紀行將結束時中國的新山頂洞人。而縣城裏，人大主任，縣土地局長，縣公安局長等人卻堂而皇之地造起了一條“官街”。
藤你無法想象一個小官，何以有如此大的權力。江西景德鎮市機械丄業公司黨委的張姓書記，為都昌縣一個包丄頭介紹了一批掙錢的活，這個包工頭“以恩報恩”便在市裏為張書記蓋私房一幢。這種交換幹脆利索，如果追究起來，前者是“：.：作需要”，後者是“慷慨贈予”，合理合法得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業局一離休的局長，在已經有兩套共120平方米的住房的情況下，說是要蓋個“窩”，便由林業局批給他10個立方米的木材，老局長自有功夫，到手的時候已經是40立方米了。然後再把這些木材運到一個貯木場，先是說請代保管，緊接著便轉手倒賣，賣誰呢？是公家。公家花錢買的是本來屬於國有資產的林木。一張作為中介的批文，10立方米的木材在“餘熱”的發揮之下，又變成了40立方米到貯木場擱一擱再賣給國家，大把的錢便流進了自己的腰包。
然後是動工破土，大庸市張家界森林公園三角坪又多了一幢屬於私產的別墅樓房，戶主當然是那位已經不在位的老局長。
這是《芙蓉》雜誌披露的。
地是怎麼批下來的？國家級森林公園內怎能修造私房？這些問題對某些人來說，似乎都不是問題了！國家的法律保護不了國有土地。
我們的土地就是這樣被一塊一塊地切割的，連同土地上土地下的資源一起流失。
於是在被稱為“幹部建房熱”中留下的，是在中國城鄉抹不去的凝固的腐敗。這些凝固物將是鼓勵腐敗的誘惑呢？還是警示後人的恥辱柱？即便在城市，住房上的貧困階層，最新的統計說北京至少有20萬。這20萬中有的是返城的老知青，他們把青春獻給農村之後拖家帶口好不容易回城時，已經幾乎一無所有了。她姓王，住在南長街的一個四合院裏，四合院早沒有院子了，家挨著家，四處堆滿雜物，1968年，她15歲時去山西農村插隊，十載青春年華滴滴無遺地獻給了那一片黃土地，與當地一個農民結婚，幾年後丈夫去世，兒子3歲，女兒尚在腹中。
曆盡周折，她是最後一批才回到北京的。回來也迷茫啊！這偌大的京城，寬闊的馬路，對拖兒帶女的她竟是那樣的陌生。她沒有自己的屋簷。她的娘家收留了她，人生有時候也實在細小，除了父母慈愛，哪有停靠的港灣？
她的幸運是：她的父母及家人一起分擔了她的苦難。苦難卻似乎沒有邊，娘仨人還得擠在一張床上。
平凡人家的平凡故事，在剪彩與消費繁榮的熱浪下，人們很少注意到。
北京有多少空著的房子？有多少分到了名下卻無人居住的房子？這個數字大約很難統計。
有一個數據出於權威部門，而且是絕非誇張的：全中國至少有5的城鎮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新的城市貧民階層已經出現了，我們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活，我們能忘記他們嗎？
《視點》1994年第4期的文章說：
掌握實權的千部，每逢節日、出國，送禮者不乏其人；原始股票，股權證，進出口許可證，低價土地使用權，招工指標，戶口指標，貸款指標，凡屬緊缺資源，大部分沒有公開拍賣，而是成為“尋祖”的對象。
腐敗，正在腐敗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土地是我們生存、發展的根本，這個地球上惟一屬於我們的立足之地。
當腐畋作為一種使人民百姓人見人恨的社會現象出現在中國的土地上時，它曾經是躲躲閃閃的、少數的、有節製的，後來居然理直氣壯起來，甚至招搖過市，乃至進入流通、左右市場。